



本书研究的区域大致为: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代的思明土府核心区)、百色靖西市(清代的归顺州地域)。其中,宁明县位于左江上游明江流域,靖西市则处于左、右江上游的分水区域,两地均处中国、越南边境地带。在宋代,这一带属于广南西路邕州管下羁縻州县与溪峒,元代两地分属思明路、镇安路,明代两地分属思明府黄氏土司与归顺州岑氏土司,清雍正间两地得到改土归流。在本书附录二中,还将考察中越边境沿海地带防城港市,其属明清时期广东廉州府钦州的西部地区。钦州在宋代归属广南西路,解放后重新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从靖西到宁明再到防城港一线,完整囊括了中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带。
湿热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众多的溪流,使得广西左、右江流域成为人类早期居住的区域之一。古人类遗址、左江岩画以及发达的稻作农业便是明证。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但它们却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马平川。水田一般为四周的石山所环绕,聚落则围田居于山下,当地人称这样的人地组合为“峒”
。
历史上,这里的人群被称为“蛮”“峒民”“狼”“僮”等,当今他们被识别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中越边境一线是壮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以广西靖西市为例,当地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以上,是最为典型的壮族聚居县。在防城港沿海一带则分布着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具有渊源关系的京族,其也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广西地方史书写,较多关注郡县制度、文教推行及汉族移民等课题,其目的在于强调广西区域与中原地区的同质性。来自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则反映出广西(特别是广西南部区域)与东南亚地区在史前文化、生计方式、族群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比如铜鼓文化、“那”(稻作)文化、语言文化等。当下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多将对广西南部、越南北部一带人群的研究视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区域的历时性发展演化不够关注,亦即对“国境”“边界”的动态建构关注不够。
在唐代及之前,中国与越南(交趾)是连成一体的,相当于今越南国的地区(隋唐时期今越南中、北部)是中华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唐末,越南逐渐走向独立自主,中国与越南的分化及广西区域的边疆化也随之发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的“华夏边缘说”引起学界重视。王认为,华夏边缘的根基在于这些区域已达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亦即农耕与游牧的界限。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南方却明显不存在这样的天然界限。因此,在这样一个非“生态边缘”的华夏边缘讨论国家、族群的分化、整合,以及地方社会的变迁,是一项新的、有意义的课题。
总之,全书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进行展开(当然并不仅限于此):宋朝时期,这个区域的人群如何理解、看待“中国”?宋至明初,当地土酋势力发生了怎样的分化?明朝时期,在所谓的“土司制度”之下,当地人面临何种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有何应对策略?清朝时期,此区域的基层社会和文化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深层原因为何?当下,地方社会的信仰与仪式有什么特点?体现了何种象征与隐喻?最后,笔者总结了国家整合的方式问题及其地方意义,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