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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同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邕州都督府下辖的羁縻州。有宋一代，仍沿袭为思明州。元后，升为思明路总管府。明洪武二年（1369），又改为思明府。初，领有思明州、上思州、忠州、江州、思陵州、上石西州、下石西州、西平州、禄州、凭祥县等。
由解缙碑文可知，黄广成因父亲墓碑未有刻辞而跪求解，而解也认为“斯言亦信，可书而刻之”，所以碑文中所载世系应该是黄广成口述的。此外，黄广成虽将自己的祖先溯及侬智高起事的时代，但是他能指名道姓的训武君，却是宋末元初的人。碑文载：“至训武君二男，长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汉阳路；次袭知思明州，元世祖命镇南王脱欢讨交趾，为向导供给。”元朝镇南王脱欢的两次出征安南，分别发生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是可推知训武君生活的大致年代。
这个黄训武，并未见载于其他史籍中。史料显示，宋末元初，思明州的首领叫黄炳。宋末，左、右江区域面临着颇为复杂的“国际”局面。安南陈朝立国的第四年（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安南国王陈日煚派遣使者带着方物，上表请求宋朝册封。端平三年（1236），宋理宗“赐安南国王封爵、袭衣、金带”，
两国的朝贡关系正式确立。自此以后，双方使臣来往不绝。到了13世纪50年代末期，双方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13世纪初期，蒙古势力开始崛起。端平元年（1234），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铁骑将战线推至了长江、淮河一线。为了从侧面突破南宋的江淮防线，进而进攻其腹心地区，蒙古蒙哥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并于次年底，攻破大理国都。宝祐五年（1257），蒙古将领兀良合台移兵进入安南，并遣使向安南“谕降”，遭到了安南方面的顽强抵抗。《大越史记全书》载，丁巳七年（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冬十一月、令天下修缮器械。十二月十二日、元将兀良合台犯永乐阮。帝自将督战、前冒矢石”。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不得不加强对广西左、右江一线的边备。知潭州的李曾伯先是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广南，后又改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今桂林）。面对安南境内的战事以及蒙古铁骑对右江区域的试探性进攻，左、右江区域的土酋们充当了宋廷情报提供者的角色，而黄炳也不例外。
宋宝祐五年（1257）十二月，李曾伯上疏曰：
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侬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经司虑其恐涉虚妄，未敢遽凭申朝廷，已令契勘地里远近及所报虚实。
宝祐五年（1257）十二月，蒙军攻陷安南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国王陈日煚败走海上。但蒙古大军仅在安南停留了九日，便因天气炎热而班师北归了。《元史·安南传》载：“（十二月）兀良合台亦破其陆路兵，又与阿术合击，大败之，遂入其国。日煚窜海岛……国兵留九日，以气候郁热，乃班师。”
安南战败以后，与宋、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即安南虽然继续维持与宋的朝贡关系，但很快就臣服于蒙古，并与其建立了朝贡关系。《大越史记全书》载，戊午八年（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春正月，“遣黎辅陈、周博览如元。时元使来索岁币、增其职贡、纷纭不定。帝命辅陈往、以博览副之、卒定三年一贡为常例”。
安南向蒙古称臣纳贡的原因有二，一是宋、蒙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二是战争期间，安南方面曾向宋廷求援，但宋廷并未向安南派出一兵一卒。
宝祐年间，思明黄氏不仅向宋廷提供情报，也与安南朝廷发生关系：
丙辰六年 宋宝祐四年（1256）秋七月、武成王尹挈家出亡。宋思明府
土官黄炳执送归我。尹安生王子、显慈所生也、安生有衅于国家、及显慈崩、失势、故亡之北国。帝赏炳金帛。
丁巳七年 宋宝祐五年（1257）春二月、黄炳挈家诣阙、进其女、纳之、册为惠肃夫人。
由第一段引文可知，安南的武成王因政治上失势，企图逃亡宋朝。黄炳将其捉拿后送还了安南国王，并由此得到了安南国王的赏赐。在第二段引文中，黄炳“挈家诣阙”，并与安南国王建立了姻亲关系。
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七月的“条具边事奏”中指出：
思明州黄炳通交已久，诸女皆嫁交国，左右多受交官。此却虽不致劫杀为患，而阴谋尤为难测。雄飞
与臣书亦虑之，深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诸峒习见，未免仿效。而此等奸宄，人面兽心，平时犹梗吾化，有急必为敌用。
由上则史料可知，黄炳不但与陈朝皇帝缔结姻亲，其部众大多也接受了安南官职。因此，在李曾伯看来，黄炳实乃“人面兽心，平时犹梗吾化，有急必为敌用”。
宝祐六年（1258）初，即在安南向蒙古纳贡称臣后，蒙古大军开始直接从云南进攻广西。加之宋廷对安南“附敌”情形不甚清楚，故对黄炳的“通交情形”只能听之任之了。李曾伯在当年八月的“回奏宣谕”中说：
观炳特一峒，交乃一国，炳附交之情固久露，交附敌之迹犹未明，去炳故易于去交。而谚谓打草惊蛇，恐犯此戒。不若且令雄飞姑容炳过，深查交情，事果当为，擒贼擒王，炳特余事。
由此可见，宋廷此时已经无力控制思明这一地区了，李曾伯奏文中的“去炳故易于去交”“擒贼擒王”，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词。据《大越史记全书》载，癸亥六年（宋景定四年，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冬十二月，“宋思明府土官黄炳进方物、仍将部属千二百人来附”。
由思明黄炳的例子可见，11世纪以来，边缘人群的效忠与归属是相当易变的，当两边王朝的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变化时，亦即自身受到的控制力发生变化时，这些边缘人群便会选择重新“站队”。
进入元代，思明地区面临着新形势：元廷凭借强大的军事战斗能力与十足的扩张野心，两次发动了对安南的攻讨，而在两次攻讨的过程中，思明均是作为进攻与撤退的重要据点而存在的。正是这两次攻讨安南的战争，强化了思明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形成了思明黄氏祖先记忆的重要场景。
第一次攻讨发生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至次年六月，表面原因是，已经归附元朝并设行省以抚之的占城发生叛乱，元廷要求安南方面为出征的镇南王脱欢提供兵粮，而安南方面却派兴道王陈国峻阻击进入安南的元军。深层原因则是，元廷存有立省安南的企图。
元军从思明进入安南境内后，取得节节胜利，并在次年正月，攻破了安南国都。但到了六月，由于受到以兴道王为统帅的安南军队的反击，元军中撤军之议渐起：“官军聚诸将议，交人拒敌官军，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官军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遂弃其京城，渡江北岸，决议退兵屯思明州。镇南王然之，乃领军还。”
在撤退途中，元军受到伏击，将领李恒中矢，“以毒发，薨思明州，年止五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元廷发动了对安南的第二次征讨。据《元史·安南传》载：“十一月，镇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万户贺祉统之，以守辎重。程鹏飞、孛罗合答儿以汉、券兵万人由西道永平，奥鲁赤以万人从镇南王由东道女儿关以进。”
由此可见，思明既是元廷征讨安南的军事基地，又是元军物资的陆路供应站。与第一次相似，元军很快就攻下了河内，但到了次年春，天气转暖后，元军便一直打败仗。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元军北撤，安南军队则沿路伏击。元军在白腾江（今红河）遭到水上阻击，大批将领被俘，镇南王从陆路艰难地撤回思明：“镇南王次内傍关，贼兵大集……谍知日烜及世子
、兴道王等，分兵三十余万，守女儿关及丘急岭，连亘百余里，以遏归师。镇南王遂由单己县趋盝州，间道以出，次思明州。”
据《安南志略》载，思明州牧黄坚曾帮助镇南王绕过设伏的女儿关：“王闻彼兵掘陷马阱，守女儿关；遣思明州牧黄坚，引由他道，径至禄州，全师还。”
这个黄坚，就是解缙碑文中黄训武次子、黄忽都高祖的原型：“至训武君二男……次袭知思明州，元世祖命镇南王脱欢讨交趾，为向导供给，从王入朝，世祖悦之，手抚其背，亲酌，赐之衣服金帛，授勋虎符龙虎上将军、广西两江道都元帅，仍思明路军民总管，是为公之高祖。”
据《元史·世祖本纪》载，黄坚不仅向元廷奏报，上思州黄圣许“聚众”为患，还主动要求参与对黄圣许的征讨。至元二十九年（1292）闰六月，“湖广省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圣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诏许之。”
史料中的“左江总管”黄坚，上思州黄圣许乃黄坚“管内”，充分显示左、右江区域的“溪峒”体制（或曰“行政区划”）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各土酋势力的消长变化，使得地方酋领与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了新的结合方式。
元世祖时期，左、右江地区沿袭前朝的羁縻“溪峒”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改思明等四州
为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
又据元人傅若金的《傅与砺文集》卷五《送南宁路总管朱侯之官诗序》载：“国初复邕州，即其地创宣慰司，制两江。后稍徙太平，加都元帅府。元贞初，始合广西、两江道，定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静江而分府于邕州。”
综上所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左、右江的思明等州升为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
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先治邕州，后徙治太平。元贞元年（1295），合并广西道宣慰司与左右两江道宣慰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静江，分府邕州。另据成书于元贞、大德间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载，左、右江地区曾设田州上思等处军民宣抚使司都元帅府。
鉴于《元史》等史籍中均未出现关于“田州上思等处军民宣抚使司都元帅府”的记载，故笔者推测，其存在的时间可能很短。
据嘉靖《南宁府志·艺文志》中收录的《邕州路重修儒学大成殿》碑记载，大德七年（1303），邕州路在重修儒学大成殿时，思明路黄昔剌不花邀请到时任湖南宣慰使的赵淇撰写碑记：
七年癸卯正月，经始越五月，帅升治桂林，托其事于副都元帅古欀唐公世忠。未几，都元帅思明黄公昔剌不花觐还，相与协心济美，以克就绪……黄帅以石西州判冯遇龙请记长沙，曰之役也，陈帅实倡之，身与唐帅继成之，在我固不敢扬己之善，而亦不敢夺人之美，愿有以求诸辞而垂厥功，实乃邕士赖。
碑文中的“黄昔剌不花”，很可能是黄坚的蒙古名字。他在与元廷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扩大了自身的权势，并得到了元廷的重用。《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黄坚为“左江总管”，“左江”疑指思明路。大德七年（1303），他又被提拔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而在解缙碑文中，黄忽都之伯父黄武胜亦有都元帅的称号，此一说真实性尚无法断定，但无论如何，这些无疑都是黄昔剌不花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宋代，邕州控管着左、右江区域的数十个羁縻州县以及大量的溪峒，入元以后，在这些州、县、峒之中形成了层级、体系，这种体系又被结合进整个的国家管理（官僚）体制之中。左、右江的思明等州被升为路之后，与静江路、南宁路
等处于名义上的同等地位，其上层均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由此便形成了划一的“行政区划”。元朝的政治与文化受到多个族群的影响，形成的政治制度不是以汉人为中心的，而是多元包容的。
总之，入元以后，中央王朝控制边缘人群的方式，开始由传统的“羁縻制”向“土司制”转变，但需要明确的是，明将元的制度框架继承下来时——明将元的“路”改为“府”——其内涵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土司”“土流之别”的制度与概念是明代的，元代虽有“土官”之语（见载较少），实无“土官”之制度。由于元代的官僚体系与行政区划根本没有土与流的对立与区分，所以在元代，“土官”常常用来指称那些尚未进入官僚体系的地方酋领。
因此，区分中国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特性（包括族群性），可为我们祛除“溯源式”研究的后来之见，打破历代王朝连续性、一体化的刻板印象，恢复历史上一些制度、人事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