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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智高起事以及中央王朝的“平叛”事件，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影响值得重视。第一点，可谓之“地方政治体灭亡的地方就是（两个）王朝国家边界生长的地方”，这点和王朝国家的内部绥靖不一样，在后种情况下，地方政治体的控制范围往往完整为（一个）王朝国家所接收。第二，历史事件可以转化为“历史资源”，后人会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动用“历史资源”以实现自身利益。
明清时期，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家族逐渐形成编撰祖先谱系的传统。白耀天认为，壮族土官族谱的形成与明初土官承袭制度的创制有关：“为了防止冒袭，杜绝争端，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诏令土官报袭要上交亲供宗支图本，吏部验封司并立有《土官底簿》记载在案，使之不易混淆，查对有据。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土官们溯流追源，方才在亲供宗支图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官族谱。”
明清时期，在众多土司家族谱系书写中，北宋侬智高起事成为普遍的、模式化的借用场景，土司们的第一世祖先往往都是随狄青南下征讨侬智高的部将。那么，这种叙事模式的源头在何处呢？它的出现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情境呢？本章将从这两个问题切入，考察思明土府及其周边地区在宋末至明初时期的历史。此外，笔者还将揭示国家边界与人群身份认同意识的生成，以及这种生成背后的地方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