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梳理了中、越两国史籍中,有关侬智高及其家族的史料,重建了侬智高及其父辈所面临的历史场景——侬氏处于北宋与交趾两个王朝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处于高速封建化、集权化进程中的交趾李朝,正极力向北扩张、压迫。本篇试图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侬智高曾自主建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原来控制的地域也为宋、交两个王朝所瓜分,从而为宋、交双方深入控制这个区域提供了契机。于是,中、越两国之间的界线,就在双方力量交接处初具雏形。
在葛兆光看来,宋代是一个“中国”意识凸显的时代,是中国“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他还从“国境”“爱国”主义以及“华夷”意识等方面加以论述。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概念,但宋代的情形确实有些特殊。宋王朝周边既存在着一些强大国家(如契丹辽国、蒙元),也有一些国家的集权化正在加速推进(如交趾),还有一些地方酋领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如广源侬氏)。面对周边众多挑战的宋王朝“自觉”意识凸显,“中国”一词的使用变得愈加频繁,这当中既有自称,也有他称。如前所述,广西转运使萧固曾言“顾今中国势未可以有事于蛮夷”;侬智高曾向邕州指挥亓赟探问“中国虚实”,侬还自称不惧“中国名将”;交趾李朝曾称“所部之民亡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
11世纪时,宋王朝在南方、北方,特别是在北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划界行动,甚至还有绘制地图的行动;在南方的两广、荆湖地区,还出现象征政府管制,并与交趾等分界的“省地”概念。无怪乎陶晋生感慨道:“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
国家除了控制土地外,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人口。宋王朝对边境地区人口的控制逐渐强化,对其身份定义也相当清晰,这突出反映在王朝典制中频繁出现的“归明人”概念上。朱熹曾云:“归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来归中原,盖自暗而归于明也。如西夏人归中国,亦谓之归明。”
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其部众来降者,均被宋廷定义为“归明人”。而在《庆元条法事类》这部宋代“法律”类编中,王朝国家对归明人的待遇和限制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规定。
其中一些条款,甚至可以从今日之“国民待遇”角度去理解。同样,交趾李朝对于边境地区人口也有着严格的控制。熙宁年间,交趾以“所部之民亡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为由,数次入侵宋境。
宋代“中国”之于边疆,无疑是具有政府管制特点的,但在某些特定地域,它只能依靠经济、文化联系来维系关系,缺乏固定清晰、连续绵延以至闭合的边界。在不同王朝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过渡地带”,而在这些“过渡地带”甚至存在“无主”之土地与人民,他们也曾试图“以我为主”,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
总之,王朝国家对各个地域施加的影响力、控制力有强有弱,并非均等,管理方式也多种多样。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持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点: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水平、交通条件、信息控制能力以及文教普及程度、社会发育程度等,牢固的边界不可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