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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交趾攻破钦州、廉州。次年二月，宋廷决计反击，以知太原府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使，率大军讨伐交趾。宋廷原本拟从海陆两路进攻，但斟酌再三之后，命郭逵带领诸将从广西邕州左、右江进入交趾，于是，左、右江的峒丁便成为宋廷“团结”拉拢的对象。同年五月，“团结”峒丁遭遇困难：“广南西路缘边左、右江州峒团结丁壮以备攻讨，农耕及时，人力不足。”宋廷趁机以丰厚的钱粮利诱之：“两江丁壮，除老弱令农作，其强壮并追集，人日支粮一升、钱二十，于要害控扼处立寨栅，分番训练。武艺精者优赏，与正兵合力备御，其老弱如阙乏，亦赈济之。”
宋军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广源州的刘纪。起初，宋廷打算拉拢刘纪，故熙宁九年（1076）五月，神宗下诏：“郭逵、赵禼遣人招谕纪等，许令效顺，如即今未可投附，但密通诚款，俟大军到出降，当议申奏，优与官爵、田宅及金帛之赐。”
九月，郭逵领兵到达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后，直接派将领燕达击败刘纪，并占领了广源州。十二月，郭逵率军打到富良江
畔。因交趾军队固守大江南岸，宋军又缺乏粮草供应，故在李乾德乞降的情况下，郭逵“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而班师。
占领广源州后，宋廷便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积极经营。熙宁十年（1077）二月，宋廷改广源州为顺州。
三月，御史中丞建议广西安抚司、监司，应对广源州筑城及相关防守事宜从长计议：“近闻增筑广源州，选武臣为守。愿先下本路安抚司，令与监司熟计其利害，条列一岁凡用甲兵若干，资粮若干，甲兵调于某所，资粮取于某郡，使兵足以胜敌，食足以赡兵。”三月宋廷发出的诏书布置了广源等州的军事防守：“诏安南新克复广源、思琅等州，可差洪州等处威果等十七指挥往防托。”
此外，宋廷还非常重视当地的金银等财富。如三月，宋廷下诏：“特迁虞部员外郎毕仲熊一官，专切管勾兴置顺州等处坑冶。”广西经略司则被要求对这些生产出来的金银进行“回易”。
宋廷还拟给归附的峒酋以“朱记”：“东头供奉官韩永式言：‘广源等州县溪洞蛮众悉已降附，乞各给朱记。’诏经略司具当给印记人数以闻。”
但是当年七月，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神宗下诏，让广西的边臣们计议顺州的弃守问题：“机榔县（疑为桄榔——笔者注）既为交贼袭据，未见本路作何措置，及决里、顺州久远，可与不可固守，如何即不损国威，及经久兵力财费得免劳乏。委赵禼、李平一、苗时中同共审计确的厉害，不得依违顾避。”
当时，困扰宋廷的主要是驻守顺州官兵的大量死亡问题。元丰元年（1078）正月，顺州驻扎介定“染瘴而卒”，“定从郭逵南征，所至常先登破贼，及留新造顺州，抚养士卒，完葺城壁，图画山川、道路、战阵之法，咸有可称”。
紧接着，顺州都监杨元卿也殁于顺州。
知顺州的陶弼也死在任上。时人沈辽（1032—1085）为陶弼撰写的墓志铭称：“顺州其地出邕城，深入二千余里，山恶多毒草瘴气。……顺之戍兵才数千，戍久率苦疠，闽粤之士死者十常七八，北军生还者十之一二。”
与此同时，交趾亦请求宋廷归还包括广源州在内的北部五州。元丰元年（1078）正月，交趾郡王李乾德上疏称：“臣已奉诏遣人献方物，乞赐还广源、桄榔等州县。”九月，宋廷下诏交趾郡王：“但以邕、钦、廉三州无辜之民，迁劫遐陬，久失乡井，宜尽根刷，牒送广西经略司交割，俟人口归复省地，其广源、思琅等处兵甲，当议追还，复隶交州管属。”
同年十月，在交趾归还省地人口的前提下，宋废顺州，以其地畀交趾。时任广西转运副使的苗时中就此评论说：“顺州所筑堡寨，深在贼境，馈运阻绝，戍卒死者十常八九，不如弃之。”
可见，当时并不具备在广源州设置飞地似的州县的交通、防卫、信息传递等条件。
广源州归还交趾，并不意味着侬智高事件的结束。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归明的首领侬智会、侬宗旦及其所领勿阳峒（古勿峒）、勿恶峒，也就是宋改称为归化州、顺安州的地方，事端和争议一直不断。据《宋史·熊本传》载：“熙宁间，既以顺州赐李乾德，疆画未正，交人缘是辄暴勿阳地，而逐侬智会。智会来乞师，本檄问状，乾德敛兵谢本，因请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赐之，南荒遂安。”
元丰五年（1082）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杨寿安不仅侵犯归化州，还打算进攻顺安等州。次年（1083）六月，宋廷的成卓与交州的黎文盛在邕州永平寨“计议疆至”，双方就疆界问题展开谈判。元丰七年（1084）十月，宋廷下诏交趾郡王：
向观奏牍，陈叙封疆，特命边臣计议辨正。卿保膺宠禄，世载忠纯，钦奉诏旨，申饬官属，分画州峒，本末以明。勿恶、勿阳二峒已降指挥，以庚俭、邱矩、呌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其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卿其体此眷私，益怀恭顺，谨遵封约，勿纵交侵。
而从黎文盛写给熊本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宋、交分界的具体位置：“成卓言：上电、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城、贡、渌、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画界，以为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听，不敢争执。”
在这封信中，黎文盛虽表示对于成卓提出的方案“不敢争执”，但还是抱怨道：
然侬氏所纳土，皆广源之属也。幸遇圣明，万政更张，何爱此硗确瘴疠之地，不以回赐本道，存庇外臣？或曰：昨王师所取者当还其守吏，执而归明者难复也。文盛以为土有主属，守吏执而逃去，盗主之物也。主守自盗不赦之赃，盗物寄赃，法亦不许，况可污于省籍乎？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知，宋廷强调的是，“守吏”（侬氏等土酋）有权决定自己领土的归属。黎文盛则驳斥道，领土有更高的主属，而守吏执土归宋就是“盗主之物”，颇有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主张的意味。宋廷又搬出更为久远的历史：“归化州，故勿阳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使刘初以为皆广源州故地。开宝中，广源道坦绰侬民富愿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蛮内附输税，朝廷授民富以官，知广源州事。”
事后，主持“计议疆至”的西京左藏库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检成卓，因“差人画归化州地图，致侬智会乞割峒地与交趾”，而受到“降两官”并“夺爵二等”的处罚。其中，“割地”事件的原委已难以考究，但“画归化州地图”一事尤其引人注目，充分显示出宋代得到快速发展的地图绘制技术，已被用于帝国边缘地带的土地控制。
成卓的降官“告词”曰：“敕：具官某。归化近蕃，与吾疆土相接。尔为边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远夷。不任其咎，罪将何执？夺爵二等。邦有常宪，往祗厥官，深体宽宥。可。”
在这段“告词”中，中央官员称“归化近蕃，与吾疆土相接”，无疑反映出当时宋廷对这个地域归属性质的认知还是较为模糊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成卓的“画地图”行为了。
到了元祐元年（1086）六月，交趾李乾德已经不满足于得到的“赐地”，借宋朝新帝即位改元之机，再次索要此前归明的勿阳、勿恶二峒：
交趾郡王李乾德言：“下邑有勿阳、勿恶二峒、八县，与省壤接连，前后被守土人叛去，委身归明。其勿阳于丙辰年蒙收入省，勿恶于壬戌年蒙收，设通康隘。虽此等弹丸之地，尤切痛怀，常不离梦寐者，诚以先祖平昔诛擒僭逆，冲艰冒险，毕命之所致也。今末造不能嗣承，岂敢备数于藩垣，偷生于顷刻也。甲子年，广西经略司尝为申奏先朝，以宿、桑二峒、六县赐臣主领。按宿、桑等见属下邑，非今兹陈请之地，不敢拜命。伏遇陛下一新宇内，谨具表以闻。”
在上则史料中，李乾德称广源州乃其“先祖平昔诛擒僭逆，冲艰冒险，毕命之所致”，概述了交趾王朝以武力征服广源州的历史过程。宋廷认为，两次“赐地”已做到仁至义尽，便拒绝了李乾德的请求。元祐三年（1088）八月，诏李乾德曰：
朕惟先帝圣德兼爱，怀柔远方。顷自富良班师，览卿恳请，即以广源等州特行给赐。继缘安南首领妄认省地，寻复遣官辨正分画，又于八隘之外，以六县、二峒赐卿主领，恩德之施，可谓至矣。朕祗述先训，务宁边圉，况累降诏谕，备极详明，勿恶、勿阳无复可议。其修筑山隘，割丁戍守，皆疆场常事。况又归明在前，筑隘在后，亦理无不可。
由上则史料可知，划定疆至之后，宋廷曾在边境一线修筑山隘，并遣人戍守。
上述“计议疆至”事件，可视为侬智高起事失败后留下的“历史遗产”。侬智高在两个王朝之间，尤其是在交趾强势扩张之时，曾自立建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原来控制的地域也为宋、交两个王朝所瓜分。对于宋、交双方而言，战争并没有解决疆至问题，最终还是通过“计议”的方式达到了划定疆域的目的。于是，一条界线随之应运而生。自此以后，宋、交之间再无战事。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有宋一代的终结。
这条界线产生之后，区域历史的发展态势到底如何？我们或许可以根据来自实地的两件摩崖石刻与铭文，来略加分析。
第一件摩崖在今靖西市新靖镇东立村墨海屯旁苍崖山的崖壁之上。
该摩崖由紧连的两块石刻组成。内容如下：
尝闻，山川之秀丽则生英贤，家世之庆善则降禔祥。夫贡阳之奇裔，乃武卫之割宗，可谓山川之秀丽者也；张提幹，可谓家世之庆善者也。是以提幹居士隆兴甲申之岁，出于蛇城，舍资轮藏，复至蛮江而遇横州区文达，字升之，传紫姑之咒，请三岛之仙，日缀词章，夜联诗曲。矧以居士积功浩大，期道行之潜高，更佳景神清，湟湟池绕，楼阁亭台，思缘无量，不亦宜乎？命樵客张刚为记，仍立碑撰，传万代之不朽，喻子孙之祖宗。一方肃静，万物煦和，功行圆成，同登道岸，可不羡诸。太岁乾道戊子正月朔旦记。
权发遣贡峒公事黄充书。
权知贡峒事充提举隘栅沿边管界巡检张刚撰。
前权知贡峒事兼提举沿边伍隘道路巡检充提幹、招马官张元武立。
纯阳吕真人记。
余久辞烟地，显迹尘寰，伏教清河居士，修无量之福果，建广大之恩缘。今喜而不寐，辄以成诗一篇，记于崖石，流传今古，世世子孙，效此庆善矣。
纯阳吕真人作
造化曾经几万年，长长石穴涌清泉。昔闻驾鹤游三岛，今日沂风谒九仙。洛洛云涯排圣象，攸攸岩洞隐真贤。骖鸾政迹知何在？留许人间遍代传。
第一块石刻题为《贡峒清神景记》。元丰七年（1084），宋、交双方从诸峒以南划界时，贡峒是归属宋境的。石刻落款为“乾道四年”，而“乾道”为南宋年号，即公元1168年，离划界之时已过了80余年。落款中的“权发遣”“权知峒事”等官名，均是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的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宋廷授予溪峒首领的名号。此外，前峒官张元武还兼任“提举沿边伍隘道路巡检”，现任峒官张刚则兼任“提举隘栅沿边管界巡检”，说明宋、交分疆划界后，确实存在一条边界。其中，张元武兼任的“招马官”，更能说明问题。宋代政权南移后，从北方买入战马已无可能，故只能从西南的大理、自杞等国以及化外诸邦买入。由于左、右江溪峒地当要冲，且溪峒首领对“蛮情”又较为熟悉，所以他们便充当了“买马中间人”的角色。正是通过这种中间贸易，溪峒才得以深度卷入宋代的国家体系。
石刻记载，张元武曾于隆兴甲申年（1164）到过邕州
，还向横州（今广西横县）的区文达请教“紫姑之咒”，并能够“请三岛之仙，日缀词章，夜联诗曲”。这一方面显示了峒官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峒官的文化取向。“请紫姑”是一项古老的民俗活动，南朝宋时已见诸史籍。如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云：“（紫姑）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到了宋代，紫姑信仰渐渐在士人中流行起来，时常见诸时人的诗词记文之中。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载：“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
《夷坚志》还记载了一则绍兴七年（1137），福建莆田人方翥迎请“紫姑神”，希望其透露科举考试题目的故事。
史籍还称，政和二年（1112），宋徽宗亲自参与了一场请紫姑的仪式，并建祠岁祀之。
第二块石刻上，是一首托名吕纯阳的律诗。吕纯阳即吕洞宾，被全真道奉为“纯阳祖师”。宣和元年（1119），又被宋徽宗赐予“妙通真人”的封号。明清时期，许多乩诗均是托名吕纯阳所作。总之，溪峒等中央王朝不能直接控制的边缘地区，应是通过贸易与文化上的联系整合到国家体系中的。
第二件摩崖是铜钟铭文。铜钟原在大新县
雷平镇附近一个叫驮庙的地方。据当地村民介绍，铜钟原是从越南下琅
飞来的。据清人谢启昆《粤西金石略》载，铜钟应是明正统年间，广西安平土司与安南思琅土司相互攻掠时，转入此地的。
《粤西金石略》与民国《雷平县志》
对铭文均有收录。下面是《粤西金石略》记录的铭文：
抚忠保节佐理功臣富良州刺史兼广源、思琅等州节度观察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
农郡开国公、食邑一万户、食邑实封伍千户杨景通，特舍精铜柒千余觔，造洪钟一口留通供养。
…………
高祖太傅输忠悫谨，节操恭洁，而生定□，讳日登，耿介方直，深谋远虑，位至太保。太王父讳匡，宿修胜因，职终少傅。王父讳惠盈，文辞华丽，历掌图籍，述作渊懿，剿绝阿党，而生三子。公居季少，而姿采奇伟，仪表丰妍，伏遇先后，虽有皇姬之崇重，礼当下嫁便藩。遂诏公入觐，默中宸衷，俯膺眷顾，可作东祖，涓晨涤吉，礼尚寿阳。公主显承优渥，乡闾钦美，族闬增辉。仍蒙今上礼待殊异，荐加荣秩，总辖陬陲，嘉谋硕画，万举万全，威怯朔塞，玉关静柝，兵戎奠枕。
…………
上祝当今皇帝萝图绵茂，宝祚恬昌，坤厚博临，乾刚永运；次为圣善皇太后道迈握登，寿逾附宝；仍荐寿阳公主宝花台上永证于菩提，善法堂中同登于王觉。兼祝考妣二亲及诸眷等沐此良缘净土。钦祷钟主太傅杨公，洎令嗣郎□而降，冤辜消释、戬榖骈臻……
会祥大庆肆年正月十五日记
广教圆明寺洪赞大师释延寿刊
丞务郎校书省臣杨文挺书
户部员外郎集贤院学士赐紫金鱼袋臣曹良辅撰
由铭文内容可知，此钟原为交趾思琅州司凛山崇庆寺所有。落款时间为交趾李朝“会祥大庆肆年”，即宋政和元年（1111）。铭文虽已残缺不全、晦涩难辨，但仍透露出不少珍贵的信息。全文主要记述了广源、思琅等州节度观察使杨景通兴建崇庆寺及捐献铜钟之事。《资治通鉴长编》载，杨景通曾在元祐元年（1086），遣人劫虏边民。
此外，《大越史记全书》中也有“驸马郎扬景通献白鹿”的记载。
宋废顺州，以五州之地畀交趾之后，应是杨景通控制了这一区域。从铭文可知，杨家世代为官，他本人迎娶了寿阳公主，成为驸马郎。如前已述，将皇室公主下嫁给地方首领，正是交趾李朝政治整合的重要模式之一，杨景通迎娶公主，说明广源州及其附近区域也走完了这个步骤。此外，铭文还明确指出，杨景通施钟祝福的首要对象是李朝的皇帝、太后，从而说明了杨景通及其地域的效忠对象。
另外，从文化取向来看，杨景通及其地域与交趾李朝也基本保持一致。11世纪的交趾李朝，在政治整合模式、官职名号、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与唐朝相似。如在交趾李朝，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南学者认为：“11世纪左右，越南佛教十分繁盛。不但平民热心信奉，上至朝廷显贵甚至帝王，亦虔心笃信。”
《大越史记全书》中也多次出现了李朝皇帝亲自举办寺庙法会的记载。其中，有的法会是为了追荐先皇与皇太后：“天符睿武四年（宋宣和五年，1123）三月辛巳，设庆成仙游广孝寺会，追荐圣宗及上阳皇太后。”
此外，交趾李朝还有皇帝禅位为僧等事例。
最后，笔者要说明的是，元丰七年（1084）议定的“界线”，不应被赋予更多的意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划界的行动并没有对当地溪峒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其实，早在熙宁八年（1075），宋与契丹也在两国接壤的代州、应州、蔚州（相当于今山西东北、河北西北一带）协商划界，双方就“澶渊之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两不耕地”等达成了划分协议。
与南方“边界”不同的是，北方界线里侧完全是宋朝直接控制的州县。《圣朝元丰九域图》
中，宋与契丹之间的界线分明，而宋、交于元丰七年所计议的界线根本就没有出现。这点或许可理解为《圣朝元丰九域图》的作者还没来得及画上去，但更令人诧异的是，整个宋、交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对于此种情况，笔者提出以下三种可能性解释：第一，相对于势力强大的契丹、西夏而言，交趾从没有对宋廷构成过致命威胁，所以宋对其不够重视。第二，知识积累方面的因素。参与契丹分界谈判的沈括，曾通过研究地图等资料，为宋廷赢得了大片土地。他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出使契丹时，沿途仔细勘察边境的山川地势情况，并绘制成《使契丹图钞》一卷。
这些“知识积累”有助于《圣朝元丰九域图》的作者厘清宋、契丹之间的边界线；而对于南方溪峒地区，《圣朝元丰九域图》的作者显然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第三，宋、交之间有着大片的溪峒过渡地带。在《圣朝元丰九域图》上，广南西路南边的界线画在邕州、钦州、廉州一线。我们知道，这是宋廷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即能设置地方州县的区域。而在田州、广源等溪峒地区，并没有界线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