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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存福、侬智高父子在广源州、安德州都曾立过“国”，侬智高攻占邕州后，曾建立大南国，“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
，并“置参政二员”
。仅凭史籍中的寥寥数语，我们很难了解侬氏势力的内部架构与权力运作。但侬起事后，先是攻城略地后又迅速败亡的过程，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北方草原部落的情形。侬智高于皇祐四年（1052）四月起事后，五月即攻占了从邕州到广州之间几乎所有的城池。但在第二年正月，侬智高于邕州城外归仁铺败给狄青之后，其部众竟然一夜之间“空壁而去”。
有的史籍还称，他们乃“焚营自遁”。
这种胜则一拥而上、败则作鸟兽散的情形，充分说明了侬的部众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形成统一且严密的组织架构，则其“国”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面两则材料更能说明问题。其一：
余安道
募人能获智高者，有孔目官杨元卿、进士石鉴等十人皆献策请行，安道一一问之，以元卿策为善。元卿曰：“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请往以顺逆谕之，一族顺从，使之转谕他族，无不听矣。若皆听命，则智高将谁与处？此必成擒矣。”安道悦，使赍黄牛、盐等物往说之，二族随元卿出见安道，安道皆补教练使，装饰谱牒如告身状，慰劳燕犒，厚赐遣之。于是转相说谕，稍稍请降。
先是，智高筑宫于特磨寨，及败，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闻诸族俱叛，惶惧，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继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将兵卫之，智高自将兵五百及其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发诸族陈充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
余靖在侬智高起事后，先后被任命为“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广南东西路经略使”。在上则史料中，孔目官杨元卿提议，应分化“附贼”的“西山六十族”蛮人。余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让他带着大批牛、盐等物前往西山。杨在成功拉拢了其中的两族后，又让其“转谕他族”，结果大获成功。这些投降的部族后来在进攻特磨寨，擒获智高等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则史料是有关进士石鉴的。石鉴曾上书余靖，请求前去说服“邕州三十六洞”，最终也大获成功。其中，“结洞”最值得一提：
靖乃假鉴昭州军事推官，间道说诸洞酋长，皆听命。惟结洞酋长黄守陵最强，智高深与相结。洞中有良田甚广，饶粳糯及鱼，四面阻绝，惟一道可入。智高遗守陵书曰：“吾向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并厚以金珠遗守陵。守陵喜，运糯米以饷智高。鉴使人说守陵曰：“智高乘州县无备，横行岭南，今力尽势穷，复还邕州，朝廷兴大兵以讨之，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以取族灭？且智高父存勖，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勖袭杀存禄而夺其地；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虎狼，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袭之，守陵先为之备，逆战，大破之。会智高亦为狄青所败，遂不敢入结洞而逃奔特磨。
由上则史料可知，结洞是“邕州三十六洞”中势力最强大的。皇祐四年（1052）十月，侬智高因攻广州五十余天未下而欲撤回邕州之际，曾专门给结洞酋长黄守陵写了一封信。侬智高在信中表示，如战胜狄青，攻下荆湖、江南诸路，就把邕州授予黄守陵；若自己战败，就撤退到结洞，以图东山再起。但在石鉴的威逼利诱下，黄守陵逐渐疏远了侬智高。侬智高盛怒之下，发兵攻打黄守陵，结果反被黄守陵打败。需要注意的是，侬智高在给黄守陵的信中，称“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其游离、“自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侬智高起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首领联合一批小首领（各个洞酋）进行的战斗。而上述两则史料中的“西山六十族”“邕州三十六洞”，充分表明了当时地方酋领的数量之多，权力之分散。由于各地方酋领之间的联合与结盟主要是靠利益交换或者姻亲关系来维系的，所以很容易被击溃。
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广源州的地方酋领或是接受宋廷的招降，或是主动归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二年夏四月甲戌”条，就记载了侬智高部族之一的侬宗旦的投降过程：
火峒蛮侬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据险聚众，数出剽略。知邕州萧注欲大发峒丁击之，知桂州萧固独请以敕招降。转运使王罕以为宗旦保山溪篁竹间，苟设伏要，我军未可必胜，徒滋边患，乃独领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谓曰：“汝父内为交趾所仇，外为边臣希赏之饵。归报汝父，可择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为忠武将军，日新为三班奉职。
上则史料中，宋转运使王罕对侬日新说：“汝父内为交趾所仇，外为边臣希赏之饵。”此处的“内”“外”之分颇有意味，表明直到此时，宋廷对这一地区归属的认知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另据《宋会要辑稿》载，嘉祐七年（1062）十月，“广西经略安抚司言，知火峒忠武将军侬宗旦、知温闷峒三班奉职侬日新，愿以所领雷、火、计、诚诸峒内属”。又治平二年（1065）七月九日，“以知顺安州忠武将军侬宗旦为右千牛卫将军”。
由此可知，顺安州大概是指火峒、温闷峒以及雷、火、计、诚等峒。据乾隆《镇安府志》记载，今新靖镇一带在乾隆时期被称作“计甲”，
直到今天，当地人仍称之为“计峒”；在计甲东边有诚甲，为今日新靖镇诚良村。白耀天认为，雷洞在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和相近的越南重庆县北部部分地方；火洞治今广西靖西化峒；顺安州相当于今靖西与大新一带的地域，与前文的“勿恶峒”区域大概一致。
嘉祐七年归顺的，还有广源州蛮侬平、侬亮、侬夏卿。在侬平的“保明”下，古勿峒侬智会也来归明。熙宁二年（1069）九月，知邕州的陶弼上疏说：
据外界古勿峒头首赍到侬智会文状，愿归明，只乞在本峒居住，不敢于省地作过，乞赐与官爵，其余头首亦等第与名目。诏侬智会除右千牛卫将军，依旧知古勿峒；侬进安与保顺郎将，依旧同知古勿峒，仍各赐锦袍金涂银带。
熙宁六年（1073），侬智会得到“知归化州”的官衔。
白耀天认为，侬智会统治的归化州（古勿峒），即今那坡县境。
此时广源州的首领们纷纷改换门庭，有了明显的分化。但是，最主要的力量仍为交趾所控制。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知桂州张田言，访闻知广源州刘纪，虽臣属李日尊，然闻与卢豹有隙。（卢豹）乃侬智高之残党，现在广源州，日夕阴相图害，今有意归明。……（枢密院言）刘纪若委州来归，势当且受，然不须招纳。缘纪来，即广源自当别有首领，未必可保其心”。
从这则史料可知，卢豹是侬智高残党，且与臣属交趾李朝的知广源州刘纪素有嫌隙，故有意归明。熙宁三年（1070），卢豹获得了宋廷授予的官职，并迁至顺安州居住。
而刘纪应是侬氏败亡后，势力最大的地方首领。有鉴于即使刘纪“来归”，当地仍会涌现出怀有异心的其他首领，故宋廷对招纳刘纪持保留态度。
与广源州首领们纷纷改换门庭相对的是，侬智高起事后，边臣疆吏的积极进取态度。嘉祐年间（1056—1063）知邕州的萧注，便是典型代表。如前所述，萧注是袭击侬宗旦的提议者；嘉祐三年（1058），他因数次出巡溪峒，而被转运使王罕斥为“生事”；
嘉祐四年（1059），他在上疏中提出征讨交趾，受到同僚的猛烈批评：
注在邕州久，阴以利啖广源诸蛮，密缮兵甲，乃奏曰：“交趾外奉朝贡，中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擅赋云河洞。今云河洞乃入蛮徼数百里，盖积岁月侵削，以至于此。臣今尽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时不取，他日为患不细。愿得驰至阙下，面陈方略。”论者以注且为国生事，不省也。
嘉祐五年（1060），因“不察寨
管下西平州溪洞使臣匿外界人口，致领众杀害兵官”，
萧注被贬官湖南。
神宗熙宁朝，在王安石新政的鼓励下，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从西北到南方都涌起了一股进取的大潮。在与西夏交壤的河湟地区有王韶开熙河，在湖南中南部有章惇开梅山。广西的边臣疆吏也不甘落后，更加属意开拓边功。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便是训练峒丁，希图把溪峒的力量组织和控制起来，为己所用。早在治平元年（1064），时知桂州的陆诜就曾“按边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将领诣麾下，阅峒土丁得精兵五万，补置将校，请更铸印给之，奏免两江积欠税物数万。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贡，辞礼加恭”。
王安石还曾亲自指导峒丁的训练：“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佰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奖，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熙宁六年（1073），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沈起提出：“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
王和沈都十分注重加强峒丁的组织性，并“以禄利劝奖”，使其为己所用。此外，沈还建议说，应按保甲法来组织峒丁进行军事化训练，对于才艺出众者，按照开封府的标准进行奖励。
总体上，训练峒丁反映了侬智高起事后（特别是神宗熙宁朝后），宋廷对左、右江溪峒加强控制的努力。南宋范成大这样描述道：
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
但是，王的“什伍其人”、沈的“请行保甲”、范的“制如官军”等，均只能视为一种理想的制度设计，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历史事实。熙宁九年（1076），宋廷大举反击交趾前，神宗皇帝曾专门对即将出征的南征军副统帅赵禼说：“用峒丁之法，先须得实利，然后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虚辞，责其效命……苟无实利，则欲责其效命也，难矣。今卿可选募精劲土人一二千，择枭将领之，以胁峒丁，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赏，不从者杀。若果不从，即诛三两族。兵威既立，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郭逵
性吝啬，卿宜谕以朝廷不惜费。逵好作崖岸，不通下情，将佐莫敢言，卿至彼，以朕语诏之。”
由上可知，宋廷控制峒酋、峒丁的关键，在于给他们“实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神宗居然指示将领们不要吝惜军费。宋廷与峒酋、峒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是战争加强了这些溪峒与宋廷之间的关系。当没有战事时，二者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正如南宋周去非所言：“熙宁中，系籍峒丁四万余人，今其籍不可考矣。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
熙宁六年（1073），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沈起是王安石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一面声称要用保甲法来训练峒丁，一面在宋与交趾交壤地区动作不断。上任当年，他就报告说：“交趾刘纪欲归明，不纳，必恐如侬智高。”神宗就此事询问大臣意见，“佥以为未可许刘纪，许刘纪，交趾必争”。
此外，沈起还招纳了七源州的侬善美，称：“侬善美旧系省地七源州管下村峒，往年为交趾侵取，改为恩情州，以赋役诛求烦苦来归，不纳必为交趾所戮。”即沈起认为，侬善美本系“省地”七源州
人，因其村峒被交趾侵占，不堪“赋役诛求”而请求归附。但交趾郡王李乾德却声称：“恩情州首领麻泰溢是本道定边州人，移住恩情，今改称侬善美，与其属七百余人逃过省地。”
即李乾德认为，侬善美本是交趾定边州人，先是移居恩情州（即宋称七源州被侵地），后又逃入宋境“省地”，故请求宋廷调查。由此可见，当时宋、交接壤地区大概有一个“省地”的概念。即属宋的土地，被称作“省地”。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强化了对接壤区域人民的控制。后来，宋廷认为，沈起擅自招纳蛮人以博取奖赏，很可能招致边患，于是将沈起罢官。
但沈的继任者刘彝仍然重蹈覆辙，“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谋，欲以钩奇立异为功，始遣官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盐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之”。
面对刘彝集训峒丁、练习水战、断绝贸易等措施，交趾王朝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至次年一月，先后攻破钦、廉、邕三州以及太平等寨，烧杀抢掠而去。
综上所述，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左、右江上游流域广源州周边的权力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宋与交趾双方都加强了对该区域的控制和管理。有的史籍称，交趾入侵宋境的理由之一，就是追捕逃入宋境并被宋吏庇匿的亡叛边民。如《涑水记闻》载：“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报；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报。故我率兵追捕亡叛者。”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事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