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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Web2.0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创造的信息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用户主动参与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种全新的网络媒体形态——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其工作和生活方式。从当前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小觑。美国社交媒体营销专家布莱恩·索里斯（Brian Solis）指出，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改变了人们搜寻和共享信息以及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方式，还影响着人们的其他各种行为
。因此，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探讨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当下，诸如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已经深刻融入大众生活，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娱乐休闲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2015年10月11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Center）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使用社交媒体的成年人比例已从2005年的7%，增长到目前的65%
。2019年8月22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人们可以使用手机进行各种活动，但最常见的是休闲社交活动。例如，在接受调查的11个国家中，有82%的手机用户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使用手机发送短信；而有69%的用户表示他们使用手机拍照或录像。而且，在手机和社交媒体用户中，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还向社交媒体发布了图片或视频。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超过一半的手机和社交媒体用户也将自己的想法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在国内，根据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网民总规模达到8.54亿，手机网民达到8.4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手机网民占整体网民比例高达99.1%
。同时，蓝色光标旗下全球顶尖社交媒体营销公司WeAreSocial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社交和移动数据报告也显示：2015年8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的步伐没有任何放缓趋势，互联网用户达到6.68亿，同比增幅为6%；社交媒体用户6.59亿，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手机单独用户6.75亿，手机开户入网用户数量为13亿；手机互联网用户达5.94亿，占中国所有网民的89%
。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截至2019年6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8.25亿，较2018年底增长3298万，占网民整体的96.5%；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8.21亿，较2018年底增长4040万，占手机网民的96.9%
。在多款社交媒体应用中，仅以微信为例，即可看出社交媒体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力：据腾讯公布的2019年业绩报告，截至2018年底，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增至约10.98亿，同比增长11%。每天平均有超过7.5亿微信用户阅读朋友圈的发帖
。2020年1月9日，2020微信公开课PRO举行，2019微信数据报告也相继出炉。报告显示，截止到2019年9月，微信月活跃账户数为11.51亿，同比增长6%
。其中，微信活跃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午饭前和下班后两个时间段。由此可见，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一种新的信息交互方式正在改变当下的时代。
美国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展状况只是全世界的缩影，它们反映出社交媒体及其“社交”理念已经深入到大众的工作、学习、娱乐与生活之中，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均要迎接来自“社交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在一个信息不断膨胀、技术不断突破的时代，档案部门的服务创新及变革显得尤为必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让档案服务焕发生机。2014年12月23日，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杨冬权指出，要提升档案工作服务能力，增强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服务民生的能力，进一步推进档案利用公共服务多样化和均等化，提升服务意识、增加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扩大服务范围
。另外，杨局长还特别指出，档案工作需要具备网络思维特别是移动网络思维，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给传统档案工作插上网络这一现代翅膀。综上所述，服务是档案界最为重视的环节之一，决定着档案工作的命运，是档案界长期以来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的重要问题。新时期下如何让档案和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公众，如何将档案和档案工作与时代特点相契合，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利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国外档案界已经证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档案服务的实践案例在欧美国家已屡见不鲜，其中美国、法国等国的实践成效尤为突出。
以美国为例，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后发布《透明和开放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总统备忘录。在此背景下，2010年4月7日，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发布本机构的《开放政府计划》，社交媒体战略（social media strategy）便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NARA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规范、社交媒体背景下文件管理规范、社交媒体应用面临挑战等问题出台相关文件。2009—2011年间，从发布博客开始，NARA推出了种类繁多的社交媒体项目，短短三年时间，累计在13个社交平台上开创了135个项目。截止到2020年2月，美国国家档案馆
有超过200名的工作人员在14个不同平台上为135个社交媒体账户做出了积极贡献，影响了亿万人。NARA制定了2017—2020年社交媒体战略——创建始终如一的引人入胜的内容来为公众讲故事，加深公众参与度，扩大受众群体并培养内部社交媒体实践社区
。
另外，法国各档案馆在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服务方面亦取得丰硕成果。根据笔者的最新调研，法国国家档案馆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2月，法国有超过79个国家级或市级档案馆拥有Facebook主页，31个国家级或市级档案馆注册了Twitter账号与公众进行即时交流
。根据文献研究，早在2011年，法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已经成立专门研究团队，探讨档案馆如何更好地利用强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创新贴近民众的服务方式，揭开档案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的“神秘”或“陈旧”的面纱
。
总之，国外相关领域的实践证明，社交媒体与档案服务的结合完全可行，并且在社交媒体广泛运用的今天是必要的。国外同行的创新理念及实践，值得我国借鉴。
在社交媒体发展的浪潮下，我国部分档案机构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2020年2月8日，搜索“档案”可得相关用户16339个，其中经过认证的档案部门、机构、人员开设的微博数量达到1619个（机构认证1213个，个人认证406个），社交媒体的力量已经逐渐得到国内档案机构的重视。然而不论是内容还是运作成效，这类微博远逊于其他政务类微博，与国外同类社交媒体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档案部门依旧停留在“以我为主”的传统观念上，发布的内容大多为会议信息、参观考察及学习活动等，而对于民众真正关心的档案公布、历史知识和文化活动等内容较少涉及，故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因此，我国大多数档案机构社交媒体的功能开发尚不完全，整体上还未达到应用社交媒体提供创新服务的水平，故存在较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对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突出的实践价值，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三点：
第一，在理论上能够总结我国档案服务的创新表现，丰富和充实档案利用服务理论。档案服务是发挥档案作用和价值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的档案服务功能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从社交媒体应用的角度去研究分析我国档案服务创新的原因和方式，有助于丰富档案利用服务的理论。此外，社交媒体也是近年来广受国内外档案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从档案角度探究社交媒体的应用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本书将对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的政治背景、专业环境以及技术因素进行深层次地分析，积极地探索社交媒体背景下文件判定、文件权属、文件鉴定以及文件捕获等诸多理论问题，可有力地充实档案利用服务理论乃至档案学理论的内容。
第二，在实践上能够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升档案服务的质量，扩大档案机构和档案事业的影响力。本书通过重点定向国内外综合档案馆，深入分析总结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的类型、特点和成效，可以有效地提高各档案机构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宣传档案工作、创新档案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有效地扩大档案工作的影响力，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增强档案馆的亲民性。本书的研究还能帮助各级档案馆认识社交媒体的重要影响力，发现并改进现有服务工作的不足，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助力档案服务的发展。
第三，研究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档案专业领域，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档案服务功能的提升和完善是保证档案服务助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档案馆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创新档案服务，有利于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及民生保障，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