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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凛冬，我在家住伊犁的好友维吾尔族青年居来提的帮助下沿着被大雪覆盖的伊犁河前往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地区的霍尔果斯口岸考察，结伴而行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炳林。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上一次是10多年前的盛夏跟随母亲从西安出发，以古长安为起点，沿着丝绸之路而行进的旅行。“丝路”伴随着边境上热闹的集市、随处叫卖的异国商品，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印象孕育了我选择再次回到这里的冲动。而这一次，我希望找寻和开启的是有关“边界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的田野调查和学术实践。
2017年4月，我带着两位硕士研究生刘玺鸿和刘炳林第三次来到霍尔果斯，正式对中国西部边界与口岸社会展开调查。我不仅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完成硕士阶段的研究，更期待为“边界人类学”的思考摸索出一些方向，并尝试培育未来具有可能性与生产性的边界人类学研究团队。在近100天的时间里和捉襟见肘的经费使用中，我们于相同的时空却不同的线索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似乎勾勒出了具有特殊性、结构性和丰富性的霍尔果斯。2018年7月，满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一行三人再次回访了霍尔果斯，为新的工作和田野调查奠定基础。我曾想，也许霍尔果斯有机会成为推动中国“边界人类学”研究的一座“前哨站”吧。
2019年7月，我的硕士研究生吴俊杰独自一人再次踏上了前往霍尔果斯的田野之路，我希望她能够以女性的视角在炳林曾经完成的口岸“骆驼队”的研究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一幅更富“温度”的霍尔果斯图景，弥补此前的研究过程中过于注重“政治经济”面向而忽视了“人文伦理”维度的缺憾。此外，我专门给俊杰安排了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针对口岸建设和“骆驼队”实践中各类参与者进行口述史意义上的访谈，更为完整、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命轨迹，进而更好地理解普通人在霍尔果斯的生活与抉择。
稍显遗憾的是，虽然口述史的想法和前期访谈任务我在2018年的霍尔果斯考察期间就已开始，但正式的工作直到2019年夏天才仓促地启动。这一想法最早源于我和学生在“国门小市场”偶然结识的吴思琴和岳永灿老两口，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从四川辗转来到霍尔果斯，生活艰辛但却积极乐观，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热情且慷慨。当时岳永灿老人得知我们来自高校，主动将自己来到霍尔果斯之后完成的一部“自传”的手稿贡献了出来，询问是否有机会可以将这些文字变成“铅字”，长久地留存下来。当初我的想法便是为老人做一部口述史，但随后我在田野中发现，像他们老两口这样从内地辗转多处最终落脚在霍尔果斯，生活艰难却依旧保持梦想的人在本地尚有许多，涵盖不同的年代、行业与年龄层。我开始思考这不仅是岳永灿老人的个性特征，或许也是这座边境城市的性格在个体生命中的再现。于是，我最终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小书”，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下更多人的生命历程，以此来把握与定位当代中国的边民和口岸人。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做口述史，也是所有受访者第一次接受口述史的访谈，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位专业人士。怀揣沉甸甸的信任，我们希望以如此一种方式共同分享和咀嚼对于这座城市的思考和理解。
近年来，霍尔果斯口岸随着“一带一路”向中亚地区和更广阔世界的延展已成为一座在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的城市，以其独特的“中哈跨境合作中心”的商务和旅游运营模式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旅行者的关注。书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围绕着合作中心而展开，他们或是在合作中心里面开店做生意，或是每天作为“骆驼队”从合作中心携带商品进出，或是在合作中心外面经营店铺，或是合作中心建设和管理的参与者，他们依靠着合作中心生活，而合作中心与口岸也依靠着他们保持热度，二者互为你我。但这样的描述方式其实大大简化了他们与合作中心以及国家边界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用口述史的方式来呈现口岸人作为“边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强调个人生命历程的弹性和韧性，另一方面尝试展现在抽象层面上的边界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主流的移民和跨界流动的叙事中，为了方便表达人在不同地点之间的流动，通常都是采用“夹头”的方式直接将两个地点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展现方式虽然足够直观，但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情境，即人口的迁移过程是复杂、迂回和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当代西方的边界研究批判者已经指出以箭头的方式表达移民的迁移事实上是在制造一种移民入侵的视觉冲击，即引导公众认为移民是有意识地和直接地从出发地前往目的地。但事实上，例如欧洲移民潮中的移民的迁移过程本就是难以预料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也具有不确定性。
而我在对霍尔果斯的研究中也开始注意到，虽然霍尔果斯口岸聚集着众多由内地而来的移民，构成了口岸人的主体，他们也确乎希望在口岸找到致富的机遇，但他们迁移到此的路线非常复杂，往往并不是直接来到霍尔果斯，甚至出现了反复迁移到霍尔果斯的情形。通由口述史的方式，这种复杂性逐渐浮现，其不仅表现在空间层面，更彰显于生命层面，正是不同的迁移方式和经历使得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期待，塑造了霍尔果斯整座城市的“性格”。口岸人的生活从不是孤立的，口岸人的身份也不是绝对的，其实存在着一个持续且无法中断的“成为口岸人”的具体过程，在此之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人们在前往霍尔果斯成为口岸人的过程中与其他地点和生活遭遇的联系。例如，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其实都有着在“兵团”打工的经历，这个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后来在口岸的生活。通过将线性的箭头变为曲折的轨迹，移民与口岸、人与边界、流动与固定在更大的时空范畴内和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最终呈现为一种更为饱满的认知。
本书的受访者大都是从内地而来的汉人移民，其中一些是因为早年来到边疆“讨生活”，还有一些则是觉得边疆相比内地蕴藏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在他们的故事中包含了个体对于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生活的诸多想象、失望与期待，这使得边界在他们的眼中更多地与政治经济而非文化象征相联系；与此同时，霍尔果斯的合作中心作为一类顶层设计却充满了国家层面对于边疆社会的文化构建与政治设想。在两种相悖的观念遭遇中，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一种与当前知识界侧重于文化、历史或政治的边疆研究所不同的思考路径，即围绕边界的现代治理。
虽然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和身份差异巨大，但他们的经历共同指向了如何在国家的边疆发展进程之中和宏观的战略构想之下找到自己可能的位置，而不是聚焦于文化认同。人们一方面迫切地期待国家的治理干预，渴望霍尔果斯拥有更多的投资、项目和游客；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日常生活中与治理干预相博弈，例如“骆驼队”如何频繁地与海关检查人员合作和周旋，从而将客户所需的免税商品带出合作中心。诸如此类的观念与实践当然有历史传统（作为通商口岸）、文化表征（合作中心的空间安排）和政治设计（跨境合作中心的定位、规章、制度和规划）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合作中心所展开的日常“治理”实践，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对口岸的治理如何展开？口岸人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是在怎样的情景下生成的？一个可以落实的判断是，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边民的口岸人既不是以保持自身本土性的名义抗拒国家治理，也不是简单地接受国家治理，而总是处于一种相互期待和协商中，他们的身份和主体性不再是本质化的，也不是唯一的，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总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形成和转变。
沿着主体性的话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边界和人之间的关系：国家边界的划定决定了人的主体性，还是人可以围绕国家边界来塑造自身的主体性？在现有的论述中似乎充斥着本质化与还原论的色彩，例如将边界与边民看作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要么是边界决定了边民，要么是边民拒绝了边界。也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研究者去讨论边界划定的民族主义如何塑造了边民的公民身份，或者反过来，边民忽视边界的划定继续保持自身既有的跨界生活。在本书中，透过受访者的表述，边界和口岸人之间存在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他们既不是被边界所支配，也不是对边界毫不关注，相反，他们承认边界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边界的日常互动而不断塑造和生产着边界的内涵。例如，正是吴思琴这样一类长期紧挨着国门做生意的口岸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霍尔果斯口岸最早的旅游业务，随后其才逐步被官方承认和接受，并发展为今天的“国门景区”。
同样，霍尔果斯“骆驼队”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挣钱，还延伸出社会交往、寻找商机和自我认可的主体诉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些“骆驼队”本来有着稳定的退休收入，儿女孝顺，但却还是热衷于从事着工资日结的小商品运输工作。在他们眼中，边界也是能够满足个人快乐与幸福以及产生自信的空间。毫无疑问，边界的内涵由此变得丰富，他们为边界注入了新的“情感”向度，进而超越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主流认识，这一进阶对于未来的边界研究无疑具有拓展意义。
我们的受访者生活在“一带一路”之上，却也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有时候甚至过于琐碎和有些无聊，但也许在这些琐碎和无聊中才有可能寻摸到边界的复杂性，这往往是宏大叙事最易忽视的内容：他们曲折的迁移历程、在治理实践中的选择以及不期而遇的主体性生产。当然，这样一本“小书”并无法呈现霍尔果斯口岸人的全貌，这座充满流动性的边境城市本身也很难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来加以叙述。但是我们仍然力求完整、真实地记录他们中一部分人某一片段的生命历程来把握作为边界的霍尔果斯，以此触及与解读城市的性格，并懂得去欣赏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期待与执着。
写于中央民族大学北智楼
201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