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小时候看到同学依偎在祖父怀里，老人家用手轻抚孩子的头发、脸庞，这种被呵护的景象，让我不忍把目光移走。而我，三岁就失去父亲，对父亲非常模糊，对“祖父”更是陌生。

童年生活只有母亲和我，母亲从不提我父亲，也不提我身世。我也就糊里糊涂地长大了。

1964年，我从台东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台东仁爱小学任教。次年六月的一天，我结束学校工作，骑着单车回家。一进家门，发现家里来了一位穿着西装的陌生人。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找你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你了。”说罢，拿起相机对着我拍照，我莫名其妙的愣在一旁，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拿出报纸和《后备军人月刊》，向我说明来意。

原来，苗栗县大湖乡为纪念祖父抗日事迹，将原来的“义民庙”改为“昭忠祠”，把“忠魂塔”改名为“昭忠塔”。昭忠塔落成典礼前，有人提议寻找烈士后人参加开幕祭典活动，只是遍寻不着。《后备军人月刊》记者陈黎阳辗转探询找到了我。那时我才知道：我有个了不起的祖父——台湾抗日烈士罗福星。“祖父”，对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了。

当晚，母亲忙完家事，从陈旧的铁箱里，翻出一个信封和一封广东省政府核发给我父亲的抚恤公文。

我仔细看了广东省政府发给我父亲的抚恤令，里面详细写了由内政部透过蕉岭县党部发给我父亲罗河海抚恤金事宜。接着我拿起泛黄的陈旧信封，信封上写着“罗福星遗照”。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取出来的是玻璃底片，我觉得很稀奇，玻璃底片出现的是模糊的影像。第二天拿去相馆冲洗，冲洗出来的照片，竟然酷似外国人，他是我祖父吗？我十分困惑。

母亲耐心地为我讲述祖父的故事：

祖父出生在印尼雅加达，童年就是谜样的人物，因为高祖父罗耀南从广东蕉岭县大地村出洋谋生，在雅加达荷兰铁路公司工作。曾祖父罗运长靠着先祖余荫，生活富裕，与当地有印荷血统的女士生下孪生兄弟：福星、禄星。我一面听讲，一面看着照片，终于明白，原来祖父有外国人血统。

祖父一岁时，高祖父把两个孙儿带回到家乡——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大地村。祖父10岁，因为孪生弟弟禄星病故，在高祖父坚持下，又把祖父带回印尼。

祖父18岁在雅加达读完高中，跟着高祖父来台湾，在苗栗住了四年，经历了被殖民的痛苦。举家返乡途中，经过厦门，见清政府腐败衰弱，革命党人正积极招募同志，于是加入革命行列，成了同盟会会员。不久，转往印尼、缅甸、新加坡等地宣传革命。曾亲历“三二九之役”；也带领海外同志，支援辛亥起义。中华民国诞生后，于1912年12月来台湾领导抗日革命，一年内招募同志数千人。原以为趁着推翻清廷的气势，在台湾可以抗日成功，不幸组党事泄，革命同志被日本警察逮捕，祖父也被捕入狱，于1914年3月3日在台北监狱受绞刑牺牲，时年28岁又8天。

知道自己身世以后，我开始关心祖父的事迹。只是我生活在台东，图书馆里对于日据时代殖民台湾的资料非常有限，只找到片段的陈述，而大部分是日本人撰写的《台湾匪乱小史》（台湾总督府编写）、《台湾匪志》（秋泽乌川编写），这些日本殖民立场写的小史，对抗日志士都称为“土匪”，我心里很不平衡。

至于是什么动机，让祖父甘冒生命危险来台领导抗日？祖父来台湾又用了什么方法，招募到这许多同志？他的抗日没有成功，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抗日还没有行动，参与的志士就被判了重刑？许多的问号都在我脑海中盘旋。

1972年我在台东高中任教时，从有限的资料里，拼凑出一本《罗福星传》。

（1974年黎明出版社印行）由于资料不足，书中确实有许多错误之处，至今读来都觉得汗颜。

1976年转赴台北师专任教后，读到1977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的《罗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档》。这本438页的《全档》里，翔实记录了被告发同志的姓名、年龄、籍贯及户籍地。以及成立“苗栗临时法庭”的经过及祖父领导抗日事件的审判过程。书里有被捕志士们在法庭上的审问对答。原档案用日文书写，后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专员庄金德和贺嗣章将日文翻译成中文。档案里有祖父一生的自叙文、部分日记，和写给爱人的书信。这真是可贵的资料，而且是最原始的资料。

1981年任职“中央研究院”的外子覃怡辉先生依据《罗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档》里志士的户籍资料，再到各地户政事务所寻找健在的前辈志士，他以访谈方式，把革命事件的起源、经过和结果，用学术论文格式写了《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

读了祖父写给高祖父的书信，才知道祖父来台的动机：“来台是为振兴已隔绝多年祖国之恩义，结合同胞之情谊，鼓舞台民之思想，增进祖国崇拜之意念。自受委于斯业，宣传革命抗日行动，已由浅而深。如非渐进为之，则不易达此目的也。”

祖父以“从军新乐府”：“青年尚武奋精神，睥睨东夷肯让人。三州区区原少弱，莫怕日本大和魂。”宣传革命。以“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在世上逞英雄”的气魄，激励同志。

2014年祖父殉国百年纪念，我与苗栗义民庙的彭钦漳老师等编写了一本《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烈士殉国百年纪念册》，能出版这本纪念册，得感谢苗栗县刘政鸿县长。刘县长重视台湾的抗日历史，特别是“苗栗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充分说明了台湾人不为奴隶的民族精神。2013年徐博东和黄志平两位教授合编了《罗福星传》（2015年九州出版社发行），他们还请了当时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题字。

祖父29岁为国捐躯，来台革命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原以为这些已印行的传记、书刊，已足以表现祖父的伟大事迹了。然而任职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的研究员刘碧蓉博士认为日据时代报纸杂志上还留有许多与祖父有关的资料，这才是最直接而原始的资料，特别是当时畅销的《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报道许多有关祖父领导抗日革命的事迹，她鼓励我重新为祖父写传。我用了很长时间找这些百年前的报纸，果然发现祖父抗日事件在1913年11月26日苗栗临时法庭开庭，到1914年3月3日从容赴义，有几十篇的相关报道。读了这些难得的资料，又燃起我写祖父新传的念头。

为了吸引读者阅读，我突发奇想，准备用第三人称“小说”方式来写作，写祖父那个时代，一个很不一样的年轻人，怎样在新旧思潮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怎样在艰难的环境里，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来号召同志？想了很多，也想得很美，但是从没写过小说的我，真是吃力而不讨好，于是写写停停，五六年就过去了，看到的还是草稿。

去年把草稿给孩子看，他们都摇头，认为写自己的祖父，抽离了“我”，“他”会变得陌生而不可靠。于是我重新再来，从头写起，写作时，感谢几位好朋友不吝给予意见，让我完成了这本书。现在，书里有“我”也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