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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形成说”普遍认为，客家源自中原，是中原汉人因西晋末年、唐朝末年、宋元之际的战乱以及中原的自然灾难，先后多次举族大南迁至闽粤赣交界的边区，与当地土著交融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汉民族支系。迁徙与离散，不仅是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一个难以忘怀的族群记忆，也是客家民系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清代中叶，大量闽粤客家人漂洋过海，一部分渡台创业，一部分远涉重洋，抵达东南亚谋生。这种壮举在客观上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光大了客家人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
客家人渡台的目的是谋生。那客家人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选择漂洋过海谋生呢？这既有自然环境和客家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也有客家人自身的主观原因。
闽粤赣交界的边区，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在中原汉人大量涌入之前，中央王朝疏于对此边区的控制，当地土著畲蛮、山都、木客等“化外之民”活跃其间，架茅为居，山野自足，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中原汉人迁入后，凭借先进的农耕技术，在这片原始的处女地上开山造田、筑陂修圳，使不毛旱地变为碧绿水田，荒野山丘变为层层梯田，还就地取材建造起高大坚固的土楼。在长期开发并建立土楼家园的过程中，客家人积累了山地垦殖的丰富经验，习成了敢于与自然作斗争的刚毅精神及吃苦耐劳的品格。随着客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大格局下有限的农耕资源难以满足客家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耕地的缺乏，粮食的不足，迫使客家人不断地向外发展，因此，出现了“客家一般精壮的男子多数都出外经营工商各业，或从事军、政、学各界的活动与服务，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任何民系所不及”
的现象。当然，不是说客家人有向外发展的天性或野心，“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域，山岭太多，要想维持一家大小的生存和温饱，只好努力地向外发展以求改善经济地位的缘故”
。
客家人具有强烈的发展壮大宗族的意识。他们鼓励儿孙到异地开基创业，通过“开枝散叶”来壮大宗族。宗族的人口发展计划虽然没有在祖制中定下规矩，也没有明文写入族谱，但在宗族长老的脑海里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在客家人的祖祠对联里，除了饮水思源、敬宗睦族、光耀祖德的主旋律外，根深叶茂、瓜瓞绵绵也是重要的主题，比如“如松之茂”四个醒目大字就常常被题写在土楼的门楣之上。
这种宗族发展意识促使客家人鼓励、鞭策年轻力壮的后生阿哥要敢于出去拼搏；反之，那些不愿出门创业、固守在家的客家男子，会被人嘲笑为留守厨房啄食的“灶下鸡”。客家谚语“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撑灶炉”就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在自然条件、社会因素和宗族发展意识的影响下，客家人发扬老祖宗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今迈步从头越”，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对客家人来说，迁徙、永远在路上是常态。不过，安定之后的迁徙，并不是前面诸次逃离家园的悲剧重演，而是向外寻求发展、拓宽生存空间，以创建土楼家园的昂扬精神开疆拓土、变异地他乡为故乡的发展壮举。从宋元到明清，闽西客家人便陆续往外播迁，迁徙的脚步由缓到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于是，闽西客家裔孙遍布闽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香港、澳门、台湾乃至东南亚等地区，闽西成为名副其实的客家祖地。
当大陆客家区域开发达到一定限度和人口发展到相对饱和时，客家人想要继续拓展，必然要向外拓展，甚至放眼海外。
宝岛台湾与福建隔海相望，早在明郑时期，就有不少闽西客家人跟随郑成功渡海前往台湾。客家人在中原传统文化熏陶下，具有较为浓厚的爱国保族思想，当明朝被清朝取代时，“客家士夫，痛国家骤然易主，咸思出而复明，如宁化李世熊，上杭刘坊，曲江廖燕，宁都魏喜兄弟等”
，土楼客家志士更是风起云涌，扛起“反清复明”的大旗。据《永定县志》“大事记”载：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支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十三营队伍，围攻县城。十月，郑成功部将江龙，率军万余人从大埔进攻永定县城，围城三个月后撤去。
顺治六年（1649年），郑成功部将招讨大将军苏荣（又名苏逢霖）在古竹率众起义，李天成湖坑召众响应。
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月，郑成功自海澄班师回厦门，派黄兴、万礼等到永定筹集军饷。
从以上史料可知，永定是郑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阵地之一。南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原清军漳州协守、汀州人刘国轩举事，加入郑成功反清队伍。郑氏据台后，主掌明郑军务的刘国轩曾多次亲率精兵进攻闽南、粤东，甚至直入闽西。
抗清失败后，大批闽西义军将士或与郑氏集团有瓜葛的民众纷纷渡台。如据永定高头《江氏族谱》和《台湾江氏大族谱》载，永定开基祖江添澄的长子继富（十世）派下的十八世秋贵、阿龙（《台湾江氏大族谱》载‘阿龙渡台祖’）和十九世魁妹的儿子去东都（明郑时台湾的别称）。另外，十八世江汉鼎、江汉壮兄弟也于此时迁台。另据《武平魏氏族谱》载，元代开基于武平的魏侃夫，传至十五世魏伟生，有六子，名鼎龙、玉龙、成龙、伯龙、飞龙、夫龙，第五子飞龙于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郑成功收复台湾当年）迁居台湾桃园音潭乡开基。在此之前，还有十三世龙世，十四世洪恩、圣受、盛受，十五世光英，十七世勤创、雨来、粮连、路连等相继渡台，徙居于桃园、苗栗等地垦荒。
其后，清廷为封锁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施行海禁，于康熙元年（1662年）由辅政大臣下令“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50里，严防两岸往来，不许片帆出海，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琅又“请申严海禁”
，讫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海禁开始松弛，闽粤客家人才得以再次赴台。
如据永定下洋《胡氏族谱》（民国十三年，1924年）记载，永定下洋中川胡氏，在康熙年间从其开基祖万七郎公所传第17至25世渡台者就有209人，乾隆初年去台垦殖的胡焯猷，经营垦号时回永定招募了大批乡亲。据下洋洋背《谢氏重抄族谱序》载，从乾隆年间至清末，永定下洋谢氏从第15至20世迁台者有42户。前述永定高头江姓在海禁既开后，更是蜂拥赴台，据当地东山、北山、南山各房族谱记载，数十年间去台者多达460多人，其中一家兄弟多人全部去台者也不乏其例。
据清代《石窟一徵》卷三“教养”云：“邑地狭民稠，故赴台湾耕佃者十之二三。……邑中贫民往台湾为人作场工（长工），往往三四十年始归，归至家，尚以青布裹头，望而知为台湾客也。”
石窟即今梅州之蕉岭县，与闽西武平接壤。因“地狭民稠”，百分之二三十的贫民不得不赴台耕佃谋生。
闽西各县之情形与梅州各县基本相同。他们有的“春去秋来”，候鸟式移垦。据蓝鼎元《平台纪略》云：“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时闻强悍。然其志在力田谋生，不敢稍蒙异念。往年渡禁稍宽，皆于岁终卖谷还粤，置产赡家，春初有复之台，岁以为常。”
有的则一去“往往三四十年始归至家”，青发出门，白发归家。还有一些人没有归家路费，只得落籍台湾。少部分巧于经营而成就事业发迹致富后，索性就地安居乐业，传承薪火。
当然，渡台移垦是一条铺满荆棘、异常艰辛的险路。
关于客家人渡台垦殖生活的细节描述，在大陆与台湾的方志史料中较为少见，但在两岸客家民间文学中，以歌谣的形式把渡台垦殖异常艰辛的生活及难以忍受的苦情，用客家方言生动而翔实地记录了下来，并广为传唱，感人至深。其中《渡台悲歌》《台湾番薯哥歌》《十寻亲夫过台湾》等，真实再现了客家人渡台谋生的辛酸血泪史。
《渡台悲歌》篇幅很长，共有178句，1246字，全文见本书附录一。下面节录出开头部分与结尾部分
：
（开头部分）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亲像鬼门关；百侪入门百鬼缠，喊生喊死又样般。
来到台湾无路行，左弯右弯千万难；头前学老
隔牛栏，一半潮州一半泉。
毋知某人系某姓，样知生番
也熟番；生番歇到牛窝坪，专杀人头带入山。
带入山中食粟酒，食酒唱歌喜欢欢；也有熟番知人性，来来去去歇对山。
学老头家一般型，相打相斗尽野蛮；台湾头路微末做，空手空脚耐做田。
（结尾部分）
拜托叔侄并亲戚，切莫信人过台湾；系有子弟要来信，打死连棍豁路边。
一纸书音句句实，并无半句系虚言。
开头起句就奉劝大陆的客家人不要过台湾，并概括地点明了台湾“鬼门关”般的生活：行路艰难、生番杀人、野蛮学老、做田苦差，结尾再一字一句强调大家不要去台湾，与开头形成呼应。
《渡台悲歌》叙述了赴台行程之艰，其中最为险恶的行程海路，是渡台的鬼门关：“撑船漂浮天连海，船肚受苦苦难言；晕船呕出青黄胆，东横西翘病一边。”船舱里难受，晕船呕吐，未到台湾先大病一场。若是遇到顺风行船还好些，三日两夜就抵达了台湾，若遇上暴风巨浪，重则葬身大海，轻则偏离航向，漂泊孤岛，生死难料。
渡台之后仍面临各种生存风险和苦难。首先，生命受到生番严重威胁。“生番歇到牛窝坪，专杀人头带入山”，“遇到生番铳一响，燃时（随时）死在树林边。走前来到头斩去，无头鬼魅落阴间”。生番杀人之残忍，闻之毛骨悚然。其次，日常饮食起居条件十分恶劣。“一碗净饭百粒米”，吃饱米饭是奢望，倘若吃上米饭，也没有“火油炒菜”下饭，只有“臭馊脯咸菜”，连咸鱼也只有等过年才能享用了。无奈之下，天天吃番薯充饥，“番薯三餐九隔一，煮汤四日三日饼；台湾番薯食一月，当过唐山食半年”，一日三餐不是番薯汤就是番薯饼，导致患上“屙脓滑痢”等极易毙命的胃肠疾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舍不得浪费，“头餐食过毋盼（不舍）得（扔掉），又想留来第二餐”。晚上睡觉“无床无帐分（被）蚊咬，杆草烂布准（当）被毯”，没有床，没有蚊帐，蚊子肆虐，以稻秆为毯、烂布当被。这种生活形同牛马，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再次，劳动强度大到常人难以忍受。“鸡啼起身做到暗，无力没气吞口澜（口水）；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拼命拼不完”，“睡到子时下四刻，米槌舂臼在垄间”，凌晨两点就起身舂米，白天外出耕田到天黑，日日如此拼命地干活。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加上低劣的饮食，使身体很容易生病垮掉。
《渡台悲歌》还痛斥“客头”（带路人）为了赚取“乌心钱”，竟花言巧语诱惑贫民。悲愤之余，诅咒“千个客头千代绝”，也悔恨当初“千错万错该当日，不好信人过台湾”。于是，开篇即唱“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亲像鬼门关”，告诫“叔侄”“亲戚”，“切莫信人过台湾”。从行文看，是在以当事人的口吻来描述渡台艰辛，抒发渡台悲情。
《台湾番薯哥歌》收录于台湾黄荣洛编著的《台湾客家传统山歌词》
一书中，原为“台湾歌”手抄本，歌名是编著者加上去的，大概是因渡台垦殖者一日三餐吃番薯充饥而得名。歌词共256句，1792字，篇幅长于《渡台悲歌》，全文见书后附录二。其内容主要描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梅县人取道闽西，到永安小陶，由水路抵达福州，再出海赴台的沿途见闻，以及渡台过程、在台的生活状况，把渡台之艰刻画得淋漓尽致。
如队伍抵达福州，暂宿于庵庙，等候洋船时困苦不堪的情况：
又无床时又无帐，听见蚊虫苦青天，乌蝇（苍蝇）狗虱官蜱恶，日夜无眠真可怜。不知何日开船去，一月半月实难堪……等船不开日多久，几多卖了衣和衫。几多典了男和女，几多当了钗和簪……无水食时口无泉，忽然吐出几多痰，刑（行）船刑（行）得十分苦，茶水如金一般般。不会食时不会坐，又被虱麻咬万口……
有形容台湾耕田之苦：
台湾耕田甚艰苦，缺少手脚请长年，请个长年非小可，每年工银廿二三。做着长年无容易，浸种犁耙百事能，农工百件晓挥发，园头圃尾要周全……台湾零工是何样，恰似牛驴一般般……
这些人一旦生病，无人理会，听天由命，十分凄惨：
亦有病得几日好，亦有病得一年半，若无亲兄并胞弟，扛在禾寮草埔边。恰似六畜疮瘟气，或生或死命由天，此时自坐追想起，眼中流出泪涟涟。
《台湾番薯哥歌》也极力渲染渡台垦殖之艰难，其歌词与《渡台悲歌》有多处雷同。徐胜一等通过比较分析歌词，认为“两篇文章是同一作者，成文时间约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从两篇歌词所描述的渡台路线及路途的一些细节来看，笔者认为，两篇歌词的作者应该都是亲身经历者，两者出发的地点和路线完全不一样，因此，两篇歌词不可能是同一作者所作。《台湾番薯哥歌》末尾的“丢下世情休要唱，来唱台湾衙门前”，是客家说唱中常用的句式，即“丢下……来唱（转唱）……”，可见，它是被整理过的客家说唱叙事山歌，其口头原貌应该是还带有生动的说白。
从客家山歌《十寻亲夫过台湾》（详见第四章第一节）看，土楼客家人渡台的路线大致有三条。
第一条是沿着汀江顺流而下，到达三河坝，进入韩江，由潮州饶平柘林港出发赴台。《十寻亲夫过台湾》唱道：“三寻亲夫到三河……四寻亲夫出三河……五寻亲夫到潮州”，妻子寻夫过台湾是沿着夫君渡台足迹而去的，“三河”即与永定接壤的大埔县三河镇，俗称“三河坝”，因梅州的梅江、汀州的汀江和大埔的梅潭河三条河流汇合于此而得名。由三河坝进入韩江出海，是梅州和汀州的客家人渡台、下南洋的最主要路线。《渡台悲歌》里有：“直到梅江转潮州，每日五百出头钱。一昼一夜翻过天，来到拓（柘）林港口边”，正好可以印证上述渡台路线。
梅州客家人顺梅江而下到潮州，土楼客家人则顺汀江而下抵达潮州，两道合于韩江，最后都在柘林港候船出海。柘林港曾是明清时期粤东及闽西南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有“未有汕头埠，先有柘林港”之说。
第二条是途经闽西连城，抵达永安小陶镇，水路直通闽江，从福州港口搭船过台湾。《十寻亲夫过台湾》有“六寻亲夫到连城，行到城里二三更”之句。《台湾番薯哥歌》对此条路线有更加详细的叙述：
……行了几日到松源，六月来到中都墟，半月来到席湖营。湖营过去金鸡岭，挑箱担笼实难行，一月来到小陶店，客头请船乱纷纷。船钱多少无定价，十个客人荫一名，水路行程多凶险，鹅叫一声十八滩。五日水路永安县，水手撑船叫艰难，换船搭渡到南台，一共船钱四百三。南台过去乌龙江，乌龙过去甚艰难，渡资加减由他算，撑过前头兰圃岭。十日来到砂榕地，客头寻屋乱翻翻，几多歇在宫庙里，几多住在斋公庵。
此歌记录的是粤东客家人过台湾所走的路线，沿途经过上杭“中都墟”“席湖营”。中都古属上杭县来苏里，地处汀江中下游，因水路之便，成为昔日闽西通往粤东的重要通道，“中都墟”也因此繁华一时。逆汀江而上，可以到上杭城郊北面的九洲村，由汀江支流旧县河抵达连城境内，“席湖营”为今之连城县文亨镇湖峰村。“金鸡岭”在连城县文保村境内，在“席湖营”东北边，是旧时连城到姑田及小陶的必经之处。从粤东出发，走路一个月之后才到达永安小陶镇。小陶地处文川溪上游，旧时有码头，为小船航运起点。文川溪流到永安市，汇合九龙溪成沙溪，往东北流经南平市，与富屯溪、建溪汇合成闽江，至福州出海。据徐胜一等学者估算，移民从梅州松源到小陶，要走陆路（汀江、旧县河水路）230千米，闽江水系水路400千米，海路210千米，全程840千米；而松源往南到松口、三河，再抵潮汕有230千米，海路到新竹又500千米，全程730千米。
选择连城到福州渡台的路径显然是因为海路短，更加安全。闽西各县客家人走此路更加便捷。
第三条是抵达厦门港后渡台。《十寻亲夫过台湾》有“七寻亲夫到厦门，厦门楼客乱纷纷”之句，这描述了厦门港等船过台湾的情景。永定与漳州南靖、平和接壤，土楼客家人翻过博平岭即可抵达漳州再到厦门，此路陆路不长，但渡海缺乏季风优势。
不管是走哪条路渡台，一路都是历经千辛万苦的，“几多辛苦不堪言”，但为了谋生，赚取微薄的工钱，正如《渡台悲歌》所言，“明知死路也行前”。罗香林在概括客家人特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客家人生性冒险，只知进取，只知出路，至于前途危险与否，他们不太管的”
。生存条件所限，让客家男子不愿做“灶下鸡”，情愿出门寻找出路，委实富有冒险与进取的精神。正是有这种精神支撑，客家人在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开辟出了另一片新天地。
在明郑时期，因汀州籍的刘国轩在郑部为军师，地位显赫，又“军师刘国轩建议，拓地招垦”
，其时，闽西客家人闻“招垦”而赴台谋生的已有不少。在漳、泉、汀人的开垦下，台湾鸡笼等地拓地日广，安抚了诸番，为明郑政权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明郑时期对台湾的开垦还是十分有限。加之清廷平定台湾之战争，又造成良田沃野连片荒芜。于是，清廷平定台湾之后，开始大量招徕垦民。《台海使槎录》卷4《赤坎笔谈·朱逆附略》引《理台末议》曰：
台湾始入版图，为五方杂处之区，而闽粤之人尤多。先时郑逆窃踞海上，开垦十无二三。迨郑逆平后，招徕垦田报赋。
因此，“郑逆平后”，台湾迎来闽粤平民渡台垦殖的一个小高潮。闽粤客家人语言相通，其聚集居住地被称为“客庄”。《台海使槎录》卷3《赤坎笔谈·物产门》载：
淡水以南，悉为潮州客庄；治埤蓄泄，灌溉耕耨，颇尽力作。
这些“力作”农耕的“潮州客庄”，除指潮属各县客家人外，还包括了语言相同、声气相通的汀州客家人。朱一贵事件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称：
查台湾凤山县属之南路淡水，历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垦田居住。潮属之潮阳、海阳、揭阳、饶平数县，与漳、泉之人语言声气相通，而潮属之镇平、平远、程乡三县则又有汀州之人自为守望，不与漳、泉之人同伙相杂。
上则材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在朱一贵事件（1721—1723年）前，来自闽西汀州府的客家人已经在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垦田居住，有很长的历史了；二是有部分汀州人与当时潮州府所属的镇平（今蕉岭）、平远、程乡（今梅县）等地的客家人一起守望相处。而这部分汀州客家人因人数少于潮州、惠州、嘉应州
（今梅州）客家人，语言习俗又与之相近，大量隐性存在于粤籍客家人中，被来自漳州、泉州的“闽人”视为“粤人”。因此，台湾有关史料记载的“粤人”“潮州客”“嘉应客”中均含有不少汀州客家人。
有明确记载招徕汀州客家人前往垦殖的史料，见于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
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巅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采樵，每被土番镖杀、或放火烧死，割去头颅，官并诘捕。
台湾郑氏降清后，台湾纳入清治版籍。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县、诸罗县、凤山县，三县县治分别设在今台南、嘉义、高雄，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管辖。“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即台湾、诸罗两县县民招徕汀州各县县民渡台垦殖，“自后往来渐众”，说明台湾高雄地区（罗汉内门、外门）以及台南、嘉义等台湾南部地区，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后，开始有大量汀民涌入耕种。其中“每被土番镖杀、或放火烧死，割去头颅”的记载与《渡台悲歌》所叙述的惨象完全一致。
客家先民在开发山高林密、瘴疠肆虐、沟壑纵横的蛮荒之地，建立安乐祥和的土楼家园过程中，不仅锻造出了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土楼精神，也形成了共同对抗土著匪乱和外族入侵的团结互助的族群力量及抱团取暖、聚族而居的特性。渡台垦殖汀民面临自然之艰险、生番之凶残及不同民系间的冲突，生存压力巨大，他们更加需要拿出生存勇气，传承土楼精神，渴望族群团结。《台海使槎录》卷4《赤坎笔谈·朱逆附略》引《理台末议》载：
虽在台地者，闽人与粤人适均，而闽多散处，粤恒萃居，其势常不敌也。
粤籍客家如是“萃居”，以敌外患。那声气相通甚或同族同宗的闽西汀州客家人何尝不是呢？
渡台垦民以聚族而居形成合力，带去原乡神祇，祈望神明保佑，建立精神家园。于是，他们聚族形成“客庄”；建立汀州会馆，以助公益，接纳和资助来台乡亲；建立庙宇，安奉汀州客家保护神，形成汀州客家信仰中心。彰化汀众在彰化市建立彰化定光佛庙，台北汀众在淡水镇建立鄞山寺
，均供奉来自原乡祖地的定光古佛，这些庙宇兼具汀州会馆的功能。
定光古佛，又称定光大师、定应大师、定光佛、和尚翁、圣翁等。俗姓郑，名自严，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幼时聪慧，奇异过人，少有佛心，“年十一，恳求出家，依本郡建兴寺契缘法师席下。年十七，得业游豫章，过庐陵，契悟于西峰圆净大师，由此夙慧顿发，遂证神足，盘旋五载”
。后云游四方，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过武平岩前，睹南安岩之形胜，遂驻锡南安岩。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坐化于旧岩。享年八十二岁，僧腊六十有五。因生前佛法无边，传言其能祈雨救旱、伏虎除蛟、送子祈福、救急救难，死后又屡屡显灵，保境安民，遂成为汀州及周边客家人乃至整个闽地的守护神，出现“七闽香火，家以为祖”
的信仰盛况。
台湾汀州客家的定光佛信仰历史悠久。2002年1月，武平岩前镇建筑队在均庆院（定光佛庙）前挖掘出一块石碑，正反两面分别刻有“募叩台湾乐助碑记”和“台湾府善信乐助建造佛楼重装佛菩萨碑”，现立于南安岩洞口右边。“募叩台湾乐助碑记”正文刻有罗（7）、王（6）、黄（10）、曾（25）、钟（5）、张（24）、林（30）、刘（12）、邓（6）、温（8）、陈（21）、吴（13）、叶（19）、朱（3）、徐、李（19）、萧、郭（7）、何（6）、巫（3）、汤（7）、彭、范（2）、蓝（5）、饶（2）、沈、蔡、熊、谢（24）、赖（19）、江、卜、吕、杜、郑（4）、傅（8）、古（2）、涂（5）、戴（5）、廖（6）、杨（5）、苏、□（33）、邹（3）、彭、宋（3）、卢（2）、邱（2）、练、韩、连等50余姓捐款人名及金额，左侧落款为“大清雍正十一年岁次癸丑孟春月三房主持僧盛山、得济、远铎各捐金拾两，往台释子宏滋得升吉旦立”，“岩城首事温观止、朱安邦、邹□□、邹□□、练思永、郑其忠，匠人练圣作、唐及□”。“台湾府善信乐助建造佛楼重装佛菩萨碑”则为张（28）、朱（2）、罗（16）、谢（18）、钟（15）、刘（26）、陈（17）、吕（2）、袁、林（14）、傅（17）、温（6）、黄（7）、徐（15）、赖（12）、李（19）、王（10）、潘、余、何（7）、□（27）、黎（2）、巫、管、邓、邱（15）、廖（3）、吴（5）、宋、郑（6）冯、修、游（2）、苏、董、梁（2）、邹（3）、严、孙、胡、郭、涂（2）、古（2）、蓝（3）、戴（2）、汤（3）、曾（7）、叶（3）、范、伊、杨（2）、盛、江（2）、许、练、沈、冯等60余姓捐款人名及金额。
从上面两碑文看，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移垦台湾的定光古佛信众乐助修造定光佛庙均庆院的人数有七百余名，包含至少67个不同姓氏。这起码可以说明三点：第一，在雍正时期，甚至早至明清之际，台湾武平籍移民就对祖地定光古佛保留有虔诚的信仰，武平移民把定光古佛信仰带到了台湾；第二，武平移垦台湾的人数众多，涉及姓氏、村落广泛；第三，武平岩前镇定光佛庙是台湾定光佛庙的祖庙，这与淡水鄞山寺门前的对联“宋代宠恩纶，赐福与天地同悠久；岩前昭佛法，波光并日月齐飞”是相吻合的。
台湾的定光古佛信仰中心，主要有建于1761年的彰化定光佛庙和建于1823年的淡水鄞山寺。
彰化定光佛庙是台湾第一座定光佛庙。据《彰化县志》与《台湾省通志》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永定县士民鸠金公建定光庵；道光十年（1830年），贡生吕彰定等在其基础上捐修，祀定光古佛；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彰化大地震后由信徒张连喜等人重新修建，改名为“定光佛庙”。而《台湾通史》则记载为：“（定光佛庙）在北门内，乾隆二十七年，北路营副将张世英建，祀定光佛。”
此条记载定光佛庙的建造时间与上面的记载存在误差，建造人名也不同。张世英是永定人，应该是代表官方积极参与的倡建人，他还在乾隆二十七年十月题写了“西来花雨”的牌匾。在台湾府任儒学教授（主管）的沈鸿儒也积极参与善举，题写“济汀渡海”的牌匾，祈望定光古佛能够保佑汀民顺利渡海来台。
据台湾林瑶琪《汀州客团结的象征》一文介绍，彰化定光佛庙目前登记有案的信徒有103人，他们的祖籍几乎都在永定。看来，在彰化的永定信徒相较汀州其他各县人数多，来自永定的移民应该也多于汀州其他县。
在陪祀的天上圣母（妈祖）神龛上方悬挂的木匾“昙光普照”，题写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左边落款为“岁次癸酉年鄞江众信士重修立”。庙里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立有报功祠，安奉造定光佛庙有功的董事禄位碑，中位刻“汀州八邑倡义题捐绅士缘首董事禄位”。由此可见，彰化定光佛庙也是汀州（鄞江）信众共同出力修建的，是彰化汀众的共同信仰中心。从定光佛龛前一副木楹联得知，定光古佛被汀州客家人迎到彰化供奉后，曾有显灵护民之事。该联写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内容为“是有定识拔救众生，放大光明普照东海”。其款识内容值得重视：“永定巫两池仪部来游东瀛，为彰化定光佛前求书楹帖，适余审游匪，类住漳浜，旬久雨不止，于佛前祷求晴霁，即大开朗，因并记之。道光甲午仲夏，浙江分巡宁绍台道、知福建台湾府事鄱阳周彦书。”
周彦记录了自己亲历了定光古佛显灵止雨，使天放晴，这让他确信定光古佛“拔救众生”不是传说，挥毫肯定“是有定识”的。
周彦的题赠联无疑促进了定光古佛信仰的兴盛，其他一些寺庙也开始出现配祀定光古佛的现象。如台北板桥的普陀山接云寺以观音佛祖为本尊，定光古佛位于配祀之首；桃园县大溪的福仁宫，俗称“大溪大庙”，兴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宫内正殿主祀开漳圣王，左龛祀定光古佛，位显于其他配祀之神；而私家供奉定光古佛则更为普遍。
如台湾学者陈香在《台湾的根及枝叶》一书中提及，“台北一带汀州人聚落，如淡水阿里蓍沿岸，家户均供定光佛”
。
在彰化定光庵（定光佛庙）创建62年之后，道光三年（1823年），台北淡水又兴建了一座定光庙——鄞山寺。该寺内回廊墙上镶嵌着光绪十八年（1892年）立的“鄞山寺石碑记”，碑文记述道：“念汀人来台营生，仗神呵护，于道光三年，公（罗可斌）建鄞山寺，崇祀定光古佛寺，在和美街后半山仔。又经罗可斌捐献垦地，再经江日章等增辟成田，以克经费……汀人游台甚多，无论何等出身，一到台北，即欲胃取花红
，并向总理借款。”碑记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建造鄞山寺的意义和功用。鄞山寺是在永定金砂乡人罗可斌、罗可荣兄弟倡议下，由罗可斌慷慨献出垦地，台北汀众捐资“公建”而成。建成后又经永定江日章等人增辟良田，以充寺产经费。汀众为贡献最大的罗可斌、罗可荣兄弟设“大施主”牌位于寺庙左厢房，供后人祭拜。汀郡众姓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重修罗可斌、罗可荣兄弟墓于鄞山寺左侧（后因地产开发移至右侧）。
鄞山寺的建造，主其事者也主要是永定人，但与彰化定光佛庙一样，同样凝聚了垦台汀郡众姓的力量。
不管是彰化的定光佛庙，还是淡水的鄞山寺，建造时的目的都是护佑和接济、接待赴台汀民，成为汀州客家人的互助与联络中心。所以，两座寺庙又名为“汀州会馆”，俨然成为“汀州客团结的象征”，它们发展了原乡土楼聚族而居、抱团取暖、团结互助的精神，定光古佛也由共同的信仰演变成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这种充满大爱的乡情，可以激励陷入悲惨处境的汀民鼓起勇气，顽强奋斗，继续开垦。
以众多永定籍客家人为代表的土楼精神，在台湾传承并落地生根发芽。这种精神的另一效应就是台湾汀州客家人的族群意识得到了强化。
在台湾垦殖的汀众除了信奉定光古佛外，还像原乡一样，普遍祀奉妈祖和土地伯公神。如彰化定光佛庙，正殿左侧配祀天上圣母，对联书写“德配昊天四海波平霑圣德，功同大禹万民利涉戴慈思”，正殿右侧配祀福德正神，即土地伯公神，神龛对联为“比户可封伏神威而保万姓，聚庐相望藉福泽以惠四方”。淡水鄞山寺正殿右侧也配祀福德正神，神龛对联为“福无疆定安沪上，德至大永佑鄞江”。
各地客家村落也在庄头社尾建立土地伯公坛，供奉土地神明。高雄美浓镇有将近400座土地伯公坛，是美浓客家人的主要信仰中心。其中开基福德正神坛（土地伯公坛）历史悠久，由右堆统领林桂山、林丰山兄弟于乾隆元年（1736年）集众筹建，奉土地伯为村庄的“开基伯公”。神坛前后有两对联，分别是“开基荒原地，基成瑞穗田”“四方沾福泽，万姓仰神恩”。它至今香火不断，游人络绎不绝，在台湾客家中影响甚大。
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也受到了西方宗教信仰的冲击。如《台东客家族群传说故事研究》记述了受访者台东成功镇邱永兴的故事，他说，“祖父是秀才，开设学堂……父亲曾盖庙，因为当地几乎都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众，为了让汉人（客家人）有信仰中心，故用石头盖了一间土地公庙”
。台湾历经社会大变迁，民间信仰受到外来宗教信仰的冲击，但像邱永兴一样的客家人仍然在顽强地守护着客家传统，客家精神、客家传统一直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