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研究的核心是闽西客家与台湾客家文化的亲缘关系，但涉及研究对象是闽西客家和台湾客家的文化事象，“客家”是其中重要的关键词。什么是客家？客家民系是如何形成的？台湾客家与闽西客家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弄清“客家”与“台湾客家”这两个概念是本书展开论述的前提。

首先，我们来了解“客家”。

清嘉庆年间，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发生的“土客械斗”，开始引起对“客家”的关注。有别于广府人语言习俗的“客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和平县进士、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召集门人，叙述客家原委，其内容被博罗韩姓弟子记下，后来以《丰湖杂记》为题被载入和平县《徐氏族谱·总谱》卷二。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论述客家源流的文献资料，被誉为论述客家源流的“开山之作”。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与“客家”相关的事件频发，轰动一时。主要表现在：一、清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部发生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历时十二年，双方死伤五六十万人。二、客家多次遭受污名 ^[1] 。三、客家人领导或作为主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抗日保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影响中国政局乃至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客家”引发中外学者极大关注，不少西方及日本学者投入研究客家源流或编写客语词典；国内燕京大学积极倡导客家研究，除广东客籍名流坐镇外，还有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民族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王力也参与其间。

1933年，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该书主要运用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及谱牒学等多学科方法，综合、系统地论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的客家民系文化，成为研究客家的奠基之作。罗香林认为，“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是中原汉人经过五次大南迁到闽粤赣形成的民系；强调客家“根在中原”，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受英国传教士艮贝尔氏（George Campbell）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氏（Ellsworth Huntington）对客家特性研究的启发，罗香林认同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他的“客家形成说”提出后，在此后的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被客家研究者奉为圭臬。

但在20世纪80年代，客家研究复兴后，不少学者把罗香林的“客家界定”概括为“种族论”或“血统论”，并进行质疑和否定，提出若干“新说”——土著说、文化论等。如谢重光先生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认为：

“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因为种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

诚然，这种论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符合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最基本三要素：大量南迁的中原汉人、特定时空和与土著融合。其中“与土著融合”被当成一些“新说”的利器，否定罗香林的所谓“血统论”。

事实上，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第二章《客家的源流》中，对客家的血缘问题及南迁汉人与土著融合问题的认识就是持理性的、科学的态度。

首先，罗香林不同意韩廷敦提出的“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的观点，他认为“可以说客家‘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但因此便谓‘他们是很纯粹的华人’，则亦殊可不必”，并从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史实判定“所谓华人，根本上就没有‘纯粹’的血统可言” 。那客家民系的血统呢？他论述如下：

所谓南系汉族呢，……湘赣一系，亦多与南蛮一族相混；虽说混化的程度，有深有浅，或不如北系汉人厉害，然其非纯粹的汉族，那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客家，与外族比较虽少点混化，然此亦只是少点而已，到底与“纯粹”有别。

罗香林在论述中旗帜鲜明地否认了客家汉族血统的纯粹性。因此，他的“客家界定说”就无所谓“种族论”“血统论”了。

其次，罗香林并没有忽略南迁汉人与土著包括血缘和日常生活文化在内的融合问题。他为了说明“客家究竟与何种异族曾发生相当的混化”，一口气征引了九条史料来证明客家与畲族发生“相当的混化”。代表性的论述有：

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

……

可知当时客家和畲民的接触繁多了，唯其接触繁多了，所以免不了要发生混化的作用，而那些畲民亦因须与客家盛营贸易的缘故，渐渐习染客人的语言和文化，久而久之，遂把他们固有的语言都消失了。

……

客家昔时，与之相处，一方吸收了他们一部分的血统，一方感受了他们活动所生的影响，觉得男男女女，皆非全体动员，勤苦操作，必不能与之相竞。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罗香林的用意正是要表达谢重光先生所说的“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在这里，罗香林“客家界定”的问题症结并不在什么“种族论”“血统论”，而在于对“客家”的表述，即他把“客家”与“客家先民”及“中原南迁汉人”混为一谈。在客家民系尚未形成之前，初到闽赣粤的“客家”只能说是“中原南迁汉人”或“客家先民”。从畲汉融合形成客家而言，客家先民应该包括中原南迁汉人和当地土著（畲民），但后者常常被忽视。

“‘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就论述内容而言，已经不算是新鲜事了。就其概念而言，可以谓之“新说”。不过，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很难给它下确切的定义，一种文化既可以被建构，也可以被解构。任何民系或族群都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汉族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罗香林认为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是根据南迁汉人人数的优势和客家族谱世系脉络所做出的判断，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此“系统”应包含文化系统和血缘系统两方面内涵。

若从文化来看，此“系统”应该是“分明”的。在客家的基本住地闽西，汉人是强势族群。笔者曾在《客家地区畲族的族群意识流变及与客家的内在关系》一文里指出，为了摆脱民族歧视，畲族干脆迁离含“畲”字的祖宗开基地或更改带“畲”字的村名，隐去畲民身份。上杭庐丰丰济村《蓝氏家谱》真实地记下了此事：“四世祖伯十郎公世居畲里（今庐丰扶洋村），被呼畲民……然而要摆脱畲族身份又非远徙他方不可，因此立下远徙初衷……五世祖子荣公生于永乐年间，初居扶阳畲里，及壮偕同诸弟俱各携眷迁徙他方。为掩盖真相，对扶阳故居（畲里）改称金竹陂，此举亦公与诸弟之明智也。” 庐丰至今还是畲族聚居地，是上杭县两个畲族乡之一，但他们的语言、习俗文化早已经汉化了，与当地汉族（客家）几无二致。在族群势力悬殊的畲汉两族接触中，汉文化必然占上风，最终同化畲族文化。由此，客家的汉族文化系统分明。若从血缘来看，该“系统”就未必“分明”了。仅以上杭丘姓为例，畲汉早在宋末就开始频繁通婚了，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

在“后罗香林时代”，学者对“客家”的界定仍然纠缠不清时，周建新教授提出“客家文化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一种族群文化” 的理论观点，将客家研究纳入族群人类学的学科范畴，发展出新的研究取向。这一理论创见既符合客家文化史实，又富有阐释力，拓宽了阐释空间。

总之，客家是大量中原汉人，经过西晋末年、唐朝末年、宋元之际等三次历史节点，主要因为战乱，大南迁到闽粤赣交界的边区，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汉民族支系。客家既有汉族民系的鲜明特征，又有与他族交融的多元文化特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唐宋时期孕育于赣南、宋末形成于闽西、明清时期发展和壮大于粤东的三个阶段。客家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还有强烈的基于血缘的族群意识。

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耕环境已经无法满足客家人的生存需求。于是，客家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迁徙：一方面，明清之际，闽西客家人为寻求生存空间主动出击，大量迁往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甚至抵达东南亚一带；另一方面，为响应康熙时期发起“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号召，粤东、粤北、闽西有大量客家人迁到四川、重庆、湖南，或倒迁入赣。

第五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部的“土客械斗”后，客家人再次迁徙到广西、海南、台湾，或远渡东南亚。客家民系在后两次的大迁徙中发展壮大起来，足迹遍布于世界各地，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台湾客家”。

上述客家第四、五次大迁徙，也揭示了台湾客家的来源。台湾客家主要来自粤东、闽西南的客家移民。闽西是客家祖地。有大量族谱表明，粤东客家和闽南（南靖县、诏安县、平和县等）客家的先祖基本来自闽西，台湾客家人是从闽西直接迁入，或从闽西迁到粤东、闽南再迁往台湾的。早在明郑时期，就有闽西客家人跟随郑成功的部将、汀籍人刘国轩渡台。清廷平定台湾之后，随着“海禁”松弛，开始有大量闽粤客家人渡台垦殖，其中以汀州府所属永定、上杭、武平三县民为多。而地处汀江下游、与漳州毗邻的永定，因水陆两便，渡台垦殖人数最多，永定也因此与台湾形成了特殊的渊源关系。

永定客家人对台湾早期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永定下洋的胡焯猷是北台湾（大甲溪以北）的早期开发者，是开发台湾的杰出代表。他约于清朝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渡台创业，定居台湾淡水新庄山脚，白手起家，开垦兴直堡一带，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林作哲、胡习隆合组“胡林隆”垦号，多次回永定动员乡亲赴台一起垦殖，“不十数年，启田数千甲，岁入租谷数万石，翘然为一方之豪英” 。清末光绪十年（1884年），李乾祥、苏廷福等人联手开垦台湾铜锣圈地，并倡导种茶、制茶叶等，其茶叶远销美国，获利颇多，使附近乡民竞相植茶。

在文教方面，永定胡焯猷为台湾私人办学先驱。胡焯猷在开发台湾农业的同时，发现北台湾淡水文风未启，乡里子弟读书困难，遂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献出新庄山脚旧宅，又捐水田八十余甲作膏火，创办义塾，后改名为“明志书院”，是北台湾第一所书院。因对北台湾文教有开拓之功，胡焯猷被清廷和台湾总督分别授予“文开淡北”“功滋丽泽”的奖匾，成为“文开淡北第一人”，《台湾通史》也为之立传。此外，还有不少永定籍人，如胡檀生、王之玑、沈鸿儒、卢应鹏、卢跋等文士，在台湾任儒学教授、教谕、训导，为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今，祖地在永定的台湾客家人有50多万，其中，从永定直接迁居台湾的有47个姓氏，约25万人，另外还有近30万人是从永定迁到第三地（如漳州南靖、平和县等）再迁移到台湾。为了永远铭记原乡——永定，入台的永定移民给落脚的乡村、街里冠名为“永定”，如台湾云林县二仑乡今永定村、安定村，原名为“永定厝”；台中市南屯区今永安里，原名亦为“永定厝”；彰化县永靖乡就是永定与南靖的合名。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多次回祖地永定下洋思贤村祭祖。他在《永定客家台湾缘》一书的序言中感慨：

我对永定有特别的情感，因为永定是许多台湾客家乡亲的祖籍地，我自己的根也在永定下洋镇思贤村！我是北宋天圣年间吴氏入闽始祖承顺公第二十七代裔孙，也是思贤村开基祖念纲公第十六代裔孙，我的曾祖父吴胜昌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携妻儿自汕头迁至台湾桃园县中坜乡（今中坜市），传至我已是第四代。我父亲97岁过世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回永定祭拜祖先。我有幸于2000年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家人，代表家族，回乡谒祖。

吴伯雄这段回乡感言，展现出客家人念祖思宗的传统美德，清晰地表达了对祖籍地永定的思念之情，也传达出了两岸亲情血浓于水的渊源关系。

台湾客家与祖地闽西关系如此紧密，从发展两岸关系出发，本书着重探讨的闽台客家文化亲缘关系就显得意义重大。

加强两岸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最终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闽台两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福建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上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关系，成为福建对台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为充分利用闽台“五缘”优势，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的前沿平台作用，福建省政府于2009年开始设立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旨的“海峡论坛”，迄今已经在福建各地连续举办了十一届，两岸人民广泛开展交流，互动频繁，形成两岸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外，在台湾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与北京联合大学的发起下，以海峡两岸客家为纽带，于2006年设立了“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先后在北京、厦门、台北及客家大本营龙岩、梅州、赣州、三明等两岸多地举办了七届，推动了两岸民间与官方的交流，在两岸文经交流合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回望过去的几年，尽管两岸在经贸和文化交流上取得了历史性成果，两岸关系在朝着和平发展的大道上不断前进，但仍有暗流涌动。近年来，“台独”分子搞“隐性台独”动作不断，进而由隐性走向显性，由幕后走向台前，企图通过“文化台独”达到“去中国化”，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血脉脐带，直言叫嚣“台独”。在“台独”分子的操弄下，台湾高中语文课纲和历史教科书被屡次调整和修改，刻意造成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知的缺失。2016年5月，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更是给两岸和平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妨碍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因此，我们在做“两岸一家亲”工作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

客家是台湾的重要族群。据台湾客家委员会2016年度公布，台湾客家人口数约453万，占台湾人口的五分之一，客家是台湾第二大族群。客家人对台湾的早期开发做出了极大贡献，在“抗日保台”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国民党在台湾实施“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策略，并推行普通话教育，多数客家人放弃了传统农业，混迹于以“福佬人” 为主体的都会区，一度成为“隐形人”，出现客家母语危机。台湾“解严”后，客家人为争取族群权利，于1988年走上街头，发动震惊台湾的“还我母语运动”万人游行。此后，台湾客家人在政治舞台上也由幕后逐渐走向台前，吴伯雄、马英九、江丙坤、饶颖奇等客家人纷纷登上台湾政坛。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竞选人必须到客家区拜票，客家票成为选举中“关键的少数”。2016年台湾选举时，蔡英文为拉客家选票，就曾把自己包装成“客家妹”南下拜票。

尽管如此，台湾客家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不容乐观。

2014年10月，笔者赴台考察调研台湾客家，收集有关台湾客家方面的资料。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台湾客家话流失严重，很多上了年纪的客家人已经不会讲客家话了。其中，台湾客家人最重要的信仰庙宇之一——彰化定光佛庙的守护人及信众基本上不会讲客家话，都讲闽南话。另外，在资料收集时发现，台湾客家学者涉及与大陆原乡历史渊源与文化传承变迁的著述不多，强调所谓的台湾客家“在地化”研究。

台湾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院长张维安在思索台湾客家研究时说，“这段时间内（1988年客家运动以来——笔者注），台湾客家记忆逐渐地在地化，不论是《渡台悲歌》的移民记忆（黄荣洛，1991），还是义民信仰从褒忠到客家社区的转化（张维安、张翰璧，2008），客家论述虽然还是牵涉到大陆原乡记忆，但是台湾客家族群的历史，族群互动的记忆，以及新创的客家文化传统，已经渐渐在地化” 。显然，台湾一些学者已经在有意无意中淡忘大陆原乡记忆，在建构族群记忆时，“更多是讨论客家人在台湾在地的打拼，从来台湾开疆辟土到民主发展的奋斗，无疑的，客家记忆不再强调‘石壁村’的中原南下迁徙历史，一样是移民和迁徙，所讨论的却是在台湾本地的奋斗历程以及在台湾的族群经验” 。讨论客家人在台湾本地的历程固然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台湾客家人作为弱势族群的“悲情意识”，但因此而“不再强调”大陆原乡历史记忆却容易制造麻烦。

两岸“五缘”关系中，除了相近的地缘是不会改变的客观事实之外，其他的“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都有可能因为台湾的复杂因素而人为地发生改变。加强两岸客家文化研究，深入探析两岸亲缘关系，不仅显得重要，而且显得紧迫。“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目前，学者在闽台客家文化关系研究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因此，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新性研究，值得思考。

近年来，随着对闽台“五缘”关系的阐述，有关闽台文化关系的论著一下多了起来，但主要侧重论述闽台之间闽南文化的渊源关系。如陈支平主编的《台湾文献汇刊》第三辑《闽台民间关系族谱》（2004），其谱牒资料丰富，但涉及范围多是闽南民系族谱；林国平主编的《文化台湾》（2007），及刘登翰、林国平主编的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翔实、全面系统的“闽台文化关系系列丛书”（共11册，2013），主要以闽南文化为考察对象，从先民文化、方言、教育、民俗、民间信仰、文学、戏曲、音乐和建筑等不同侧面追寻台湾文化的来路，论述闽台文化的渊源关系，该丛书把谢重光早年出版的《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2003）纳入其中，以示丛书之完整。

闽台客家关系研究的论著尽管不多，但成果还是可圈可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做了有益探索。代表作主要有刘大可所著《闽台地域社会与族群文化新探》（2004）、《闽台地域人群与民间信仰研究》（2008），谢重光所著《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2003），刘海燕与郭丹编著的《闽台客家宗教与文化》（2009）及严雅英所著《闽台客家血缘关系》（2006）。总体特点是围绕闽台民间信仰、客家文艺及迁台族系，论述闽台客家渊源关系。其中，刘大可先生的两部著作均通过大量田野作业获取一手资料，主要就闽台客家共同的民间信仰（民主公王和定光古佛）及口传文化，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分析闽台客家族群与社会和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涉及的研究对象来看，主要着力于对闽西武北村落社会及客家与畲族关系的深层思考。谢重光先生所著的《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以扎实的史学理论和丰富的史料论述了客家的形成史、福建客家民俗事象、福建客家迁台创业以及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变迁，其对闽西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及社会变迁的论析，既客观翔实也不乏新意，同时揭示了客家文化在台湾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但其重心还是落脚在前者。

台湾客家研究如前所述，近三十年来偏向客家文化的“在地化”研究，包括台湾客家奋斗历程、客家意识建构以及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在闽台客家渊源关系研究上，基本上还没有超越陈运栋的《客家人》（1983）。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移民性的汉民族独特民系——客家，研究内容主要为闽台两地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亲缘特征，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闽台客家文化的历史关联性。论析出闽台两地客家具有一致或相似的文化要素，则闽台两地客家文化必然存在历史上同根同源的亲缘关系，那么，应考察客家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范围的发展和变化情况，探索闽台客家文化的特质和本源，便成为本书的重要任务。

因此，本书在研究策略上，首先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围，突出“专题性”，即重点围绕“闽台客家亲缘关系”，以论析闽台客家文化渊源为主，以客家形成发展史为辅，集中阐述闽台客家一脉传承的“土楼精神”及闽西原乡对台湾客家的文教、戏剧、民间文学、建筑的影响。同时，以闻名于世的“客家土楼”为文化意象和文化符号，以“土楼精神”为主线贯穿整体论述，深入分析台湾客家与闽西客家、土楼文化和祖地精神一脉相承的关系，既注重历史的内在逻辑论述，也顾及各章节内容的横向联系。原乡以永定为考察分析点，是出于永定与台湾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的考量。这样，可以避免以往研究多面展开和均衡用力的问题，更加注重专题性和创新性，力求做到小而深，以点带面。

其次，在资料的使用上，注重闽西文史资料、田野资料和台湾文史资料相结合，收集使用能够充分反映闽台客家渊源和两地文化传承与传播特点的台湾材料，如采访资料、碑记、附录中的《渡台悲歌》及《台湾番薯哥歌》和大量台湾的口传歌谣资料等，以期更真实地反映闽台客家亲缘关系内涵。

再次，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采用文献法、田野作业法和比较分析法，运用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戏剧学、文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通过纵向的历史变迁与横向的某个时期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进行宏观的时空把握与微观的细部考察，力图对闽台客家文化亲缘关系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史实研判和论述，以达到本课题研究的预期效果。

本书一共五章，分别从土楼精神在台湾的传承、“文开淡北”与化育台湾、闽台客家戏剧的传承、闽台客家民间文学渊源、闽台客家建筑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章论述土楼客家渡台的背景、渡台的艰辛，到台湾汀众在台湾建立精神家园，再从客家祖训激励子孙向外发展谋生，“任从异地立纲常”，树立“日久他乡即故乡”的发展理念，揭示出客家渡台创业不仅是受生存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也是怀揣创业之志和宗族发展意识的主观体现。客家人在建立土楼家园的过程中养成的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土楼精神”，通过渡台垦殖的闽西移民在台湾发扬光大，形成台湾客家敢于挑战困难的“硬颈精神”。

第二章论述永定胡焯猷渡台垦殖，献地捐资创办明志书院，成为“文开淡北第一人”，为北部台湾的文教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永定翰林兄弟巫宜福、巫宜禊两度入台，对台湾乡亲的关怀泽被后世，文启后昆。不少永定籍文士也在台任教授、教谕、训导等职，使台湾客家崇文重教风气日盛。台湾六堆地区的美浓客家文教尤盛，人才辈出，美浓的文化现象是永定下洋“中川现象”的翻版。

第三章论述闽西木偶戏、闽西汉剧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台湾的传承与流变，以及闽台客家戏剧的交流互动。

第四章论述客家先辈渡台垦殖时不忘“祖宗言”，把客家原乡口传的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带到了台湾。口传不绝的歌谣、俗语、说唱、故事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客家子弟，台湾客家人至今能够通过亲切的客家母语真切地感受到客家原乡的温度，了解悠久的客家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原乡用客语写成的《元初一》是台湾客语写作的典范。

第五章论述客家建筑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土楼建筑造型各异，举世闻名，是客家民系对中原传统居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明清时期，随着客家人迁徙渡台，客家建筑文化也被传播到台湾客家住区。台湾客家民居、祠庙、楼阁等建筑，至今仍然保留了客家传统风格。

本书内容与其他同类著述相比，更加突出“文”的表达，从土楼人文精神到文教、戏剧、歌谣、俗语、说唱、故事，无不尽然。在论述闽台客家建筑时也注意到凝固在客家建筑楹联匾额中的客家文化内涵，尽量彰显闽台客家“文缘相承”的特点与文化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