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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人，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物学会盐业文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川商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盐盐文化传播中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中国盐文化。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们对盐资源的认识、利用与开发关系到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盐是维持人体及其他生命体内部机能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主要元素，是人类祖先得以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质资源。她从古至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类进步及其所创造的各类绚丽多彩文明的源泉。
作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盐，其种类名目繁多，如果从盐卤资源的来源考察，主要有产生于海水的海盐、产生于内陆湖泊的湖盐或池盐，以及用钻凿方式提卤煎制的井盐。
作为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以前，人们对盐分的需求是通过食用动植物来摄取的。人们对食盐的认识、利用以及工业性的开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维系自身体质需要而产生的寻盐意识，到对自然盐泉的利用，再到进行资源性开发和盐卤综合利用，构成了人类利用盐资源的长链。
迄今为止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都充分地表明，盐与人类的发展和史前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盐一方面促进了人类自身的进化发展，另一方面，盐又是人类史前文明的“催生婆”，催生了人类早期绚丽多彩的远古文明。
史前人最初过着居岩处穴的原始采集生活，尚未萌发寻找食盐的意识，维持生命所需盐分，凭借本能摄取含盐分丰富的动植物而获得。熟食促进了史前人类体质和大脑的进化，也促进了对盐分需求量的增加，使盐与粮食、水一样，成为人类生存、发展进化不可缺少的食物。这样，早期人类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四处寻找食盐，人们追逐盐的意识便不断增强。所以，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围绕古老的天然盐湖、盐池、盐泉和岩盐，往往聚居着许多史前人类。在这些地方逐渐形成早期的原始群落，进而发展成为氏族集团，最终发展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考察史前文明发祥之地，无不是自然产盐区或得盐便利之所。远古人类文明发展程度高低与食盐供应便利与否密切相关。被誉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非洲肯尼亚北部的图尔恰纳湖，就是一个产盐的巨大咸水湖。从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近 300 个史前人类的头骨化石、4000 多件各种动物的化石和众多的人类文化遗物。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黄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同样与盐有着密切的关系。
黄河流域，有两个主要的产盐地，即位于河东运城县南面，安邑与解县之间的解池，以及位于甘肃、青海、宁夏交界的盐池群。
在河东解池方圆几百里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匼河、公主岭、蓝田、南海峪洞穴等文化遗址，这里还广泛地存在着类型各异、风格独特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形成了灿烂的河东文化。甘肃、宁夏、青海的盐池群，包括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众多盐池。这一广阔地区内，既有丰富的水源，又有丰富的盐利，孕育了西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五彩斑斓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诸多文化，与河东文化交相辉映。
长江流域的产盐区，最主要的分布在川东、川北和近海的三角洲地带。这些地区同样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古生物化石。20 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庆市博物馆和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在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各种动物化石数千件，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史前人类“巫山人”的化石。生活在距今 201 万年至 204 万年的“巫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大溪文化”。随着三峡库区建设和抢救性文物发掘工作的开展，1994 年北京大学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发掘出流行年代可上溯至商代后期与陶器制盐有关的尖底陶杯和花边陶釜，这是迄今为止古代盐业开发的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因此成立了“中美三峡盐业考古队”，于 1999 年 3 月对四川盆地（重点在三峡地区）的古盐井遗址进行全面地考察。这是国内第一次盐业专题考古，也是一项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忠县的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井盐科技史的空白，而且对认识三峡地区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盐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和地区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启示。
在东部沿海的杭州湾、太湖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带，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产盐区，并广泛地分布着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等类型的史前文化。
人类共同的寻盐意识，促使他们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划分氏族到以地域来区分国民，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古代民族，进而建立起古代国家。不管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盐对于他们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凝聚力。
初民时期，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制约，食物、水等生存必需品虽来源各异，但都有各自的取给之道，或农耕、或渔猎、或交换。唯有人类不可缺少的食盐，相比之下，其分布有限，产量最少。故在原始社会，食盐成为影响人类聚散的主要因素，她像茫茫长夜中一盏耀眼的明灯，将四面八方的人群牢牢地吸引在其周围，创造了他们共同的文明。
位于山西境内的平阳、蒲坂、安邑被誉为中华文明远古帝王之都，是尧、舜、禹三个部落聚居的地方，都在山西解池的周围。中国远古历史上所谓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其实质是三帝在不同的时期都掌握了解池盐利，拥有了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物质经济基础。由此不难看出，解池丰富的食盐资源，促进了四周部族的发展壮大。
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学术界公认的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它广泛地分布在解池四周的夏县、运城、闻喜、绛县、新绛、河津、永济、陕县、温池等地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三代中第一个朝代夏崛起于晋南，商文化系统自东向西发展，后来周文化亦自西向东延伸，其中深刻的原因在于晋南拥有丰富的盐资源。
进入阶级社会后，盐产地以及对盐支配权的掌握，成了民族发展、霸业建立、政权更替、国家盛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之时，齐桓公首创霸业，正是利用了其地处海滨，占有丰富的鱼盐资源。早在太公时期便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国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晋文公重耳的霸权得利于解池盐利；楚庄王争霸得益于巫溪盐利；吴越争雄，逐鹿中原，问鼎东周，得力于长江三角洲及沿海的鱼盐之利。战国初期，魏国的强盛和以魏相公孙衍为首发起的合纵之举“五国伐秦”，也是以解池盐利的存在为背景的。解池盐利成了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联合抗秦的经济基础。
秦统一中国的战争，首先消灭了三晋处于北方的赵国、南方的韩国，主要原因恐怕还是魏国占有解池盐利，国家富庶，力量强盛，攻取不易。秦灭魏国，握有解池之利，北至燕国、东至齐国、南至楚国，遂势如破竹，一举灭亡之。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霸权的嬗变，主要表现为对盐的控制权力的更替。随着历史的发展，盐在国家政权中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成了无孔不入的文化基因，展示出强大的威力。
西汉帝国中期，汉武帝为了解决经济上的严重危机，倚重了盐铁之利，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使朝廷财政收入大增，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的第一个高峰。盐之利成为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强大经济支柱。
三国鼎足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其政治、军事、人谋诸方面的因素，但历来研究者对深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经济原因认识不够。曹操能够统一北方，进而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统一天下，其实更多的是倚仗晋南解池和渤海湾的盐利，孙吴能据有江东，权逾三世，更是得益于沿海鱼盐之利，而刘豫州能在荆楚、巴蜀之地立足，进而建立了一隅政权蜀汉，也是得力于川东、川北、川南的盐利。可以这样认为，三国鼎足之势，从其经济地理考察，绝非偶然，三个地区具有丰富的盐卤资源，作为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
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为有效地统治北魏王朝，冯太后、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后迁都洛阳，其目的应也在于掌握解池盐利，以之为巩固其统治的经济支柱。
隋王朝建都西安，又营建东都洛阳，其目的也十分明显，即有效地控制解池盐利。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战乱不休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中央集权政治遭到沉重打击。为恢复中央政府的财力和加强对藩镇的控制，唐肃宗和代宗时期，先后出现了由度支转运使第五琦和刘晏这两位著名理财家对食盐的产、运、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刘晏推行的食盐专卖法，不仅使唐后期的财政状况起死回生，更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食盐专卖体制基本格局，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各代，无不由朝廷严格管理盐的生产、运输、销售，以此来达到用盐利支撑中央财政目的。
盐利是封建各朝代主要的财政来源。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封建统治者无不企图独占盐利，控制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为此，历代盐政变化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实质上无非是在盐利问题上打主意，借以增加财政税收，以维持朝廷庞大的财政开支。
从春秋时期管仲推行“官山海”，出现早期的盐专卖形态之后，历朝历代沿袭不变，相继出现了汉代的“盐铁官营”、唐代的“榷盐法”、宋代的“折中法”、明代的“开中法”“纲盐法”，以及清代“废纲行票”等形形色色的专卖制度。不管名称怎么变，所有这些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盐利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国家要与地方和盐商等争利，必须垄断盐的经营。为此，历朝历代都在产盐之地设置机构，委派掌盐官吏（这些人都是封建官僚中最能聚敛财富的人物）。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有时甚至超过田赋，占到八成，军饷皆仰给之，支撑着朝廷近百万军队的开支用度。自中唐以降，盐税成为支撑封建政权的特殊财源。
食盐的运销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资源性特殊商品，食盐的产地产量均有限度，但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边疆的开发，盐的需求量也随之不断增加。故因食盐运销而逐渐形成了人们称之为“盐道”的固定交通线路。古代的盐道分为“水道”和“陆路”两类。运盐水道在中国南方和华北平原地区极为便利，长江、珠江流域支流密布，湖泊众多，隋朝开凿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都是主要的运盐水道。陆路运盐又分为大道和小道。大道即官道，这是历朝历代形成并沿用的陆路主要交通干线，可以说多数官道其实就是运盐盐道。大宗的食盐就这样通过水道和陆路大道运销四面八方，食盐的运销不仅把产盐区和销盐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对区域间的经济交往与发展、沿途集镇的逐渐出现和经济的繁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远古时期，各部落之间除了亘古的血亲复仇外，人类最早的战争大概是为争夺食盐产地的武装冲突了。
中国古史传说最早的部落战争大概是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黄帝杀蚩尤的故事：“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龙氏，是为黄帝。”《孔子三朝记》也记载：“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支解，身首异处，而且血化为卤，则解州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解读这两条远古传说，撩开其神秘的面纱，不难看出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涿鹿大战，实质上是为了争夺解池食盐。占据解池食盐资源，在远古时期就等于掌握了对其他部落的控制权。
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也曾在涿鹿东北的坂泉展开过大战，战争的主要意图还是捍卫食盐资源的掌握权。坂泉之战中，黄帝部落之所以能够战胜炎帝部落，并非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黄帝“修德振兵”，最根本的原因是黄帝部落早已掌握了解池的支配权，而其周边部落则因要仰食解池盐而听命于黄帝部落。当炎帝部落为争解池食盐“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也就是说，炎帝部落的行动引起了解池四周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众多部落的愤怒，结果可想而知，炎帝部落战败。如果我们坚信黄帝与炎帝两个部落的战争及其后来的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的主干，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盐在远古战争、华夏族的形成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古代食盐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还突出地表现在盐利作为军费支持着战争，产盐区作为战略性资源产地，兵家必争。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三国鼎足局面形成、汉代大规模用兵匈奴等无数史实，都彰显出盐在军事方面的主要作用。
争夺盐利是历代割据政权对抗中央政府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手段；而控制、独占盐利又是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势力、加强对藩镇控制的主要措施。历代由于盐利掌握在地方而养痈遗患，兵戈不息，战乱不休，盈于史册。
大家熟知的西汉“七国之乱”，其首领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恃有盐铁之利，“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世”。地方势力擅有盐利，遂至与朝廷兵戎相见。盐利成为地方政权对中央离心力的重要基础。仅以唐代后期为例，此时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时而中央政府得势，时而藩镇节度使兴兵，究其缘由，实为双方争夺盐利，以之作为军事的强大支柱。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以浙西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韩愰为江淮转运使，又加诸道转运盐铁使，藩镇领诸道盐铁使始于此。各地军阀遂以盐铁之利自治，加剧了与中央的对抗。当时李纳、李师古父子即据棣州“因城而戍之，以专盐利”。有鉴于此，唐宪宗时，任命李巽为盐铁转运使，着力整顿盐法，使朝廷赋税大增，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水平，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有力地支持了中央政权对藩镇的军事行动，先后平定吴元济、李师道、田弘正、王承宗之乱，无不靠各地盐税以供军需。宪宗后至唐末，唐朝国势日衰，河北盐利复为诸道军府所有，诸道藩镇擅盐利则一发而不可收，发展至唐末，倚仗盐利，拥兵自重，不听中央号令。即便是朝廷控制甚严的安邑、解县两池盐，也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把持，利入私门，最后唐王朝终被擅有河中盐利的大军阀朱全忠灭亡。
作为商品的食盐在历代边境防务、民族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亦非常明显。一方面中国古代边区少数民族进攻中原最早和最突出的契机是为了争夺食盐；另一方面，中原王朝防御、平息周边少数民族的武装进犯也倚重盐利。长期以来，中原政府为加强边防力量，在边境地区驻扎大量的军队，政府有限的军费难以支撑庞大的费用。朝廷遂利用运销食盐牟利的商人，将边防军队所需粮草运往边关，以换取对食盐的专卖权。久之，商人厌其运输之苦，便出钱募夫，在边关开荒屯田，就近转输，这对于稳定边塞，开发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近现代北洋军阀、西南军阀的割据混战，无不与盐有密切的关系，因盐而引起的战争更是不胜枚举。民国前期，四川军阀混战，时间长，地域广，大小战役 480 余次，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了争夺川南盐税和井盐产场。1915 年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云南督军唐继尧、蔡锷等人举兵讨袁，护国护法，举义之所以能迅速且顺利进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云南盐税收入，除盐务机关必需经费外，全部都拨给了滇军使用。
在传统社会中，盐税作为朝廷经济基础中最强大的部分，因而对盐业的开发、利用、争夺，构成了我们观察、分析和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参数和晴雨表。盐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渗透作用，举凡历史上的民众暴动、秘密社会、地方风情民俗等等方面都满含着盐的因素。
纵观封建社会所谓太平盛世，无不与国家对盐业充分开发及利用、严禁私家染指密切相关。管仲推行食盐专卖之法，汉武帝行盐铁官营，唐第五琦、刘晏、李巽为国争盐，明庞尚鹏整饬盐政，清陶澍变革盐法，这样的史实很多，与之相伴的是国殷民富，四海安宁。与之相反，盐利入于私门，朝纲大坏，社会便动荡不安，最终导致农民暴动或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传统社会里，因盐产生了一个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即盐业群体。中国近现代盐业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盐商群体，他们控制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这是一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地主兼盐商，有的是盐商兼地主，有的是官僚兼营盐业，也有盐商进而成为官员，更有官僚、盐商、地主三位一体者。这一群体直接操纵着盐业生产的主动权，严重影响着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趋势，财富上是富可敌国的大财团；第二类是广大盐民群体，他们是食盐的直接生产者，有的文献称之为灶丁或灶户。这个群体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有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有被强划为灶籍的自耕农或佃农。他们身份世袭，社会地位低下，往往受到经济盘剥。近代以来，由于盐业生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不同工序的盐业工人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逐渐形成了具有近代秘密社会色彩的行帮。如在近代中国最大的手工工场、川南的千年盐都自贡就形成了盐工“十大帮”，即山匠帮、机车帮、车水帮、山笕帮、烧盐帮、牛牌帮、转盐帮、捆盐帮、扛运帮等，这些行帮有自己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格的管理系统，甚至还有自己的会馆；第三类是贩卖私盐的盐枭群体，这部分人往往与秘密社会相联系。他们的构成复杂，来源广泛，其特点是以贩运私盐为生计，人数众多、行动诡秘、持有器械，并聚敛大量财富，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第四类是个体私盐贩子。这个群体与盐枭群体的本质区别即他们仅仅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单独行动，肩挑背负，卖盐度日，生活艰辛。
盐与民俗饮食的关系十分密切。盐是“百味之祖”“食肴之将”，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调味品和营养素。与盐的产、运、销相关联的各种美味佳肴更是风格独特，回味悠长。谁会想到世界名酒贵州茅台的问世和几经沧桑，竟与川盐销黔有着密切关联；以盐帮菜为代表的川菜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各种盐帮菜品的原料、烹制、风味与发展，无不与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和盐业群体有着密切渊源。盐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围绕盐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民俗。从民族志和调查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维吾尔族人就把盐作为灵物来崇拜，盐在各民族传统婚礼中给新郎、新娘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同时也成了人们诅咒发誓的道具。在古代云贵地区，人们还把盐当作货币，可以交换黄金、麝香和其他工艺品。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盐业生产中有过许多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在井盐生产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凿井技术，通过凿井把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盐卤和天然气资源开采出来。根据先秦古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早在古史传说时期，就发明了打井技术，随着自然盐泉的发现，这种打井技术应用于盐卤资源的开发，就出现了盐井。开凿盐井是井盐生产中的一项地质活动，随着盐井的开凿，逐步改进凿井工具和工艺，不断向地层深处进军。
中国井盐开凿史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11 世纪为大口浅井阶段，这个阶段开凿的盐井井口大，井身结构不同，工艺繁简各异，显示出中国深井钻凿技术处于探索时期的某些特征。11 世纪中叶，人类深井钻凿技术和工艺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四川“卓筒井”工艺的出现，标志着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进入了小口深井时期。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们创造发明了使用机械凿井的先进技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一种被称为“圆刃”的钻头和一些修治井工具应运而生。“卓筒井”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深井钻凿技术的进步发展。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自流井气水田的开发，开凿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自流井深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艺特征之一，就是钻井过程逐步形成了“开井口、下石圈、凿大口、下木柱、凿小口、扇泥”等六道工序，在工程设计和工艺安排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水平。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在于出现了凿井、治井等工具群。钻凿工具的精细分工和专门化，大量新工具的出现，说明古代钻井技术发展到了手工业生产时代的最高峰。
中国古代的打井技术用于井盐开发后，产生和发展了深井钻凿工具、机械和深井钻凿工艺，这不仅在地质钻井史上，而且在机械工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使钻凿深井成为可能，也影响到其他矿产资源的钻凿开采，尤其是这种在井盐生产中发明和使用的凿井技术，后来传到西方，对世界采矿业和钻井工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近代“石油钻井之父”。
古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聚落，现代城市是文明发展的标志。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惊奇地发现，早期城市的萌芽孕育于行业。如果说丝织业塑造了苏州、杭州，制瓷业塑造了景德镇，冶铁业塑造了佛山镇这些别具一格的古代城镇，那么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盐同样塑造了自贡、运城、盐城这些独具特色的盐业城市。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千年盐都自贡，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富世井”“大公井”“自流井”等著名盐井，伴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也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最后将“自流井”“贡井”两口著名盐井井名合并而“因盐设市”，产生了“自贡”这座城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因利以聚人，因人以成邑”。由天然盐湖河东盐池逐渐兴起的山西运城，也是一座古老的盐业专城，还有滨海城市江苏盐城。所有这类城市的财贸、金融、商业、运输、教育以及职业构成、社会意识、政治风云、生活习俗等无不鲜明地呈现出受盐业经济影响和支配的色彩。
盐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基因，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够从自身的生活中体味她的存在。盐业生产、运销悠久的历史积淀，奇特的生产工艺，壮观的生产场景，含辛茹苦的盐工生活，牵动着文人墨客的情思，许多文坛巨匠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盐文学遗产，其作品体例或诗、或词、或令、或论，既有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又有娟秀清雅的短歌小调，题材之广泛，体现作者情感之丰富，为其他行业文学所仅见。我们既可以从中观赏到盐业生产的壮美画卷，体味盐工群体的艰辛生活，又能够听到文学家们的豪迈歌啸、探索盐史的足迹沧桑。这些文学作品给我们了解研究历代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盐业科技、民风民俗等提供了崭新但又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拓展了盐业史研究的空间。
盐业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促进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在世界各产盐地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盐味甚浓的建筑艺术精品。会馆、庙宇、住宅、园林、家祠等等，遍及各盐产地、盐运要冲和食盐的集散地。典型如自贡的盐商会馆庙宇，或殿阁巍峨、雄奇瑰丽，或金碧交辉、飞檐流金。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雕刻技艺，都堪称东方建筑艺术的上乘佳品。两淮盐商不惜花费大量财富，在扬州精心构筑园林别墅，如今扬州城还保存着众多设计讲究、工艺精巧的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精品。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盐尽管是渺小的，但它涉及人们生活的领域是无比广阔的。由盐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衍生并演进的盐政、盐法、盐务、生产、运输、销售、盐税以及工艺流程、技术革新历史，给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气势磅礴的画卷；盐业经济对各时期政治、军事、法律、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的深刻影响又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社会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