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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是在封建政治、封建社会瓦解之后所出现的。为了对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有较为确切的了解，应当从周初的封建了解开始。
西周是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此一问题的解决，是把握中国古代史的关键。但下述两种态度，我认为在作学术性的讨论时，首应加以避免。
（一）把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一定的模型，或者以若干原始部落的情况作为一定的模型，而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一一加以比拟，由此以得出简捷的结论，这种方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西方古代社会及原始部落社会的情形，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其启发性；但这只是一种启发性而已。若超过启发性的限度，必求比而同之，即会走上牵强附会之路。
（二）拿定一二人的著作，当作永远不刊的经典；研究结论的价值，必以与此种经典的说法是否相符作判断，这种方法更值得怀疑。我们首先得承认任何人的知识，都要受到时代及环境的限制。其知识可以应用的范围，也自然有一种限制，而有待于后人的修补。有通贯古今中外的道德精神，但决没有通贯古今中外的行为格式。有通贯古今中外的求知精神，也决没有通贯古今中外的知识结论。尤其是对于一个由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所形成的社会，一个含有许多动机动力、互相影响激荡的非常复杂的社会，谁人能根据局部的一时的现象，以规定出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发展规律呢？
我国历史发展到了西周初年，已有不少的典册和金文及从地下掘出来的资料。一切问题，必决定于资料；研究者的责任，在于合理地处理资料；不仅不可使资料的真赝夹杂，并且也不可使每一资料的轻重位置失宜。
当我看了若干近代人士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后，使我首先否定西周是任何形态的奴隶社会的说法。
主张西周是奴隶制度的，大体上是以金文的材料为根据；兹将常被援引者简录如下：
（1）《大盂鼎》：“
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易（锡）女（汝）鬯一卣、冂衣，市舄，
（车）马……易女邦
（司）四白（伯）人鬲自
（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尸（夷）
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二十夫。”
（2）《夨令
》：“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册夨令
俎于王姜，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3）《不
》：“女（汝）以我车宕伐
允（
狁）于高陵，女多折首
（执），
（讯）……易（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
乃事。”
（4）《虢季子白盘》：“折首五百，
五十，是以先行，
子白，献馘于王。”
（5）《井侯彝》（周公彝）：“王令荣众内史曰，
（与）井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
（6）《夨
》：“隹四月辰在丁未，□□珷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立于
宗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夨曰，
侯于
（宜），锡
一卣……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卌，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奠七伯，厥□又五十夫，锡
庶人六百又六（十）夫。”
（7）《颂鼎》：“王曰，颂，令女官
成周贮廿家、监
新
（造）贮，用宫御。”
（8）《大克鼎》：“……王曰克……锡女田于埜，锡女田于渒，锡女井家
田于
，以厥臣妾……锡女史小臣霝龠鼓钟。”
（9）《伊簋》：“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在）周康宫……王乎命尹封册命伊□官
康宫王臣妾百工……”
（10）《师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
……余令女（尸）我家□
我西
东扁仆
百工牧臣妾……”
有关同样性质的金文材料很多，这里只简抄西周奴隶社会论者所应用得较多的若干例子。在西周奴隶社会论者中，大概可分为两型：一型以郭沫若为代表，认为当时奴隶之范围甚大，上引金文材料中，凡被“锡”与之人，皆是奴隶。“人鬲”是奴隶，“庶人乃人鬲中之最下一等”，《夨
》中之“王人”、“甸人”与“氓”，也是奴隶。
如郭氏之说，则西周诚不愧为奴隶社会。另一型则认当时奴隶之范围较小，姑以杨宽为代表。不以“庶人”为奴隶，而以“人鬲”、“丑”、“讯”、“臣”及手工业之百工等为奴隶，其来源皆为战争之俘虏。并还有“部族奴隶”。
在上述两型主张中，有一共同之点，即是都引《诗经·周颂·载芟》上的“千耦其耘”，及《周颂·噫嘻》的“十千维耦”的诗，以作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明。因为他们认为若非使用奴隶以从事于农业，便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劳动。
由金文研究，可以补证典册记载之所不足，诚为治古史者所必须之工作。然“周时文字，点画自由，略无定律”。
以金文中之文字为尤甚。故对金文之解读，必以在典册中可以得到互证旁证者为能近于真实。又其文字简质，在解释时若无典册上之互证旁证，即不应随意加以联想扩充。
按古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由战争所得的俘虏，这是历史的事实。西周有战争，西周便有俘虏，便有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是无可置疑的。《尚书·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这很显明地指出了俘虏的用途。但“人鬲”、“鬲”，是否即由俘虏而来的奴隶，便非常可疑。“鬲”是鼎属的器具，在典册中丝毫找不出是俘虏、奴隶的痕迹。且《鬲尊》：“鬲锡贝于王。”鬲在此处是人名，其非奴隶，甚为显著。绝对多数的金文学者，都以鬲为“献”之省。“人鬲”即“民献”或“献民”。于是李剑农即以人献为奴隶。但《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洛诰》：“其大悖典殷献民。”《逸周书·商誓》“及百官里居献民”，“天王其有命尔百姓献民”，《度邑》“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乃征厥献民”，《作雒》“俘虏献民，迁于九毕”。被俘而迁于九毕的殷献民可能成为奴隶；但献民之本义乃指人民中持有材能者而言，无法解释为奴隶。于是有人主张“鬲”即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磨”，由此以证明其为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从文字训诂的观点说，未免太牵强了。
最低限度，此说是非常可疑的。即使承认此一说法，其人数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奴隶社会”。
至于古籍中“臣妾”连词，如《尚书·费誓》的“臣妾逋逃”，此处（8）“以（与）厥臣妾”，那确指的是奴隶。但这乃是家庭奴隶。单说一个“臣”字的，其本义虽为囚俘，
可转为奴隶；但周初典册中的“臣”字，“只是一种供人使令或给役于人的人，身份可上可下”。
虽下至与“臣妾”相等，亦依然是家庭奴隶的性质。若相信“只有家庭奴隶不成为奴隶”的说法，则亦与奴隶社会无关。西周金文中，有锡臣几夫或几家的记载，我认为与《诗·大雅·嵩高》诗中之所谓“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的“私人”同一意义，《毛传》：“私人，家臣也。”家臣一面是“私人”，但一面仍为“王臣”，故在形式上仍待锡与，所以有待于“王命傅御”的赐与，不能一概作奴隶解释。《诗·小雅·大东》：“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其非奴隶，更为显然。
并且西周封建，除授土授人之外，还要授予以车服、旌弓、乐器及祝卜乐工之类。若不锡臣若干家，上面所锡予的东西，便无法活动起来。故所锡予之臣，绝对多数，乃与上、中、下士同科，形成封君贵族在政治与生活上的骨干；其中可以为其管理生产劳动之事，没有以奴隶身份从事生产劳动的痕迹。
当时在战场被俘虏而成为奴隶，大概是事实。但对被征服的氏族，是否作为奴隶而加以锡予？前引《井侯彝》的“臣三品”是否即是“部族奴隶”？更须慎重研究。《左传·定公四年》，卫子鱼述周成王封鲁、卫、晋的情形是：封鲁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分卫以“殷民七族”；分唐以“怀性九宗”。上面三国立国的基干，皆是被征服或被怀柔的其他氏族、部族。《诗·大雅·韩奕》追述韩受封之始的“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从“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情形看，不可能把他们变成奴隶。《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繇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是鲁除周社之外，因有商奄之民，故又立有亳社，即等于殷社。《左传·定公六年》鲁国的“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由此可知，“国人”主要是殷的遗民。而“国人”在周代是保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又《左传·哀公七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哀四年《春秋经》也特书“亳社灾”，由此可知，鲁之亳社，较周社更为显赫。又《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注：“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按分封的“怀姓九宗”，可以拥立晋侯，其非奴隶，亦甚为明显。春秋时代，楚灭国最多，决无以被灭之氏族或部族作奴隶之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败后，楚成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被灭为楚之二县，其子弟多从子玉战死，故楚王有是言；则其未以灭国为奴隶，并与以楚民平等的地位，尤为明显。则《井（邢）侯簋》“易（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正与“分殷之六族”，“分殷之七族”，同一意义，未可断定其为部族奴隶。《左传·宣公十五年》晋灭赤狄而赏“桓子狄臣十家”；及齐灭莱夷后赏叔夷以“厘（莱）仆三百又五家”，这由《左传·成公二年》下面的故事可加以解答。《左传·成公二年》六月晋伐齐，及齐师战于鞍，齐师败绩。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
单襄公所说的，乃周的“先王之礼”（单襄公语）。由此礼推之，同样是战争，但对内与对外夷的战争，在性质与处置上有显明的区别。对外夷的战争，会将俘虏作奴隶；且随文化的进步，而这种情形也渐成为特例。至对内的战争，既不准献捷，即不承认俘虏为正当的行为，自不许可转变为奴隶。赤狄莱夷是外族，故有作为奴隶，以赏赐有功的情形。不可视为一般战争后的结果。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克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剪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乃乞哀之词。若当时系奴隶社会，而战争又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则楚国克郑以后，俘郑人为奴隶，乃事所当然，何待郑伯的乞哀？而楚王更会因此竟“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呢？且进入春秋时代，战争之频度增加，规模日大，各国互相兼并，至战国时期，而仅余七国；若如奴隶社会论者的主张，则这些灭国的战争，应当成为奴隶的争夺战，并且每灭一国，即补充一次奴隶。何以灭国者相继不绝，而竟无以被灭者夷为奴隶的痕迹？且秦以利诱三晋之农民为其耕作，而长平四十万赵卒，宁坑之亦不以为奴隶，这说明当时并无大量奴隶生产的传统。仅战场上的俘虏成为奴隶，而被征服之氏族、民族，未成为奴隶，则奴隶的数目有限，即不足以构成奴隶社会。
至于民、庶民、庶人之非奴隶，更为显然。我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二章第四节中，由《尚书》周初的几篇可信的文献，加以归纳，而了解周初的统治者（主要是周公），把所谓“民”的地位，“抬高到与天命同等的地位。人民的意向，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诗经》上大约出现了九十个左右的“民”字，绝对多数是出现在西周时代的诗，如《小雅》、《大雅》、《周颂》之类。《十月之交》谓“民莫不逸”，《小旻》之诗谓“民虽靡
（郑《笺》：
，法也），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小弁》、《大东》、《四月》各诗，皆称“民莫不谷”；《生民》之诗“厥初生民”，指的是后稷。其中有许多是呼吁民的疾苦的，但无一个民字可以解释为奴隶。《诗经》中出现有五个“庶民”，皆牵涉不到奴隶身份上去。出现有两个“庶人”，和“庶民”的意义并无分别。《大雅·卷阿》之七章说“媚于天子”，八章便说“媚于庶人”，这可解释为奴隶吗？
金文中的“氓”，与《周礼·遂人》之所谓“氓”相应，指的是专以耕种为业的农民，同于孟子之所谓“野人”。《遂人》中有谓“凡治野，以下剂（郑注：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家可出二人），以田里安氓。以乐昏扰（顺）氓。以土宜教氓。以兴耡利氓。以时器劝氓。以强予任氓。以土均平政。”这里所说的不是奴隶的情形。《说文》十三下：“氓，田民也。”这是氓字意义的一面。《周礼》郑注：“变民言氓，异外内也。氓犹懵懵无知貌也。”这又是氓字意义的一面，由这一意义说，故甿即氓。《淮南子·脩务训》高诱注：“野民曰氓。”《说文》十二下：“氓，民也。”《一切经音义》：“案氓，冥昧貌也；言众庶无知也，《汉书》‘氓氓群黎’也。”是“氓”乃野民因地位低下，无有知识之特称，但并不因此而成为奴隶。《诗·卫风·氓》：
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这是一位年老爱衰的妇人，追述那位抱布贸丝的氓，开始追求她的情形。这里所描写的氓，有一点奴隶气息吗？
至郭沫若以《夨
》中的“王人今亦转化为奴”，尤为横决。他的证据引《尚书·君奭》：“殷礼陟配天……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他以“此为周初称殷代贵族的王人之证”，他以《夨
》中“王人之在宜者即殷王之人”（以上皆见于《夨
铭考释》）。
此处有两个问题：第一，周初既称殷贵族为“王人”，即可证明周并未将殷贵族转为奴隶，这在《诗》、《书》有关的资料中亦皆是如此，郭引《君奭》中之“王人”，很明显地不是奴隶；何以在《夨
》中的殷王人便会转为奴隶？第二，夨被改封为宜侯，在今日之江苏丹徒，殷是否在此有王人？从铭文开首两句话看，封夨之王，不可能是成王，而应当是康王。时代经过了这么久，是否还会称殷贵族为王人？合理的推测：周可封夨为宜侯，则泰伯、仲雍（《周本纪》称虞仲），因太王欲立其弟季历而入吴之说为可信；《夨
》中的“王人”，或为随泰伯入吴的周的同姓，或系夨由宗周率领前往之人，不可能是奴隶。
《颂鼎》“贮廿家”的贮，阮元、王国维、杨树达各立异说；但以杨宽作奴隶的解释，似最为无据。杨宽在引金文材料（9）（10）中的“臣妾百工”及“仆御百工牧臣妾”，而断定当时从事手工业的都是奴隶，也有问题。在周室及其贵族的手工业中，可能有用奴隶作助手。但当时奴隶的来源是由战争而来的夷狄，当时手工业中有许多作品已极精巧，则手工业的技术，不可能是掌握在奴隶手上；而所谓“百工”，决非对手工奴隶的称呼。周初百工的范围，包括甚广，低级的乐人，也包括在里面。金文中称为“师”的有时也指的是百工。杨树达在《师望鼎跋》中说：“大师小师之外，又别有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
师、旄人、龠师诸职”（《积微居金文说》页八五）。《师艅鼎》：“……锡师艅金，艅则对扬
德，其乍（作）
文考宝鼎。”《师害
》：“师害乍（作）文考
。”艅和害即是制器的百工，不可能是奴隶。《尚书·洛诰》“予齐百工，平使徒王于周”，此处之百工，当然不是奴隶。《国语·周语》召公告厉王不可防民之口的话中有“百工谏，庶人传语”的话，此与《左传·襄公十四年》“工诵箴谏”，“工执艺事以谏”之语相合，所以是可信的。若百工是奴隶，便不可能有向王进谏的资格。《左传·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左传·闵公二年》“通商惠工”，《左传·宣公十二年》“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成公一年》“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就这些材料看，手工业中纵有一部分“臣妾”当助手，但正式称为“工”或“师”的不可能是奴隶。（9）（10）两金文中将百工与臣妾分别称谓，即可证明百工与臣妾有别而不是奴隶。奴隶论者所犯的最大毛病，在于把金文中的人物，皆简化为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
至于以《诗经》的“十千维耦”这类的话来证明当时是大量的奴隶生产，更是一个误解。现在先把有关的材料抄在下面：
《诗·周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郑《笺》：骏，疾也）发尔私（《毛传》：私，民田也），终三十里（郑《笺》：《周礼》曰：“凡治野，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计此万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诗言三十里者，举其成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郑《笺》：辈作者千耦，言趋时也）。
《诗·周颂·载芟》：
载芟载柞（《毛传》：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郑《笺》：言趋时也），徂隰（郑《笺》：隰谓新发田也）徂畛（郑《笺》：畛谓旧田有径路者）。侯（维）主（《正义》：维为主之家长）侯伯，（《正义》：维为伯之长子）侯亚（《正义》：维次长之仲叔）侯旅（《正义》：维众之子弟），侯强（《正义》：维强力之兼士），侯以。（《正义》：维所以佣赁之人）；有
（《毛传》：众貌）其馌，思媚其妇。有依（郑《笺》：依依言爱也）其士（《毛传》：士，子弟也）。
误解的发生，因为根本不知道，或故意抹煞农业的“趋时性”，即是农业中的重要工作，必须抢在季节中的短短几天内完成。此时全体的农人，都必须同时出动，全力以赴。于是在关中平原，黄河平原中，自然出现“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盛况。《噫嘻》诗分明说这是“骏发尔私”，是由成王带着农夫急于开发农夫的私田，在广大平原中，一口气便耕种万夫的三十里，而有“十千其耦”；何能解释为奴隶劳动？奴隶怎能有私田？《载芟》的诗，因为后面说到丰收后的祭祀，所以《诗序》误会这是“春籍田而祈社稷”；“籍”则种的是公田。但诗中并无籍田的痕迹，所以《正义》说这是“经序有异”。若此诗所说的是奴隶劳动，则会出现“有
其馌，思媚其妇”的情景吗？
总之，我不是说周代没有奴隶；周初以后的三千多年中，中国社会都有奴隶。也不是说没有农奴；《国语·晋语》郑偃谓“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这分明说隶农无私田。而周代绝大多数的农夫不是隶农，因其有私田。周代虽有奴隶，但从全般的情形看，奴隶不是周代政权的基础，也不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成分；称周代为奴隶社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