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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写成了六篇文章，汇印为一九七二年三月由新亚研究所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这实是《两汉思想史》的开端，应如我在《两汉思想史》卷二自序中所说，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当时所以不用《两汉思想史》卷一的名称，是因为生活播迁，年龄老大，对能否继续写下去，完全没有信心。及一九七五年有印出第二册的机会时，便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此处所汇印的七篇专论，便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二”。但卷二出版后，很快便追问“卷一”的下落的，我记得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先生。学生书局的朋友，大概也受到这种困扰。此书由新亚研究所印行时是第一版；由学生书局发行台湾版时是第二版；现时重印则是第三版。学生书局的朋友，当重印之际，提议干脆改名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觉得这是很适当的，所以现在便标题为“三版改名”《两汉思想史》卷一，而以“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为副标题。
我认为郭沫若在学术上最大的污点，除了揣摩毛泽东意旨，特写《李白与杜甫》，存心诬蔑杜甫外，莫过于一口咬定西周是奴隶社会。此说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遂成为今日大陆学术的定论。问题本身，乃是研究的态度是否客观，举出的证据是否坚确的问题，与政治立场并没有关系。不过我曾再三指出过，不顾客观证据，存心诬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古人的人，断乎没有不诬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今人之理。四人帮及其相关人物，即是眼前的显证。我除写了《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一文，在第一节中，检讨了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论证外，后来看到郭沫若以人牲、殉葬与《曶鼎铭文》为主的新论证，便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以作为此书台湾版的代序，对这两点加以反驳。我在补充意见中，举出中外有关材料，证明人牲及殉葬，“乃出于古代野蛮的信仰，再加上王权的横暴”；二者中有的用的是奴隶，但有的并不是奴隶，所以“与奴隶社会，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且更进一步指出：“郭沫若们若以人牲和殉葬两件事，与奴隶社会有必然的关系，则进入周代，即没有出现这两件事，岂不恰好证明周代不是奴隶社会吗？”但近几年来，大陆学人，一看到墓中有殉葬的情形，不论规模的大小，和殉葬者的身份，以及在当时是特殊性的现象，还是普遍性的现象，便一律指为这是奴隶社会的确证。我在这里，应再补充若干证据，以供有学术诚意者的参考。希望读者和我的原文合在一起看。
（一）《史记》卷五《秦本纪》：“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殉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按秦武公二十年，乃鲁庄公十六年。
（二）又：“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按秦缪公三十九年，为鲁文公六年。
（三）《左传·鲁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汝）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四）《礼记·檀弓下》：“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宰）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子车之弟）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能不以殉葬），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妻与宰）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五）又：“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郑注：婢子，妾也）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六）《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匈奴）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
从上面（一）、（二）的材料看，说明当中原早无殉葬习俗时，而秦因渐染西戎野蛮之俗，却出现有两次大规模的殉葬，深为“君子”所讥。（一）用个“初”字，以说明此为秦以前所未有。而由良臣子舆氏三人在内的情形推之，可断言其用以殉葬者中，必非全为奴隶。（三）与（五）的情形相近，所欲以为殉的都是有燕婉之私的妾侍，妾侍不能说是构成“奴隶社会”的奴隶。且与（四）合在一起，都被当时很流行的礼的观念所抑制，这即可证明周礼是反对殉葬的。（四）中陈子亢抵抗此事的方法是认为死人在地下若要人服事，最好是用死者的妻与其妾，由此可知，殉葬者当用与死者最为亲近之人，可与（六）的情形相印证。凡此事实，都是加强我的论点，而成为郭论点的反证。大陆的史学家们，应当面对历史事实，作全面性的反省。
我有一个经验，凡考证某一问题，不可能把所有有关的材料，一次搜罗尽净，势必有所遗漏。但若引导的方向错了，便常继续发现与自己结论相反的材料，此时只有对自己的结论，重加考虑，加以改正或放弃，而应以近百年来一些“权威者”所经常采取的文过饰非的态度为大戒。在学问上，能发现某些权威犯有错误的，仅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做到；一般人，只能在权威圈子里打筋斗。这些年来，国内外对王充、戴东原、章实斋等人的渲染、腾播，即是最显著的例子。首先立说的权威，假定继续做学问，则对自己立说的漏洞，必能有所发现。假使由立说者自己把漏洞亲口亲笔表达出来，这该可以减少一般人少走许多冤枉路。但近百年来的风气决不如此，不仅绝少自己发现自己错误之事，并且对他人所指出的错误，要便是“概不答辩”，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要便是运用以“游辞”为“遁辞”等方法，使问题更陷入魔瘴。甚至促使受到卵翼的帮派后生出来为他呐喊，或运用政治力量给对方以打击。这是中国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上，经常陷于泥淖之中的重大原因之一。
若在起步时引导的方向对了，则继续遇到的有关材料，便常会为自己的论点补充证据。例如我在《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一文中，说汉代光禄大夫一职的地位“可高可下”，“当时亦可能视为九卿”（见页一九二）。后来留意到《汉书·叙传》中下面的一段话，可断言光禄大夫因皇帝的意旨，其地位的确是九卿中的重要一环。《汉书·叙传》：
是时（成帝时）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勋。上（成帝）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大夫，伯（班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许商、师丹）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
按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勋，少府、光禄勋，皆位列九卿，这是没有疑问的。由少府、光禄勋“引”为光禄大夫，最低限度不是降级，所以在当时亦必视光禄大夫为九卿，而且较少府、光禄勋更为重要，也是没有疑问的。这样一来，九卿当在十三四个以上，所以我说“九卿”一词，在西汉只是象征的性质，并非实指九个官位，同样没有疑问。
我在《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一文中，根据《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的一段话，认为姓的原始意义，乃是一个“部落的符号。惟此符号，仅能由其统治者一人所代表，故符号即含有政治权力的意义，不是被统治的人民所得而有”（页二七一）。《史记》卷二《夏本纪》赞：“太史公曰，禹为姒姓（指禹之先祖）。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按“以国为姓”，是指以其所封之国为姓，所以姓是国的符号，亦即是我所说的一个部落的符号。姓与国不分，国由统治者所代表，姓即由统治者所代表。这可以补足原文所引《国语·晋语》的材料。
在上文中我指出“由春秋之末，以迄西汉之世，所发展普及的姓氏，乃中国所独有，而为四围的异族所无”（页三〇五），除已引用了若干材料作证明外，尚应补充下面的材料：
一、《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二、《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传》：“建武（光武年号）初……诏征为九真（今越南河内以南，顺化以北之地）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至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五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匹。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皆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
三、《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年号）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
四、《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畅问虏使姓，答曰：‘我是鲜卑，无姓。’”
我因对时代的感愤，在进入到暮年时，才开始了对自己历史文化的反省，在反省中写出了若干文章。每当一书付印时，从未动念要请有地位的名流学者为我写序。因为自己的用心所在，很难取得他人的了解；而许多文章中谈到关键性的问题时，必然是忘掉了自身的利害，否则不能下笔；更何有于假借他人之笔，来揄扬沧海一粟中的个人的浮名。但当我去年读到李幼椿（璜）先生随意写给我的一封信时，他以八十三岁的高龄，一生未曾离开学术岗位，对一个在学术上应当算是后辈的区区无名之辈，流露了他的热情、坦率，反映出他对学术上的真诚与自信，令我当时极为感动。所以在这里特附印在后面。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徐复观序于九龙寓所
复观先生：大著《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前周于本所所长室书柜中始得借阅之，初觉有味道。归来细读一过，大为欣赏。先生眼光之锐敏，断案之明确，处处足见智慧过人，无任倾佩。兹举数点之大获我心者：
一九至六九页，对中国封建制度之基点说明，有“此一封建制度……即是根据宗法制度……按照宗法以建立一个以血统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因是亲亲尊尊之礼制之所从出……这个礼制之‘分’及其精神一经破坏，封建的政治秩序，便完全瓦解”。弟对中国封建之基因，亦尝及于宗法社会一点，不过不及先生言之明透。弟又尝以此基因驳斥马派封建论，即以西欧中世纪查理曼大帝之封建，除分封其三子与诸将外，其他皆就豪强据地者封之，并非以经济利害为主也。——毛派学马派而将封建基因归于大地主，乃胶柱鼓瑟。
一〇一页末行“当然这里有一大问题，即是上述的转变与转移，在儒家观念上，并不曾出现显著的否定的一面，而使人容易误会儒家是封建的继承者”——此点足见著者眼光。不过在《孟子》书中，已有“否定”之义（按李先生所见者甚确，且不仅《孟子》书中如此）。
一八二与一八六页所引《史记·卫青列传》司马氏之言与裴骃《史记集解》中杜业之奏，（以）这两个引证来说明专制帝王不喜知识分子，至为精当。真所谓读书得间也。
四〇九页：“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问题自身的基本资料之探索……”一段，此论为治史论史之重要指导，确切之至。我昨在讲堂，已向学生言之。
弟李璜十二日
此外可圈可点之处尚多，先生可否签名赠我此书一部。问好。
（按李先生信款有日期而无月期，大概两人都不能追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