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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集释》第十二册三五八九页收有“
王
姓”前、六、二八、二及“
姓冥挽
”前、六、二八、三，此两片卜辞残缺，李孝定认为第二片之姓“仍为女字，非姓氏之姓”。日人岛邦男所编《殷墟卜辞综类》一四四页上二收有五个姓字。京二〇〇九，后下一七、一〇两片，仅残存两字，且姓之上一字未能认出。宁一、二三一之“即于矤中姓”，意义亦不明。前六、四九、三，及续四、二八、三，皆为“帚（妇）姓子死”。
今日甲骨文家多以姓为妇的名字。惟按先秦许多姓字训生之例，亦似应释为“妇生子死”，此处之姓，似不应解为妇人之名。张秉权有《甲骨文中所见人地同名考》一文，我的推测，某氏族生活于某地，于是即以地名为其氏族的名称。某氏族的支配者，即以其氏族的名称为其支配权之记号。此观于本文后文所引资料，是有其可能的。因此，我以为甲骨文中出现之姓字，可能乃代表由血缘而来的部落的通称。
其所以从女从生，此种血缘部族之起源，应遥溯到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即使此义不能成立，但血缘部族之有标志、符号，则决无可疑。而契文中姓字的本义，应仍在未定之列。
《说文》十二下：“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徐锴《说文系传》在“神圣”下多一“人”字，在“故称天子”下多“因生以为姓”五字。段《注》及王筠《句读》从之。
按齐鲁韩三家诗及《春秋公羊传》，皆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春秋左氏传》则谓圣人皆有父。此问题在今日无讨论之必要。惟许氏引此，乃解释“姓”字何以从女之故。因感天而生子，当然没有父，而只有母，所以姓字只好从女。如此，则《系传》所多出之六字，皆系不了解许氏原意所妄增。许氏引“春秋传曰”，则为说明其非因感天而生者之姓的来源。此在许氏的立场，为姓字得以成立之第二义。《说文》中的姓字，其意义若系承契文中之姓字而来，而我上面对契文中姓字意义的说法可以成立，则姓字之所以从女，应当推到母系社会时代。当时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其部族之标志，自然是来自女性。若此姓字的意义，是出自西周初年，则其从女，恐系与同姓不婚，有密切关系。《说文诂林》姓字下引《席记》：“按古人立姓之始，皆为昏婚起见，故从女。”在周代封建制度中，贵族的男子不称姓，而女子则称姓，似可为此说之证。
但在文字学中，不可能解答姓字的原始意义的问题。姓字的原始意义，应在历史的文献资料中去探索。
《国语·晋语四》：
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一作玄嚣）与苍林氏，同族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上面这段传说性的史料值得注意之点有二：一是同以黄帝为父，但除二人与父同姓外，其余并不与父同姓。二是兄弟二十五人，但得姓者仅十四人，其余则并没有姓。上述两点，不是以后世所谓姓的观念所能解释的。盖远古之时，人本无姓。血统蕃衍，聚居于某水涯山麓，自成部落。其中有统治才能的人，或被推，或受更大部落酋长者的赐与，成为某一部落的统治者，即以其聚居的地名或其他与其祖先降生有关事物之传说，作为此一部落的符号。惟此符号，仅能由其统治者的一人所代表，故符号即含有政治权力的意义，不是被统治的人民所得而有。黄帝得到姬水部落的统治权，故即以姬水为其部落的符号——亦即是所谓姓；炎帝得到姜水部落的统治权，故即以姜水为其部落的符号，亦即是所谓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只有十四人得到了部落的统治权；而其他十一人没有得到，所以仅十四人有姓。其中两人分治黄帝的姬水部落，故得同为姬姓。此外的酉、祁等十一姓，乃由统治着不同聚落所聚居的不同地名而来。《国语》这段传说，若认为是确指历史中某些真实的个人而言，便不易使人置信。若把它当作“姓”的起源的一般情况而言，便有很大的意义，因为由此而可以解释此后的许多有关问题。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相传之讹”条引《路史》曰：“余尝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于始封者也。”犹能仿佛于姓的起源之义。
《国语·周语》记太子晋谏壅谷水的一段话中谓禹与四岳有功，“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注：祀或为氏。”这段话里面的姓字与氏字同举，姓是代表血统关系的符号，而氏则是代表政权的符号。当时血统与政权是不可分的，并且政权是以血统为基础。姓与氏单举可以互涵，对举则所指的各偏向一面。并且有的仅系由一个血统集团所成的政权，即姓等于氏。甲骨文中所出现的许多氏字，当属于这种意义。这里的有夏氏、有吕氏，还是这种意义。但也有包涵许多血统集团的政权，更有由一个血统集团的政权，进而为包涵许多血统集团的政权，此时仍以原来的政权符号称之。此时的氏乃大于姓。一般史家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及禹得天下以后而仍称为有夏氏，都是属于这种意义。《尚书·尧典》上的所谓“平章百姓”，及古代的所谓百姓，皆表示由许多血统集团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各姓皆有代表参与朝廷，于是百姓有时指的是百官。古代姓与氏的关系，在《左传·隐公八年》众仲的两句话里，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因其生之所自出而赐之姓，这分明指的是姓系血统的符号，此符号代表血统的一面。氏则由赐土而来，这分明指的是氏乃系国土的符号，此符号代表政治权力的一面。所以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在此处说：“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刘师培《氏族原始论》：“古之所谓有国者，不称部而称氏。《孝经纬》云，古之所谓国者，氏即国也。吾即此语，推而阐之，知古帝所标之氏，乃指国名。非系号名。如盘古氏，即盘古之国。陶唐为帝尧之国，故曰陶唐氏。有虞为帝舜之国，故曰有虞氏。夏为大禹之国，故曰夏后氏。若夫共工氏、防风氏，则乃诸侯之有国者也。可知古之所谓氏者，氏即国也。《左传》言，胙之土而命之氏。此氏字最古之义。无土盖无氏矣。”这里说得更清楚。由此可以了解，在西周以前之所谓氏，与由周初起之所谓氏，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