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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知识分子所担当的文化思想，都可以说是他们所生存的时代的反映。在近三百年，时代中最巨大最显著的力量是经济。但在我国，一直在鸦片战争以前，甚至于一直到现在，各时代中最巨大最显著的力量都是政治。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想有所贡献时，首先常会表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乃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常感受其为难于忍受的压力。并且由对这种压力感受性的深浅，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人格成长的高低，并决定他在文化思想上真诚努力的程度。由各个人的秉赋、生活环境及学问上的机缘，各有不同，对这种“压力感”的反应也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文化上不同的努力方向。但政治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共同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感受的人，便缺乏追求文化思想的动机，便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甚至发生反文化思想的作用。
西汉与先秦相去不远。先秦诸子百家，在七雄并立中的自由活动，及在自由活动中所强调的人生、社会、政治的各种理想，与汉代所继承、所巩固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情形，极容易引起鲜明的对照。例如在《战国策·齐策》“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的一个故事中，颜斶竟说出“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的话，而使齐王“愿请受为弟子”。这虽是比较极端的一例，但当时王与士的距离比较近，是可以想见的。进入到大一统的一人专制以后的情形，便完全改变了。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谓：“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这与战国时，士对人君的觉感，可以说是天壤悬隔。因而西汉知识分子对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也特为强烈。东汉知识分子与西汉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如说有所不同，则西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多来自专制政治的自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东汉知识分子，则多来自专制政治中最黑暗的某些现象，有如外戚、宦官之类。这是对专制政治自身已经让步以后的压力感，是政治上局部性的压力感。两汉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态，及两汉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与其基本性格，都是在这种压力感之下所推动、所形成的。当然还应加上其他的因素。有如两汉像样子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反对法家的，这可以说是由思想而来的压力感。但两汉知识分子所以普遍而深刻的反法家，乃是法家思想，通过秦长期的吸收、实现，最后已成为专制政治的骨干，而被汉所继承了下来，以加强专制政治的残酷性。所以反法家实际是反汉代专制政治中的骨干，这依然是由政治而来的压力感。至于西汉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反秦；而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更不待论。我觉得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
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大奸大猾，都是朝向这一弱点上投下他们的野心与赌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这便可使由此种政治而来的压力感，渐归于麻痹，而其他的压力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了解我国知识分子性格随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大关键。虽然如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事实上是在不断的积累中更为深刻化。尽管后来的知识分子，对此只能作局部性的感受而不能作全面性的感受；但这一不断深刻化的压力，对知识分子而言，还是于不知不觉中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两汉知识分子的时代压力感，若能加以把握，及进一步加以研究，或许对两千多年中之知识分子的了解，也可能提供若干帮助。许多具有这种压力感的人，不必皆见之于文字。下面我将提出若干已见之文字，而又留传到今的，以作显明的例证。
《离骚》在汉代文学中所以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身于丰沛的政治集团，特别喜欢“楚声”，
而不断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乃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的悲剧命运，象征于着他们自身的命运。开其端者厥为贾谊。贾谊作《吊屈原赋》，是痛恨于“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而希望屈原能够，实际是希望自己能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
即是希望在政治上能作自由的选择。但这在屈原列国并立的时代，尚有此可能；而在贾谊大一统的时代，便已没有这种可能了。所以他在《鵩赋》中，只有想“释智遗形，超然自丧”，要在庄子思想中来逃避这一黑白倒置而又没有“选择之自由”的政治情势，所给于他精神上的压力。他在《吊屈原赋》中悲痛地说：“使麒麟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在《惜誓》中又悲痛地说：“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他这种“何以异乎犬羊”的压力感，才逼使他痛哭流涕地上了《论时政疏》
以求对于给他以重大压力的当时政治，能作长治久安的改变。但正如贾山《至言》中所说：“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天子之廷，正是埋葬士人志节的坟墓。贾谊既不能逃避掉天子之廷，又忍受不了这种由天子之廷而来的对他的埋葬，于是他只好涕泣夭折以死了。
梁园宾客，
多以文学著称，他们也有同样的压力感。严忌的《哀时命》中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余生之不遘时……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
他并不曾因游晏而减轻了他的压力感。而邹阳在仕吴王濞时，《狱中上书自明》，犹谓：“今欲使天下廖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
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见称的董仲舒，我们未尝不可从另一角度去了解他“三年不窥园”
的意义。他在《士不遇赋》中说：“屈意从人，非吾徒矣……皇皇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生不丁三代之圣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犹怀进退之惟谷……出门则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
在这种强烈的压力感下，他既献了《天人三策》，要求以德代刑，以教化之官，代执法之吏，想转换当时大一统的一人专制的政治内容；而最后的归宿，也只有“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
他的“为儒者宗”
的大业，正是在此种压力感下的成就。
至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把他对这种压力的感愤，可以说是尽情地宣泄了。不仅一部《史记》，正是此一感愤的产物，并根据他的意见，一切圣贤的著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即是他认为所有的思想文化上的成就，都是由时代的压力感而来的。
我这里应特别提到东方朔的《答客难》。《答客难》的特殊意义，在于一方面他很明显地把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下的知识分子的情形，和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情形，作了强烈的对比，在此一对比中，说明了在有政治选择自由，与没有政治选择自由的两种情况下，对知识分子的运命，给与以完全不同性质的影响，因而把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束缚性，更清楚地刻划了出来，当时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压力感的根源，可因此而得到明白的解释；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上创造了此一独特的体裁，成为后来许多发抒此种压力感的强有力的文学形式，有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崔实的《客讥》，蔡邕的《释诲》，一直到韩愈的《进学解》，都是一脉相承的发展。现在我试把《答客难》钞一段在下面：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能备知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日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彼一时”，乃有政治自由选择之时；“此一时”，乃无政治自由选择之时。“时异事异”，岂仅关系于一个人的功名，实也通于专制下的一切文化学术的活动。
在志趣与学问的成就上，东方朔皆不能望扬雄的项背。但扬雄的《解嘲》，对两种不同的政治情况，及由此对知识分子所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命运，却与东方朔的《答客难》，是同符共契的。不过东方朔把他的压力感消解于滑稽玩世之中，而扬雄则转向到“默然独守吾太玄”
的著书立说之上。对压力感的反应不同，而对压力感的根源的把握，则并无二致。《解嘲》说：
……往者周纲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是故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锧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刑辟也）。是以欲谈者宛（同卷）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
班固的思想，当然受到他父亲班彪的影响。班彪的《王命论》，傅会神话，夸张事实，以证明天下之必重归于刘氏。这种想法，乃西汉思想家所少见，而象征了大一统专制的家天下，开始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渐渐取得了合理的地位。然班彪的说法，虽然已表现知识分子对政治在历史时间中的惰性，恐亦与其家世有关。班彪的祖父班况，有女为成帝的婕妤；于是班彪的父辈，“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绮襦纨袴之间”，
也算是汉室的外戚。班彪的压力感，来自“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
而要回到大一统专制政治的家天下，以求得解决，这是两汉政治思想转换的大标志。
以他父子在学术上的努力，更乘王莽狂悖乱政，天下残破的创巨痛深之余，更助长了《王命论》这种思想形态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对大一统专制的全面性的压力感，便由缓和而趋向麻木。班固的《答宾戏》，正有此一转变过渡期的意义。
班固自谓“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
他的所谓正道，是承认汉家大一统专制的绝对权威，知识分子只宜委心任命于其下，而不要动其他的脑筋。他说汉室的政权是：
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着。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觌……亦未至也。
班固把知识分子生活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之下的情况，比譬为“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是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并无人事厚薄之可言，因而应当像草木鸟兽样，不应有半分的压力感。他之所以从事著述，仅来自“要（求）没世不朽”
的一念。身与草木同朽，这也是一种压力感。但班氏父子由此一压力感所写成的《汉书》，在史学的基本精神上，便比《史记》后退了不知多少。而班固本人，并未能像山林中的草木，川泽中的鱼鸟，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因为他曾是窦宪的宾幕。窦宪被诛，他被洛阳令种兢以私怨捕系，死于狱中了。
至于大一统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摧残腐朽作用，在东汉已经是非常严重。仲长统生当东汉王纲解纽，言论稍可自由之时，在他所著的《昌言·理乱》篇中，对于这一点有痛愤的叙述：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按指大一统专制之皇帝。下同）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按指皇室），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材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睇盻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耶？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声，口能辨味，体能辨寒温者，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赵壹对于被专制政治荼毒下的知识分子的变态情形，在《刺世疾邪赋》中，也作了集中的描写：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惟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言舐痔者可以富贵），正色徒行（言正色者贫贱）。妪（相亲狎）名势，抚拍（谓慰恤也）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而靡缘；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
专制政体不变，专制政体的精神犹存，则赵壹上面对专制政体下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可以说将永远有其历史的真实性。这种知识分子当然没有所谓时代的压力感，而大量发挥反文化、反思想的效用，以迎合专制主之所好。
但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赵壹所描写的一样，这将会使一个民族的历史归于终结。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的极端黑暗中，作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一直到党锢祸起，这些抗争不屈的节义、名节之士，才与东汉同归于尽。东汉的节义、名节之士的所以形成，所以有时趋于矫激，乃是来自专制下外戚、宦官，及在外戚、宦官宰割下变节为下流卑贱的知识分子的双重压力感。这一点，将另有专文讨论。
当然在四百三十余年（包括新莽与更始）中，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可以是来自多方面的。但以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才是根源性的压力，是主要的压力。因此，对此种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彻底把握，应当是了解两汉思想史的前提条件，甚至也是了解两汉以后的思想史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