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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吞列国，废封建为郡县，而郡县的政治组织，仍多少受到战国时的独立王国的影响。其所赋予于郡守县令长的职权既相当强大；政治的机能，也是相当完备而合理，容易发挥地方政治上的效能。汉武帝使六百石的刺史监察二千石的郡守，虽然有人称赞它的好处，但设刺史的基本用心，还是与使侧近微臣去诘难公卿的用心是一致的，在制度上，依然是对地方官制的客观性的破坏，此处暂不深入去讨论。这里要特为提出的是光武以忌刻之私，削弱地方官制所及于尔后对民族发展的巨大影响。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是岁（建武六年，西纪三十年）初罢郡国都尉。”又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应劭补充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迄罢之。”按《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王先谦曰：皆字衍）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之设，与汉的兵制密切相关。卫宏《汉旧仪》卷下：“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又：“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民应令选为亭长。”“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按此语之意，似为游徼顺承县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鼓武吏，赤帻大冠，行縢带剑佩刀持盾被甲，设矛戟习射。”
从上面的材料看，民男子二十三为正卒，虽有践更过更，
但大体上是行的义务兵役制度。平日负一郡督、教、调派之责者为郡都尉。都尉以下有县尉，乡官。与整个社会，皆带有浓厚的武装组织的意味。光武起兵民间，内心害怕这种社会性的武装，所以在建武六年废都尉，而武备之教因以废弛。建武七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而民间的武装组织更因以瓦解。在他的诏书里是说“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可以不事民间征发，所以也不需要民间保持武装组织。但《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列传》：“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杜诗）上疏曰……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按杜诗以建武七年为南阳太守，以建武十四年病卒。此奏叙述于建武八年上书乞避功德奏请之后，计时当在建武八年以后，十四年以前。是光武诏罢轻车材官之时，并未停止对郡县的征发。则其所以罢都尉，罢轻车材官，乃出于猜防人民的心理，昭然可见。其后颇以招募及弛刑成军；如《马援列传》，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蛮反，援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击之者即是。但征发之制依然存在。《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永初五年（西纪一一一年）“戊戌（闰三月）诏曰……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发征”。即其明证。但平时无教战之吏，战时便无可用的将帅之才。所以同《纪》永初五年“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建光元年（西纪一二一年）十一月癸卯又诏“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卷六《顺帝纪》永和三年（西纪一三八年）“九月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汉安元年（西纪一四二年）“十一月癸卯，诏大将军三公选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者各一人”，即其明验。有事则征发未教之民，正如孔子所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所以应劭《汉官仪》卷上有谓：
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教之；兴发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张角怀挟妖伪，遐尔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而战，是为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
光武为了防止人民造反而废弃社会的武装，但人民在活不下去时，依然会起来造反，遂至不惜引异类以贼杀同胞。应劭上面的话，可以说是指陈痛切。陈元粹所作钱文子《补汉兵志序》，以为钱文子见宋代聚兵京师，易世之后，“老弱者难汰，虚籍者难核。安坐无事则骄，骄则难用。久聚而法弛则悍，悍则难制……不娴临阵决战之术则怯，怯则弃甲曳兵而走……呜呼，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汉家之遗制也。”而汉家兵制之坏，实始自光武；其动机，只是为了一人一家专制之私。
东汉最大的边患在诸羌。中叶以后，把归顺的羌人，迁居三辅，这种处置是有意义的。但一方面因吏治败坏，对羌人只骚扰而无抚辑之功。另一方面，则羌人有自卫能力而汉人则没有；以至羌人所至，汉人多逃避流徙。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五胡之所以乱华，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五胡能打仗而华民不能打仗。推原祸始，皆自光武专制之私发之。顺着此一方向发展，历代地方的政治机能，愈来愈弱。胥吏可凭地方政治的机能以作恶，而长令很难在地方政治的机能上，发挥两汉能吏循吏所能发挥的效果。于是宋、明、清的地方政治，完全成为胥吏政治。地方弱，国家岂能强。穷源究委，乃一人专制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