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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擅权，乃由破坏宰相制度而来的政治变局，并非官制之常。劳幹竟承认它是政治运行中的经常官制，可谓为霍光所欺，而未尝深求其故。
劳氏的上述错误，我推测是由他对尚书看法的错误而来。他在《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中，把“内朝官属于近臣一类的”举出七种，而将尚书列为第七种。他在“丙、尚书”条下说：
尚书一职，孟康未曾提到，实在尚书也应属于内朝的。《史记·三王世家》，霍去病请封王子奏，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乃下御史，并及丞相。昭、宣以来，有领尚书事的人，臣下奏事分为二封，领尚书事的发其副封，不善者不进奏（原注：《霍光传》及《魏相传》）。大致说来，用人和行政，定于禁中，宰相奉行而已（原注：见《张安世传》）。
假定上面劳氏的话可以成立，则自武帝开始，已把宰相的职权转移到尚书手上，尚书成为经常处理政务的枢机之地。尚书既是内朝臣，内朝自然是经常处理政务的枢机之地。但第一，尚书地位的提高，乃是剥夺宰相的职权，以直属于皇帝。四尚书曹及五尚书曹各曹所直接处理的文书，不是内臣可以直接到手的。若尚书是内臣，则这些政务的文书，是经过如何的经路，而能到达尚书手上的呢？第二，《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郎中，亡员。”上列各官，必加官后始得出入禁内而为内臣。若尚书是内臣，则何待加官？第三，若尚书是内臣，则何以晋灼引《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而武帝又何必设中尚书？《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记霍山领尚书事，上书对他不利的，“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则中书是内，而尚书是外，其事甚明。第四，《汉官仪》：“尚书郎奏事光明殿……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据此，则奏事时须由黄门侍郎转达，其非内臣甚明。第五，劳氏所引各例，皆不能证明尚书为内朝臣。（一）“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未央宫乃汉室皇帝正式莅朝听政之地，不可谓为内朝。《汉官仪》“尚书令主赞奏”，所以奏未央宫，乃实行他的职务。在朝堂之上，绝无由内臣主赞奏之事。（二）《魏相传》：“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而《霍光传》复言“使中书出取”。若尚书系内臣，则副本到尚书，不能为壅蔽；而亦无中书出取之必要。（三）张安世之所以能与宣帝决定用人行政于禁中，他不是以尚书的资格，而是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的资格。正如前引孟康注，大司马是内臣、内官。后来罢张安世的车骑将军为卫将军，而未言罢大司马，盖此时大司马虽为虚衔，惟承卫青之后，地位之隆，与皇帝关系之密，正可以资宣帝的倚俾。但若不领尚书事，则无由直接关与政治。以大司马的内臣而兼领尚书事，才有资格做到“内外无隔”（本传语）。正式领尚书事的人，自己并不是尚书，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同时，西汉尚书与皇帝的关系，远不及东汉尚书与皇帝关系的切近；不可把东汉尚书与皇帝的切近关系，随意推论到西汉的尚书身上去。且即使东汉光武、明帝时代的尚书，直接于皇帝，也不可称为内朝臣；因为这是皇帝直接处理政治，而尚书向其负责，也和宰相向其负责一样。不可谓皇帝是属于内朝。张安世在禁中与宣帝“每定大计，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他有资格仿霍光“我主内”的作法，亦即是打出中朝、内朝的招牌，置宰相于不顾。他之所以让丞相维持一个面子，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的谦退，同时也证明在官制上并没有可以与宰相平分内外的中朝或内朝。由中臣、内臣而出现的所谓中朝、内朝，完全出于霍光要达到不居皇帝之名，却以皇帝之实来专政所强压出来的。这是政制中的“私生子”，而且以后，只有运用它以剥夺相权、肆行昏暴时，才发生作用的“私生子”。而今人言官制者，多受劳氏两文的影响，动辄把中朝与外朝对立起来，殊为可笑，所以我特表而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