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里便要谈到中朝，或称内朝的问题。按《礼记·玉藻》：“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注：“天子诸侯皆三朝。”然三朝之说，率多牵附。惟《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的一段话，说得比较明白。原文是：“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内外朝之分，或古已有之，而为秦汉所因袭。然听政必于外朝，外朝即一般之所谓朝廷。而内朝乃燕私之地，故其称不显。但汉代之所谓中朝或内朝，有下述几个特点，第一，汉代中朝之所以为中朝，并非指的是管宫廷以内的事，也非指的仅是参加议论的事，更不同于“燕朝”。而指的是政治决策与执行的事。第二，中朝是由中臣，或称内臣、近臣所构成的。
但并非有中臣、内臣即有此种中朝、内朝。甚至“中朝臣”、“内朝臣”，有时亦仅为习惯性，或带政治运用性之称呼，并非即因此而可断定有实际中朝之存在。第三，皇帝自己处理政治，不能说这是中朝。第四，西汉的尚书决不是中臣、内臣（见后），所以尚书的活动不是代表中朝的活动。第五，凡宰相能实行其职权时，固然无所谓中朝；若内臣而可完全置宰相于不顾，径行以皇帝之名专政时，亦无所谓中朝。故东汉多为内臣专政之局，但东汉无中朝之称。所以总结上面的观点，汉代所谓中朝之出现，乃出于霍光为了把持权势所特别制造出来的；霍光以后，只是因皇帝或有势力的中臣，一时运用的便利，或者小人借辞挑拨，临时摆出来以抑压宰相的权位，并没有一种固定的组织与经常的政治活动。而站在官制的立场，宰相在理论上可以，并且也应当统辖中臣、内臣的。今人劳榦在《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
中，已犯有重大的错误。而在《汉代的政制》
一文中，把“内朝”一章，放在宰相一章的前面，这便把汉代经常的官制，更完全弄乱了。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把西汉的尚书列在内臣、中臣里面去，误把尚书在政治上的经常工作，当作内朝在政治上的经常工作。下面将逐步加以论究。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霍光将废昌邑王贺时，“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补注》“钱大昕曰：侍中为中朝官，故称中臣。朱一新曰：臣当作常。先谦曰：云守王，不须言侍字。中臣二字，史亦罕见。据《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则朱说是也。”按此时皇太后尚未正式宣布废立，昌邑王还是皇帝，则王先谦谓“守王不须言侍”是错误的。《汉旧仪》卷上：“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扣器。”又：“中官小儿官及门户四尚、中黄门，持兵三百人侍宿。”又：“中臣在省中皆白请。其宦者不白请。尚书郎宿留台，中官给青缣白绫被……”《汉官仪》卷上：“侍中……舆（当作与）中官俱止禁中。”则“中臣”、“中官”乃当时常辞，不得谓为“史亦罕见”。所以朱一新的说法，并不可信。在关涉到政治时，始称“中朝臣”。可以说“中臣”是常称，他们是在内廷日常生活上当差，及当皇帝侍从的大小臣工。“中朝臣”是特称，指的是在内廷处理政治的一般人。而钱大昕及有不少的人，一见到“中臣”、“中官”，立即认定是中朝臣、中朝官，这也是容易引起混乱的。所谓中臣中官，最低限度，随专制政治之成立，即已存在；而加官中的中臣中官的本官，钱大昕亦认为其中有的汉初已有；
中朝、外朝之分，钱大昕亦认为汉初所未有（见后）。东汉之有中臣中官如故，而东汉则很少见有中朝内朝之名。则后世注史家必将中臣、内臣，与中朝、内朝连在一起，于是以为凡是中臣内臣，即与闻政事，我觉得是应当澄清的。
《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成帝欲立赵婕妤为后，刘辅上书极谏。“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注：
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补注》：刘奉世曰，“案文，则丹、永皆中朝臣也，盖时为给事中、侍中、诸吏之类。”钱大昕曰：“《汉书》称中朝官或称中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为分明。”《萧望之传》，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问望之计策。《王嘉传》，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龚胜传》又有司隶鲍宣）。光禄大夫非内朝官，而孔光、龚胜得与议者，加给事中故也。此传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给事中故得与朝者之列，则给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举，不无遗漏矣。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在九卿中最为亲近。昭、宣以后，张安世、萧望之、冯奉世、辛庆忌皆以列侯将军兼领光禄勋。而杨恽为光禄勋，亦加诸吏，故其与孙会宗书，自称与闻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辇入直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者，皆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验而得也。
按钱氏上面的一段话，是认为中朝臣与闻政事，实始于昭、宣之世。但劳榦在《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中说：
中朝的起源，是见于《汉书·严助传》说：“擢助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师古注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是也。外谓公卿大夫也。”……这便是汉代内朝与外朝的起源。《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所谓外廷，也就是外朝。可见武帝时候不惟有此事实，而且有此称谓了。
据我的看法，武帝使他的左右诘难公卿，乃以内臣干预外廷政治之萌芽，但不能称为中朝的起源。因为这种诘难，并非把公卿召集到中朝来诘难，而系到外廷去诘难。更重要的是：他们止于诘难，使公卿能符合武帝的意旨；但处理之权，仍是在公卿手上，而不在这班中臣、内臣手上。所以说“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并未直接干涉到行政权。因而此处的中外，乃中臣、外臣之意。若如劳氏之说，当时内朝已经存在，并有此称谓，则司马迁以宦人为中书令，应当是“陪内廷末议”，为什么他仍然是“陪外廷末议”呢？他之所谓外廷，乃与宫禁相对而言。不应由此望文生义。
中朝之起，乃起于武帝临死前的遗诏辅政。《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
是时上（武帝）年老，宠姬钩弋赵婕妤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在武帝所设立的将军，皆直属于他自己，而脱离了宰相的系统，故此后即谓之中臣或内臣。此时田千秋为宰相。受武帝遗诏的人，据《霍光传》，在宰相系统中的仅有御史大夫。这便把宰相放置在政治核心之外，自然由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专政（《田千秋传》中列有田千秋名，但次序在御史大夫桑弘羊之下，此殆后来因顾虑体制所补记，非当时之实）。但和后来不同的是，后来若由大将军这一职位的人专政，他的地位便会摆在宰相或三公的上面，有如东汉的大将军窦宪、梁商、梁冀等皆是。这样便由内治外，没有内外的对立，所以也不出现中朝外朝的问题。但霍光虽然专政，法理上的地位依然是在丞相之下，于是形成名与实的对立，也即形成中外朝的对立，而中朝外朝之分，在对立中特显。霍光以后，无不如此。
故中朝实由霍光而始出现；在霍光以后，才时时发生作用。
按《霍光传》赞，谓“光不学无术”，而实则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乃是一个不学而有术的人。他的成功，乃在于“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他之所以被汉人歌颂，因为援立宣帝于士庶之中，宣帝又是一个比较贤明的皇帝。但他对于自己权力的安排，却用尽了各种手段。昌邑之废，主要原因是因为昌邑即位后没有表示对他的信任，而只信任昌邑的旧人。二十七日而被举发昌邑的过失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善读史者不难看出绝对多数是出于诬妄。武帝留下的丞相车千秋，其地位本出自偶然，当然完全成为霍光的傀儡。《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
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无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这里所说的“治内”、“治外”，才真正指的是内廷（朝）、外廷（朝）。所谓治内，是治理政事于内朝。霍光本是由内朝总摄朝政，但在名分上，仍不能不承认丞相为“百僚首”的传统地位，所以勉强作此划分，以敷衍丞相的面子。实则从正常的官制上说，只有所谓“朝廷”的一个系统，有什么内朝外朝可言呢？并且等到丞相真正要以外朝相抗时，霍光便顾不得这种假面子了。《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载千秋想为侯史吴之狱讲话，“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杜延年）乃奏记光争……而不以及丞相。”车千秋以丞相召集会议，这是政治运行上的常轨，但几以此丧命。故中朝之出现，一方面固说明仍为丞相留有余地，实则是对正常官制职权的一种篡夺。不过因为丞相传统的地位还存，所以当蔡义为相，“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这说明他还存有若干顾虑。宰相所代表的是整个的“朝廷”。霍光因掩饰其篡夺，乃强为中朝外朝之分。现在把霍光死后所出现的若干有关中朝的材料，简录在下面：
宣帝时：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
成帝时：
《汉书》卷八十二《王商传》：“太中大夫蜀郡张匡，其人巧佞，上书愿将近臣陈日蚀咎，下朝者（孟康曰：中朝臣也）左将军丹等问匡。对曰，窃见丞相商，作威作福，从外制中，取必于上。”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司隶校尉涓勋奏言，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薛宣）请遣掾史，以宰士（宰相之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顺之理……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正国法度。议者以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督趣司隶。”
哀帝时：
《汉书》卷七十二《两龚传》：“后岁余，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
又卷八十六《王嘉传》：“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嘉免官谢罪，事下将军中朝者。”
把上面的材料加以检讨，宣帝时的一条，不关政治。成帝时张匡的一条，是张匡想用“从外制中”这种话，即是说丞相王商，想由丞相的外朝地位控制中朝，并捏造王商一些阴私和危言耸听的事情以构陷王商。“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弗治。”因王凤与王商争权而力争，才免其爵位。在此一故事中，只能看出“中朝”成为构陷丞相的借口，并看不出中朝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的官制系统。而王商的免除爵位，也根本与“从外制中”这一点无关。
成帝时的第二个故事，涓勋把丞相和皇帝的关系，比之于周代封建的诸侯与王室的关系，而自比于王人，这可以说是荒谬。他之“愿下中朝……”，这也是挟中朝之名以为在政治上构陷丞相的借口。在此一故事中，也看不出中朝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的官制系统。并且此一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便是翟方进以丞相司直的身份，奏免了这位以“王人”自居的涓勋的司隶校尉职位。这证明只要丞相这一系统能振作起来，而不受皇帝的打击，依然可以发挥朝廷官制上的正常作用。
哀帝时的两个故事，实际是一个故事分写在两处，起源于哀帝对于丞相王嘉封还了益封他的嬖臣董贤的户邑，惹起了他的脾气，但不好直接开口，所以便授意给在他左右的“中朝者”加以陷害。陷害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由此一陷害，也可以证明这些“中朝者”只能由皇帝授意作一番议论，而不是一个经常执行政务的一群人或机构。
中朝臣只是聚在皇帝左右临时听用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和皇帝直接发生关系。它在政治的运行上发生经常作用，乃来自霍光打出“中朝”的招牌以篡夺宰相的权力。“中朝”并不是官制中有组织的政治运行机构，所以自霍光后，在政治经常地运行上，断无所谓中朝制度。元帝时，先后由中书令弘恭、石显窃政，中书令当然是中朝臣。但不可因此便谓元帝时代所行的是中朝政治，因为弘恭、石显也和东汉的十常侍一样，乃是凭借皇帝的名义以发挥他们的权力，并非像霍光一样，凭借中朝的名义以发挥权力。他们所凭借的皇帝，是朝廷的总发动机。因为中朝本不是经常政治运行的机构，在经常政治运行之内的官制，必然是以宰相为首；所以，宰相所代表的乃是整个的朝廷而不是什么外朝。如后所述，东汉的相权削弱殆尽，宦官气焰特别高张。但只要有一人守正，宰相在制度上的权力，即可使平日假中臣、内臣、近臣以自重的，也不能不加以承认。《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
秉（杨震之中子）因奏览（中常侍侯览）及中常侍具瑗（皆宦官）曰：臣按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居法王公，富拟国家……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奏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