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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六月窦婴为丞相，这是立有大功而又相当贤能的外戚；到二年十月免。更因田蚡说他“日夜招集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弃市于渭城。继窦婴为相的是高祖功臣许温之孙的许昌，至六年六月免，这是史公所说的“娖娖廉谨”之一。接着是武帝的母舅田蚡为相，“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
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好像田蚡做了真宰相；但这是因为他具有三个条件：（一）他是武帝的舅父，有武帝的母亲全力支持。故史公谓：“上自魏其（窦婴）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二）武帝要借他来折诎诸侯王以尊朝廷。（三）他“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
可以减少武帝的猜嫌。但在他执行宰相职权时，武帝已不能忍耐。他死后（死于元光四年三月）九年，因淮南王安之事，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继田盼为相的是与许昌同出身、同类型的薛泽，一直到元朔五年（前一二三年）十一月，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于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征为文学博士，其为人“恢奇多闻……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
七年之间，起布衣为宰相，这是他多闻而面谀，行文法而饰儒术，太适合了武帝夸大自尊的心理。他的性格是叔孙通这一类型的。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三月公孙弘卒，李蔡以从大将军卫青有功封侯为丞相，至五年（前一一八年）因罪自杀；以与许昌同出身同类型的庄青翟为丞相；此时“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张汤）”。
但至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年）三月，又因罪自杀，以与许昌同类型的赵周为丞相，至五年（前一一二年）下狱死。三年之间，杀了三个宰相。大概武帝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便特选“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的石庆为丞相。“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连朝廷有大事要开廷议时，也不使他参与，石庆惭愧要归丞相侯印，武帝骂他“君欲安归难乎”；石庆只好挨到大初二年（前一〇三年）死去，武帝才失掉了这一可以玩弄而又可以信赖的工具。继石庆当丞相的是公孙贺。他是胡种，义渠人。武帝为太子时，他曾经为舍人，他的妻是卫皇后之姊，所以“由是有宠”。“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但他由太仆“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
由此可知作武帝的宰相，是如何的危险。公孙贺虽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来做他所不愿做的丞相，但终于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四月下狱死，且以灭其族。公孙贺死后，于是年五月，以宗室刘屈氂由涿郡太守为丞相，于次年（三年）遇巫蛊之变，屈氂兼将与太子战长安中，死者数万人。六月，以其妻有诅祝事，腰斩，妻子枭首华阳街；年余无相；四年（前八十九年），高寝郎（师古曰：高庙卫寝之郎）车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立拜为大鸿胪，六月拜为丞相。
再过二十个月，是后元二年（前八十七年）二月，武帝死了，他这一代的宰相的悲剧，暂告一结束。
本来执法监察之权，是归御史大夫的。但武帝在剥夺丞相职权的过程中，突于元狩五年，增设一比二千石的司直，名为佐丞相举不法，实际乃所以侦伺丞相，故丞相多死于阴私的琐事。又据前引卫宏《汉旧仪》，丞相有侍中五人。但到了汉武帝，则改为加官之一，脱离了丞相，入侍禁中，分掌乘舆服物，“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至东汉遂改隶少府。又据前引《汉旧仪》，出督州为刺史，乃丞相府东曹所主管。但到元封五年，分十三州刺史，假印绶，便把丞相对郡县的监督权剥夺了。此种官属系统及职务的改变，即意味着丞相实权的缩小。
武帝不仅从人事的选择，及以常情之外的严刑峻罚，来使宰相的职位，归于名存实亡；更从任用的程序上，压低丞相在传统官制中的地位。按御史大夫，位列诸卿之上，为上卿，掌副丞相。故秦汉相承，率以御史大夫进为丞相，盖亦所以确定丞相总领百官的地位，不是侥幸越级可以猎取。所以《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载朱博奏请复置御史大夫疏中有谓：“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经历）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按郡守为二千石，列卿为中（中乃足之义）二千石，御史大夫则月俸四万，丞相六万。武帝早期用相，犹按朱博所述程序。但到了晚期，则公孙贺以太仆为相，太仆是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公孙贺下狱死后，刘屈氂以涿郡太守为相，且未更中二千石。刘屈氂腰斩后，车千秋以大约是三百石郎立拜为中二千石的大鸿胪，更由大鸿胪拜为丞相。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而武帝所以要破坏秦汉相承的拜相的程序，其目的即在使宰相的权轻，使宰相成为无足轻重的职位。
武帝所以要破坏宰相制度，一方面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猜嫌心理。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的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的自我表现。限制一人专制者作直接自我表现的便是宰相制度。他向自我表现的这一方向突进，因即破坏了宰相制度，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把当时具有纵横才智口辩之士，收罗在他的大门房里——光禄勋里，挟“天子宾客”之势，奉天子之命，诘难大臣，折服大臣，使大臣通过这种诘难、折服，而感到皇帝的允文允武，不可测度，只有彻底地服从，在政策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同时皇帝即可直接地掌握政策。《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在建元元年），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部，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武帝当时最强的意志，是指向征伐四夷。而引起天下穷困骚动，因而引起当时最大反感的也是征伐四夷。所以武帝利用他门房里的宾客，主要是指向这一方面。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故太尉田蚡反对派兵前往救援，于是“助（严助）诘问田蚡。上曰：田蚡不足与计。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淮南王安上书谏伐闽越，又遣严助前往谕意，于是淮南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是时方筑朔方，丞相公孙弘数谏。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公孙弘奏民不得挟弓矢，吾丘寿王对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朱买臣难公孙弘，乃主父偃之计，大臣皆畏主父偃一张嘴的利害，“赂遗累千金”。博士徐偃使行风俗，接受人民的要求“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欲治以矫制之罪，徐偃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的话作辩护，汤“不能诎其义”。于是“诏终军加以诘问”，“使偃穷诎服罪”。“上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蜀长老及大臣多反对通西南夷，有名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即为此而发，以竟武帝通西南夷之功，也正是此一风气下的作品。其中惟徐乐与严安，守正不阿，没有作这一类的诘难工作，所以在这批宾客中最为淹滞。
上面这些受意诘难诎抑大臣的人，一面是有纵横才辩，一面是有皇帝在后面作护符。但武帝只是一时利用他们，而在利用之中，要他们以纵横之术钳制公卿，却嫌忌他们可能用这一套来对付自己。所以制诏严助，要他“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并且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皆以诛死或族灭。司马相如之得以善终，乃得力于他“常称疾避事”。并且他知道死后武帝必不放心他的著作，乃遗札言封禅事，我以为这是他为了保全妻子之计。终军之得以善终，因为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极言武帝得人之盛，实则其中除外戚佞幸以外，多系广为收罗，巧为利用，而终之以屠戮。这是生命力较强、野心较大的一人专制者对人才处理的一套公式。
武帝为了贯彻他的主张，直接处理重要的问题，又特别提出了一种加官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所加各官，皆内廷为皇帝执役的小臣。把小臣的官衔，加在地位高的官员身上，使其有与皇帝接近的机会，因而增加了他们的权力，这便完全是以由私人关系所发生的权力，代替由客观官制所发生的权力。所加各官，为武帝以前所固有。但把它作加官之用，乃始于武帝。
宰相制度破坏的第二阶段，是尚书的抬头，乃至中尚书的出现。此一阶段，若在时间上来说，尚书的抬头，应当和第一阶段相权的抑制，是同时开始的。第三阶段则由武帝临死时对霍光们的遗诏辅政而开启了“中朝”专政的变局。相权被剥夺、废弃的总结果，则是外戚、宦官、藩镇
三者成为中国两千年一人专制中必然无可避免的循环倚伏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