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一职,最先在刘邦的心目中,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临时性的荣誉头衔,而不一定把它当作实际政治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职位。洪迈谓:“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豨,以丞相击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陈涓以丞相定齐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载。盖萧何已居相位,诸人者未尝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为重耳。后世使相之官本诸此也。” 同时,汉初政治上的猜忌之心,首先是集中到“诸侯王”身上;一直到景帝剪平七国,武帝分封子弟,而专制者心理上的这一重大政治压力,始大体解除。在官制上,他们的猜忌心理,则是首先安放在太尉一职之上,因为这是主管军事的。高祖六年(前二〇一年)以卢绾为太尉,旋立绾为燕王,省太尉。十一年以周勃为太尉,攻代,旋省。惠帝六年(前一八九年)复以周勃为太尉;文帝元年(前一七九年),勃迁丞相,灌婴继之,至文帝三年省。景帝三年(前一五七年),以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七年又省。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以田蚡为太尉,至二年省。 可以说在特殊情形下(如用兵)才立太尉;在恢复常态时,即将之罢省。至于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武帝立大司马以冠大将军及骠骑将军之号,如前所述,并不同于将太尉改为大司马。因为此时将军才是他们的实职,而大司马则系虚衔;太尉亦系实职。更重要的是太尉乃助理丞相,在丞相这一系统之内;故太尉省时,其经常业务即并入丞相。而以冠将军之号的大司马则直属于皇帝。《汉书》卷六十九《辛庆忌传》:“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是以先帝(按指武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故奸轨不得萌动而破灭,诚万世之长策也。”卫青、霍去病等将军,正是“近戚主内”,加上去的大司马的头衔,是跟着将军走的,与丞相无职务上直接的关系。后来将大司马与太尉,视为一官之异名,乃起于成帝绥和元年为了拼凑成三公之数的原故。
西汉初期,虽视丞相不及太尉的重要,但丞相在法理上的职权,仍不能加以抹煞。陈平答文帝丞相所主何事之问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者也。” 申屠嘉为丞相,邓通以太中大夫得幸于文帝。嘉入朝,“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至丞相府……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 此固由文帝之能忍,然亦可见相权之尚尊。丞相府的组织,也相当庞大。《汉旧仪》卷上:“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正因为如此,汉初用相,除陈平一开始以护军中尉为汉高作军中特务,出计为其剪除功臣, 而又济以阴柔之术,得为丞相,并以善终外,此外皆自其故乡与其有特深私人关系,并椎鲁无能之人,亦即史公所谓“鄙朴人”。萧何之功,在刘邦未得天下以前。刘邦得天下以后,则救死惟恐不暇,且几不免于死,此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之甚详。曹参则一事不作,一士不举, 竟为汉名相。《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王陵以戆免。周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且有安刘、迎立之大功,但终“知狱吏之贵”。其子亚夫以“欲反地下”的理由,下狱呕血死。 申屠嘉以晁错之故,亦呕血死。晁错则以其才锐峭直刻深死于东市。 申屠嘉死之后,继其为相者益不堪。《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文、景、武三世,正汉室盛时,独对丞相及副丞相的御史大夫,中间除张苍明律历外,皆特选无能之辈。盖专制君主的内心,欲以无能者对特别恩遇的感激,换取居此种职位者的忠诚;并以无能来抵消、抑制此一重大职位所能发生的作用,藉得减轻内心的疑忌。
由秦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顺此一政制的基本性格,至汉武而发展完成。他发挥了大一统的一人专制下的很大效能,也暴露出大一统的一人专制下的残酷黑暗。他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他凭借了七十年安定中社会所滋生的力量;一方面也是凭借了他个人强大的欲望与生命力。在学术与人才方面,他一方面阻滞了社会上的自由发展;但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牢笼万有,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至今上即位,博开艺文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反映出了当时一方面的情况。《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列传》:“于是天子察其(公孙弘)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武帝喜悦公孙弘能缘饰以儒术,正因他自己喜缘饰以儒术。《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备称武帝得人之盛,虽有所夸张掩饰,要亦可以窥知当时多方吸引的情形。至其征讨四夷,特以将相不得其人,得不偿失; 然痛苦在一时,而功效特著于昭、宣、元、成之世。至其开辟交通水利、提倡农器技术上的改良,这都可以说是发挥了效能的一方面。
但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所很易引起个人的穷奢极欲,汉武较之秦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穷奢极欲的发展中,直接影响到官制上的,是与皇帝有直接关系的职位及后宫,作了大量的扩充。《续汉志》:“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这即可作概略性的说明。《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武帝)”,想为其立庙乐。“长信少府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是冒大不韪的重要批评。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武力与刑罚,是一人专制政治的两大骨干;此两大骨干,到武帝特别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关于武帝是以刑为治,及刑法在他手上的发展,我们只要读《史记》的《酷吏列传》及《汉书》的《刑法志》,已经很清楚。而在官制上,据《汉旧仪》卷上:“武帝时,御史中丞督司隶,司隶督司直,司直督刺史二千石以下至墨绶。”建立了一套严酷的督责系统。关于武力方面,他首先是在官制上把军事脱离宰相的系统,使其直属于他自己。再便是在当时由征召制度而来的军事力量外,扩充他周围的常备性的武力。据《汉书·百官志》,武帝除在光禄勋内增设期门(平帝元始元年改虎贲郎),羽林及羽林孤儿外,更增设城门校尉及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并把不常设的将军,到他手上多成为常设的官职。如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且提高他们的地位。这些可以说是武帝政治措施上的另一面。而与上述这些发展密切关连在一起,并影响到以后的政治最大的,无过于对宰相制度作进一步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乃是顺着高祖以来对宰相一职如前所述的态度而来的发展,也即是一人专制自身所必然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