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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所继承的秦代官制，首先可以看出在设定之初，即含有一个特性，乃在于以官制中的大部分来表现并维护皇帝的绝对身份，而非出自客观政治治理上的需要。因此，所以在理论上尽可以说丞相助理万机，无所不统。太尉统军，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监察内外，这一官制的高层构造可以说是相当地合理；但因为其中坚构造的大部分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身份，所以一开始便成为丞相在法理上可以管，而在事实上则丞相不必管也不能管之局面。兹先作一概略观察如下。
列卿之首的太常掌宗庙礼仪，这可以说是由古代重视祭祀的传统而来。因其中有太史、太医及博士，这便成为半宗教半学术的机构。而博士“秩比六百石”，其地位不及太乐、太祝、太宰等令；但常有参议朝政，巡察地方的机会，这是以“通古今”的知识，得到政治发言权，是专制政治构造中最有意义的部分。
在列卿中地位特殊而组织庞大，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居列卿的第一位的，无过于由先称郎中令，后改名为光禄勋的职位。光禄勋府在宫中，它是为皇帝看门的。正因为它是为皇帝看门，主管安全，并是通向内外的管钥，所以它的组织庞大，除为皇帝看门外，并兼尽储备人才的责任。《汉书·百官公卿表》：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前一〇四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前一〇八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馆）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此一庞大机构，是武帝把它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第一，组织庞大，而内部享受高级待遇的，较任何机构为多。例如丞相府有两长史，秩千石；武帝元狩五年又加了一个司直，秩比二千石。但光禄勋府则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这两种大夫，可以多到几十人。中郎五官、左、右三将及骑都尉皆秩比二千石。车、户、骑三将及谒者仆射，期门仆射，秩皆比千石。谏大夫秩比八百石，这在汉廷官制中可以说是很特出的。秩比六百石的可以多到几百人。比三百石到四百石的可以多到几千人。第二，掌议论的三种大夫，可以直接参与朝议。而谏大夫虽秩比八百石，但武帝常用以诘难丞相等大臣，使之折服，以伸张皇帝的意志。若以今日的名词来说，实际成为皇帝的智囊团及一批御用学者，以加强皇帝对大臣及政策的控制。第三，几千个郎的构成分子，最初多选自有功勋的中下级武人。高祖得天下后，为了安置这一批人，一方面养在这里，一方面又由这里选出去充任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正式职位，这是军事复员善后的一种方法，大概是沿自秦始皇。接着选择才武之士，及二千石以上和有功勋者的子弟为郎。还有以纳赀进入仕途的，及选出的孝廉，乃至由四科所取的士，都要先在这里为郎，作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
等职务，在这里熬资历，等机会。于是这一个皇帝的警备室，又成了吸收人才、储备人才的总站。其中的议郎常以处特突出之士；《续汉志》说“议郎不在直中”，即是说他可以不当班，要算是一种特例。仕进之途，由皇帝的警备室握其咽喉；一切臣工，皆出自皇帝的卫士。这样才可以保证他的忠诚，这样才更可以显出皇帝地位的崇高伟大，以摧抑由知识、人格而来的志气，使其非先接受这一专制模型的陶范不可。鼎盛期的大一统一人专制的形象，通过光禄勋这一机构而始完全刻画了出来。这要算是汉武的一大杰作。
卫尉是主管皇帝宫门的卫屯兵的，太仆是掌皇帝的车马的。主掌全国马政的职务，也是由汉武时扩充而来。大鸿胪是为皇帝作司仪。宗正是管皇帝的家谱。少府是皇帝的私账房，因为与皇帝更接近，所以其内容的丰富，仅次于光禄勋；而以后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作用，更为过之。执金吾是管宫门以外的警卫及维持京师治安的。他出巡时的威风，令光武年少时望而生羡。中二千石的十卿，仅有廷尉是治狱，大司农是理财，不是直接为皇帝当差，太常可以说是半当差，其余的都是直接为皇帝当差的。仅凭为皇帝当差，即有政治上的崇高地位，愈与皇帝接近，便愈有政治上的权力，这是由一人专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政治演变的两个基本契机。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足以言专制政治下的官制问题。而宰相制度的破坏，也只有先把握到这一点，才能了解这是由专制政治内部矛盾所必定循环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