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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刘秀）是一个精明而阴狠的人物。他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惩刘邦大封异姓所引起的问题，一开始便把地方政权的基础，安放在太守与令长身上。对功臣，大量封侯；先是虚封，以后再斟酌情形实封。即使实封，实际上侯者的地位，并不及太守。封侯而可为太守的，仅出于暂时的权宜，决不使他的功臣与地方政权发生关系。对皇子封王，给以非常优厚的俸给。至明帝减为二千万，
生活上仍不可不谓为养尊处优。但不仅不关与实际政治，且在实际政治中也毫无地位。《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光武建武二年（二十六年）封其兄伯升之长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此足可反映出当时所封之王，全系虚衔，地位上与西汉末期的王亦大异其趣。
西汉末期，“宾客”的这一社会特别阶层，遍及于全社会，及王莽之乱，地方豪杰，多凭宾客以起事，这将另作研究。此处所应指出者，养宾客既为东汉初期的社会风气，则当时生活富厚的诸王，既与现实政治全不相干，则在人情上追随时代风气而养些宾客，以破除生活上的寂寞，这应当没有什么关系。《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正是这种情形。但马援便最先看出了这里面的危机。《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光武）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与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马援的所谓“旧防未立”的旧防，卒于建武二十四年“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而把它恢复起来了，且实行得更为严酷。
按《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集解》：“案广陵思王传，与东海王疆书曰，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这些死得不明不白的宾客，真可谓千古奇冤。
因对诸王的猜嫌心理，东汉把王侯与“妖恶”作一样的看待。《汉宫仪》记有推荐博士的举状，其中有一项是“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家族一得了王侯的赏赐，便失掉博士候补的资格；因为“受王侯赏赐”，是和“与妖恶交通”同科的。这真是太严重了。
在上述的猜妨心理中，便出现了楚王英的大冤狱。《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自显宗（明帝）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八年，六十五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馈……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集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明年，英至丹阳自杀。
楚王英向其相赎罪，可知相即是平时监督他的特务。说他所招集的“奸猾”，乃当时佛道混合的“信徒”；造作图书，乃其宗教中的仪式。擅相官秩，英无一兵一卒，岂非儿戏？此皆诬妄之辞。但楚王英自杀后，竟兴起残酷的大狱。同传：“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永平十三年（七十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袁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但明帝及当时的人臣，并不是不知道这是冤狱。明帝宁愿把社会稍有活力的人，如前所谓“州郡豪杰”，借机锄杀尽净，而人臣莫敢争。《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建初元年（七十六年），大旱谷贵，肃宗（章帝）召昱（鲍昱）问……对曰……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楚狱之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明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帝纳其言。”章帝在两汉诸帝中，是天资最为敦厚的人，楚狱经过六年，至此乃得稍告一段落。大狱的进行，完全是用酷刑逼供的方法。《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通）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明帝）得其录，有尹兴（时为会稽太守）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陆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即此可以推见一般。
但与楚王英为同父异母兄弟的济南安王康，被人告上与楚王英相同的罪名，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济南安王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奏举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
济南安王康犯上了同一的罪名，而仍得以保全，以情理推之，殆其人较楚王英为凡庸，不足以引起明帝的猜忌。并且康后来“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他的国傅何敞上疏力谏，要他“修恭俭，遵古制……以礼起居”，康置之不理。结果他是“立五十九年薨”。他的荒淫腐化，正是他能“立五十九年薨”的重要条件。
通过专制政治中的封建情形的分析，应当可以了解专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在这种性格下所形成的专制主的心理状态，是决不能容许社会上存在有使他感到压力的任何力量；哪怕这种压力，绝对多数只是专制主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残酷的摧毁。对于与他们血肉相连，并由他们自身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诸侯王”及“诸王”，也毫不例外，更何有于一般社会势力。专制政治既决不允许出现一种与它两不相容的进步力量，而历史上，又不可能有能与专制政治并行不悖的进步力量，于是中国历史中的学术文化，只有长期在此一死巷中纠缠挣扎，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又艰险的小径。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情况，除了极少数的特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夹杂性，言行的游离性，成为一个最大的特色。逻辑的不能发达，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
而知识分子自身，由先秦两汉的任气敢死，因在长期专制折磨之下，逐渐变为软懦卑怯。一直到现代，即使是在外国学科学而能有所成就的人，一在国内住下以后，绝对多数的，也会变成在行为上是反科学的乡愿人物。不能了解此种历史背景，便很难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及担当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出现这种独特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