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在这里应顺便为我国学术史揭破一件冤狱。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近百年来，一般人认定我国学术的不发达，皆应由董氏将学术定于一尊，负其全责。其实，董氏在对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话，实际是指当时流行的纵横家及法家之术而言。他的反纵横家，是为了求政治上的安定。他的反法家，是为了反对当时以严刑峻罚为治。他的推明孔氏，是想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树立大经大法。而他的所谓“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汉初承秦之旧，立博士并无标准。汉文时有博士七十余人，方士亦在其列；而六艺中仅有《诗经》博士。董氏的意见，并不是要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董氏这一建议，只考虑到当时的政治问题，立论诚然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而发生很大的流弊。但即使在两汉的经学盛时，也不曾影响到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态度。要由此而把两千年学术不发达的罪过一起加在他身上，这把一个书生所能发生的影响力，估计得太高，有点近于神话了。
要窥两汉学术的大势，及当时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态度，应当由《汉书·艺文志》着眼。《艺文志》本于刘歆的《七略》；而刘歆的《七略》，则来自以刘向为首的校雠之业，及刘向“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因此，可以说《艺文志》乃出自刘氏父子之手，而得到班氏父子的承认，这是久有定论的。刘向的思想趋向保守，刘歆则较为通达。但他父子都是最推尊董氏的人。《汉书·董仲舒传》赞，即引了他父子两人的话以作对仲舒的评价。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刘歆虽以其父推许董氏太过，但依然认其“为群儒首”。班氏引之，遂为汉代对董氏的定论。《汉书·艺文志》，总录百家，校其长短。其《诸子略》，不仅将儒家与诸家并列，且总叙谓：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按除小说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癒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上面对诸子百家的开明态度，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与前面所引王凤对诸子的观点，可以形成统治者与学者间的极为鲜明的对照。纵使此种开明态度，不能直接推其出于董仲舒；但最低限度，刘氏父子及班固等，亦丝毫未因董氏“皆绝其道”的话，而发生误解；更未因此影响到他们对学术的全般态度。董氏的话，既未曾影响于汉代最崇拜他的人们，而谓其有力量能决定以后两千年学术发展的趋向，岂非神话？阻碍学术发展的，是专制政治；决定学术发展方向的是专制政治下的社会动态与要求。百年来的学者，不肯深求我国学术发展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而简单地归罪于董氏一人，这未免把董氏一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而把学术上的大问题，作过于轻松的交代了。魏晋的思想，以玄学为主；南北朝及隋唐的思想，以佛学为主；董仲舒的影响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学术之弊，极于经义八股，这还是出于专制者的要求？还是出于董氏的明崇孔氏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