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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下对诸侯王的特别猜嫌禁制，不仅足以反映出专制主为达到一人专制的目的，即使牺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状态；并对知识分子及学术发展，发生了莫大的窒息作用。这才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所不能不注意到的问题。
两汉承先秦余绪，游士之风尚盛。此即诸侯王及富贵者门下的宾客。宾客之品类不齐，多随主人之所好而类集。但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社会上比较富有活力的一群。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集中点。这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而言，常可以发生很大的鼓励作用。但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景帝时代，朝廷猜防的重点在诸侯王的领土与职权。至武帝，则诸侯的领土与职权已不成问题；于是猜防的重点特转向到诸王的宾客上面，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而能招致才智及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之士的诸侯王，其本身也相当的才智，在学术上也有相当的修养；而其生活行为，也多能奋发向上，可以承受名誉。这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换言之，专制皇帝，只允许有腐败堕落的诸侯王，而决不允许有奋发向上的诸侯王。附丽在专制皇帝的周围，以反映专制皇帝神圣身份的诸侯王，只准其坏，不准其好；“禽兽行”的罪恶，绝对轻于能束身自好而被人所称道的罪恶，这是专制政体中的一大特色。
《史记》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赞：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卫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按卫青、霍去病，以佞幸而为大将，用兵并非其所长；伐匈奴的战功，实系得不偿失。但他们自身可以不受到猜忌，而又能揣摩武帝的猜嫌心理，因以猎取富贵，此一秘辛，只有司马迁能看得清楚，故在《史记》中以“微言”的方式，反复与以发明；而后世缺乏有识的史学家，故常被历史的表面所欺骗。此处所记，盖亦所以揭发当时君臣间的奥秘。魏其武安皆列侯，以外戚的关系，而先后当政，其权势决非当时的诸侯王可比。但诸侯王因为血缘关系而有窥伺神器的可能，所以诸侯王足以招致名誉的生活方式，及与其生活方式有关联的宾客，更成为专制者的大忌讳。
汉初诸侯王大抵皆有宾客，而第一个引起注意的是景帝的同母弟梁孝王武。梁孝王武在七国之变时立有大功，又得其母窦太后的宠爱，骄贵异常。《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史记索隐》谓方广三百余里，“盖言其奢，非实辞”。《正义》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盖即所谓东苑。《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此外，羊胜、公孙诡，亦有文采；司马相如亦曾舍朝廷之郎而为梁园宾客；这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其文学气氛，远非朝廷所能企及。因景帝对梁孝王是先利用，后猜嫌，卒至不明不白以死，此一文学活动的中心，遂归于消灭。后来武帝广招文学之士，我以为是受了梁孝王的影响。
汉代诸侯王，发生过与学术有密切关联的两大冤狱，一为淮南王安，另一为东汉的楚王英。他们之死，都是因为宾客与学术、名誉，三者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王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按：所谓“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即现行的《淮南子》。作为《淮南子》自叙的《要略》篇谓：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淮南王安要他的门客造为内篇二十一篇，盖受《吕氏春秋》的影响，欲为汉室的大一统政权提出包罗万象的政治宝典。书的内容将另文研究。此处只指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淮南，乃汇合儒道方术的一大学术中心。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则献之皇帝，可见其志只在学术的研究，并想以其研究充实汉家鸿业的内容。但武帝虽表面对这位多才好学的叔父“甚尊重之”，而内心特为忌毒。左右承其意旨，便诬构成一大冤狱。《史记》、《汉书》两传中，充满了当时诬构的“官文书”。
狱事之起，是因为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迁，与其郎中雷被“比剑，误中太子”。雷被怕太子由此生出误会，愿赴长安，奋击匈奴，刘安便免了雷被的郎中，这是一件很寻常的措施。但元朔五年（前一二五年）雷被到了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因为这种细故而逮捕淮南太子，这分明是只要稍能有所借口，便要实现蓄之已久的预谋。中间穿插淮南门客伍被
的供词，陈述刘安想谋反的经过，把刘安写成了一个童呆愚稚之辈，其出自严刑逼供，再加以缘饰的情形，甚为昭著。而最后由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这真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定谳。其所谓“以乱天下”，“妄作妖言”，分明系诬指其宾客的学术活动而言。但这样的冤狱，除淮南王安自杀外，竟“坐死者数万人”。
《史记·平准书》谓其明年（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由“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八字，可知当时的朝廷官吏，顺着专制者阴刻之私，竟不惜成为一个谋杀几万人的大阴谋集团，而其根源则来自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几万人的大屠杀，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性。
当时另一学术中心，是以河间献王刘德为中心而展开的。《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前一五五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这是以儒术为主的学术活动中心，与淮南王安的学术中心大异其趣。而刘德的生活非常谨敕，也与刘安的才子型的人格不同。所以刘德在学术上及在生活上，应当很适合于汉廷的口味，而不应对他引起危险的感觉的。但《史记》裴骃《集解》：
《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据《汉书》卷六十《杜周传》：杜周乃武帝时的酷吏，官至御史大夫。杜业乃周之曾孙。周子延年，以助霍光诛上官桀等封为建平侯；又劝霍光立宣帝，以其功比朱虚侯刘章。延年子缓嗣侯位，官至太常。缓卒，子业嗣；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以忧恐发病死于王莽秉政之时。我所以在这里略述杜业的家世，是想说明杜业是有资格知道汉廷的内幕，故其所言刘德的故事为可信。但《史记会注考证》引“何焯曰：《汉书》云，献王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褒崇若此，知杜业语为无稽。”按刘德非以罪死，而系以猜嫌忧愤而死。既死则猜嫌消而猜嫌之迹可泯。死后赐谥，乃当时之常例。而政治上表里异致，实古今之所同；猜嫌者其里，死后褒崇者其表。此在今日犹随处可以举例。何焯小儒，对政治全无了解，其言至可鄙笑。《汉书》卷六十三记昌邑王贺被废，宣帝心内忌贺；张敞奏贺“终不见仁义”，遂得保全性命，可作反证。我再引一例，以证明杜业之言，为能得当时之实。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北海靖王兴死后：
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明帝）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五十八至七十五年），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以行。其能屈申若此。
东汉诸王，更完全不能与闻地方政治。而刘睦为明帝之侄，夙见亲幸；犹且以个人可延致名誉的行谊为取祸之源。刘德的河间，乃当时一学术中心之地；而他本人则系其领导人物，其声势远非刘睦所能比拟，则武帝的猜嫌逼迫，乃自然之事，有何可疑。
由此一猜嫌逼迫，而影响到学术上的另一大问题，即是经学中对古文经学的压迫问题。
一直到武帝时为止，经学上并无今古文之争。孔安国事鲁申公治鲁诗为今文学，与鲁周霸，洛阳贾嘉等治《尚书》，亦为今文尚书。然“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并无害其为博士，即其明证。陆贾《新语》，韩婴《韩诗外传》，司马迁《史记》，刘向《新序》、《说苑》，皆广采《左氏传》。而《史记》中称“春秋”者，有指经文而言，有指《公羊》、《穀梁》二传言；更多的则是指《左氏传》而言。三家诗多傅合时事，而《毛诗》多傅古义，何以立五经博士而不及《左氏传》及《毛诗》？《穀梁传》犹有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于朝廷；何以竟无一人道及《左氏传》与《毛诗》？若谓无师法，则刘德所立之博士从何而来？我的推测，是因为河间献王搜集所得的多属古文，而又特为《毛诗》及《左氏传》立博士，于是古文经学遂为当时的大讳；尔后遂为鄙陋之儒，为保持其学术上之特权所借口，以专擅利禄之途。《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按指《左氏传》而言）、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三家诗“咸非其本义”，比较得其本义者惟《毛诗》。《韩诗》在东汉最盛，郑康成先治《韩诗》，后由《韩诗》转主《毛诗》，其原因在此。《毛诗》之所以不得立，刘氏父子已露出一点秘辛，只是因为“河间献王好之”。《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列传》载，建武四年（二十八年），光武在云台召群臣议为《费氏易》与《左氏春秋》立博士事，范升反对立左氏的最初理由为“非先帝所存”；这完全是政治上的理由。而汉代经学，各家是否得立博士，除了当时一般学术情势外，决定于政治的因素甚大。《京氏易》的得立，是因为他的再受命的预言，与宣帝的起自民间偶然相合。《春秋穀梁传》的得立，是因为戾太子习《穀梁》；宣帝乃戾太子之孙，所以在民间时也习《穀梁》。武帝时立《公羊》不立《穀梁》，并非定于董仲舒与江公的争论，乃系《公羊》中“人臣无将”四字，可作杀戮大臣的借口。凡此，我将另有专文讨论。言中国学术史而忘记了这一巨大无比的政治阴影的作用，便很难把握到学术发展的真实情况。后世鄙陋之儒，盲目自陷于这一政治陷阱中，勇为今古文之辨，甚至出于诬妄而不辞，此乃学术中上了二千年专制之阴毒而竟不能自觉的一例。
武帝对诸侯王学术活动的忌毒，对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不例外。武帝有五子，长子戾太子受巫蛊之祸，次子齐怀王又早薨，按次序，太子应立三子燕王旦。但“旦为人辨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
星历数术，在两汉为“前科学性”的一大学术系统，非好学深思者不能学。“倡优射猎”，乃汉家的寻常生活，李延年兄妹即皆出自倡优，值不得提出来渲染。巫蛊之祸，京师死者数万人，朝廷动摇；“上书求入宿卫”，乃人子应有之义。旦之所以不得立的最深根源，乃在其博学经书杂说及招致游士而已。
由专制政治所形成的专制心理，为了保护他们的专制地位，对学术传播的刻毒，可谓达到了心理变态的程度。《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按即《史记》）。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的答复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这话很合成帝的心理，遂不与。而此时的诸侯王，正如班固所说，与一个社会的富人没有分别。由此可知专制者只要感到某种知识有窥破专制黑暗的可能时，即会神经过敏地加以阻塞。
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政治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这揭破了武帝对学术的基本用心，也揭破了古今中外一切专制者对学术的用心。由装饰进一步而加以歪曲利用，乃自然之势，应有之义。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自由的学术活动，不可能让学术作自由的发展。这即使是属于专制者的血统，在专制者的一个固定统治集团之内，依然非加以残酷地消灭不可，还能允许社会上存在有独立自由的学术势力吗？两汉的民间教授，弟子常多至数千百人，这只有在专制者心目中认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发生一点积极的反抗性的可能时，才能消极地承认他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