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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封建，在先是为了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事实上的需要，最后则为了维护大一统专制的皇帝身份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在演变，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却始终加以保持。但尽管如此，封建的存在，尤其属于诸侯王这一系统的存在，始终对专制政治的自身，成为一最大的矛盾。因为专制的最高权力，乃属于皇帝一人。而谁人能获得此最高权力，汉代因女宠而皇后的地位并不巩固的关系，所以一开始便未能守宗法中立嫡立长之制。高祖原想立赵王如意，吕后则立一不知所出的少帝；文帝之得以嗣立，乃因当时大臣鉴于吕后之凶残，“莫自坚其命”；而文帝“太后家薄氏谨良”，各大臣对其猜嫌较少。
景帝、武帝，皆以“中子”得立。昭帝则以幼子得立。所以有汉一代，在皇位继承上，因皇帝的爱憎无常，并未能建立一种客观制度，而系决定于皇帝一念的爱憎，及皇帝死时的形势。因此，凡是皇子被封为诸侯王的，便都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便都在皇帝的猜嫌之列。这种在权力根源之地的矛盾，当时是借“强干弱枝”的口号叫了出来的。
有干则必有枝；在常情说，干枝本是一体，干强者枝茂，枝茂者亦可增加干之强，这是周初封建的信念，齐桓、晋文的霸业，也证明了这一点。汉代则为了强干而必须弱枝，强弱的衡量，全在权力根源之地——皇帝及其左右——的一念，这便难乎为“枝”了。从文帝起，他们所作的强干弱枝的过程，《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叙有简括的叙述。
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不降阶序而运天下……
到了汉武帝，诸侯王已与列侯无异。但他们的际遇，并赶不上列侯。到了哀平之际，他们已与富室无异，但他们更赶不上富室。因为他们没有列侯所能保有的生活自由，更没有一般富室所保有的生活自由。
历史的政治表面，常常是由统治者所编造的材料写成的。尤其关于最高权力斗争中的机微之际，对失败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夸张；对成功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隐没。著史和读史者能不受此种情势所欺瞒的实在很少。有关两汉朝廷与诸侯王发生重大关系的材料，使我痛切感到这一点。
首先我得指明，从政治以人民为主的基本观点来说，假使高祖安于异姓诸侯王之封；再退一步，假使文帝安于高祖之所封，景帝安于文帝之所封，朝廷只维持纪纲，课责政绩，则在互相牵制，互相竞争的情势下，政治可能比之于把权力集中于朝廷尺寸之地，集中于不肖者绝多而贤者绝少的一人之身，更为有利。而所谓反叛问题，完全是由猜嫌心理所逼出，甚至是伪造出来的。《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这几句话中所透露出的，可以作我上面假设的根据。七国之叛的祸首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一更，辄与平贾。岁时问茂材，赏赐闾里。”这在政治上不是很有成绩吗？《史记》这里所说的“益铸钱”，《汉书》上改为“盗铸钱”，这是后来故意加上去的罪名，因为当时无所谓盗铸。
其中“招致天下亡命”一语，汉时常以为大罪，后人更为所欺。不知所谓“亡命”，指的是无户籍的人民。当时因征人头税（口算），及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穷苦人民因逃避而流亡，以致无名籍者不可胜数。加以悬属于朝廷的郡县，据《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所载贾谊之言，谓其吏民因徭役往来长安者，苦不堪言，“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在正常情形下，郡守县令的政治清明，常为流民（亡命）所归，即可列为好的政绩。但在诸侯王则视为图谋不轨的证据，因为怕他们的人口增加了。当诸吕之乱时，是诸侯王谋叛的最好机会，而当时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无过于齐王，且已发兵“并将之而西”。但大臣卒立代王恒——文帝，而齐兵遂罢。吴王濞与朝廷之隙，起自“皇太子（后为景帝）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文帝不仅未让责自己的皇太子，且不断系治吴使。及文帝“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是吴王濞原并无反意。景帝削吴两郡令下，“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可知若削地而与以明令保障，亦无七国之变。汉室君臣，假定不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推行政治的先行条件，而只以在统一下允许合理的地方分权，则汉初百年间扰攘不安的政治问题，可不致发生，而由秦所建立的专制政体，及由此政体所必然发生的毒害，将会得到若干缓和，对社会的生机，也将会得到培育。但他们完全站在一人专制的立场来处理这一问题，想尽各种方法所达到的目的，只是大一统的专制政治。
首先他们在有关的官制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诸侯的官制，据《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曰：“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诸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则是使诸侯侪于郡守。
除了官制上的防制外，更加以人事上的防制。汉初诸侯王的丞相可入朝廷为丞相，如曹参由齐的丞相而入继萧何为相国。但以后做了诸侯王的官，等于犯了某种罪恶。《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又同卷《两龚传》载龚舍曾被楚王聘为常侍，固辞去。后“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卷七十一《彭宣传》，载宣以博士“迁东平太傅”。后因张禹推荐而“入为右扶风，迁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注引李奇曰：“初汉制，王国人不得在（仕）京师。”）“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乃策宣曰：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唯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其上左将军印绶。”实则武帝晚期之王，已侪于列侯。而哀帝时之王，已侪于富室，做到使他们有名无实。但在官制上所应有的官，尚以罪人视之，当然更不许他们交通宾客。又《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载谏大夫王骏谕指淮阳王钦有谓：“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竟（境）。”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措施，无非要把诸侯王彻底孤立起来，不使其有任何社会关系，而成为“监狱中的豪富”。
当时防制关东诸侯，实与防制匈奴无异。《汉书》卷七《昭帝纪》始元五年（前八十二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驽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新书·壹通》篇，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国众车骑，则力益多。……苏舆曰：禁马无出关，在孝景中四年。”（前一四六年，见《景帝纪》）这种防制，出于心理的因素，远大于事实的要求。由这种心理因素，造成当时对诸侯王最大的精神虐待。现引两个例子，以概其余。
据《史记》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长，与文帝为兄弟，卒以“欲以有为”的死罪，蒙赦，在徙蜀途中不食而死。“欲以有为”的罪名，正是“莫须有”的罪名。《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长传》载文帝的母舅薄昭与淮南王长书中有谓“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按长母死葬真定），皇帝不许。……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指高祖）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言节行以高兄（按指文帝），无礼。贱王侯之位，不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在文帝时，除诸侯王的丞相出自朝廷外，其余秩二千石的，本应由王自置。但汉廷亦数为罪名。而淮南王长宁愿放弃王位，以布衣守冢真定，由此不难推想文帝所加给他的不能忍受的压迫。
《汉书》卷四十七《梁怀王揖传》，载哀帝建平中，梁王立因杀人，天子遣廷尉及大鸿胪持节讯问，立对谓：“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毛氂过失，亡不暴陈……”由此可知诸侯王左右的职官，皆成为朝廷的特务。此时早已全无实权的诸侯王，仍置于严密特务控制之下，连私生活也严密监视。因此可以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两汉诸侯王的“禽兽行”特为昭著？
因为（一）在监狱中的富豪，自然容易走上这样的一条路。（二）如后所述，诸侯王的良好行为所招来的罪患，远过于禽兽行所招来的罪患。（三）他们的隐秘都被朝廷所掌握、夸张、宣扬。而皇帝的“禽兽行”，实际较之诸侯王，有过之无不及。但常在由严刑峻罚所构成的铁幕的保护之中。《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载中山王胜闻乐对：
……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众口喣漂山，聚蟁成靁……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
上面的话，是借机会说出了他们一般悲惨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