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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到为什么在封建制度崩溃后，我只提出专制政治，而不涉及社会的性质，不赋予尔后的社会以某种称呼呢？难道说专制政治，没有一种社会基础吗？下面我将解答这些问题。
第一，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封建制度解体的原因非一；其中“国人”阶级在发展中的解纽，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国人阶级的发展中，当然以商人阶级及士人阶级的发展为最速。但秦之所以能并吞六国，是由商鞅变法所扶植起来的自耕农的力量。而废封建为郡县，以完成专制体制的，是长期由对立而来的惨酷战争的教训，而不是根据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的阶级意识，尤其与商人阶级无关。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商鞅变法，根据富强的要求，曾考虑到他们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这即是最稳定的耕战合一的农民。秦始皇、李斯们完成了他们的专制构造后，也意识到了他们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这即是小所有者的自耕农，加上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不能消灭商人阶级，但他们继续采取抑商的政策。他们重视小所有者的自耕农，因为这是由商鞅所奠定的立国基础，同时也是他们并吞六国的武力基础。但他们比商鞅前进了一步是：商鞅把私人手工业与商人作同样的看待，而加以抑压；到了始皇时代，则把工人与农民作同样的看待。试从刻石中的材料来证明我的上述看法。
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
《琅邪刻石》：“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节事以时，诸产繁殖。……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民安其宇。”
三十二年，《碣石刻石》：“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同上）
上面似乎只提到农，没有提到工。但由李斯《焚书议》中“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之言推之，则刻石中屡有“诸产”一词，诸产中一定含有工业生产在里面。从上面刻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希望的社会，是由“端直敦忠”的农民、工人所组成的小所有者的生产社会。始皇并天下，即移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各地，使富者变穷，并于“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秦始皇本纪》），他们的政权，不是要建立在商人及其他豪富的身上，至为明显。此时当然有由刑罪及债务而来的奴隶；但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乃居于极不重要的地位，也至为明显。因为小所有者的农民工人，不仅只是财赋与力役之所自出，形成国力的骨干；并且小所有者的农工，是最易驯服，是最缺少反抗力的阶级；法家和始皇及李斯们，认为只有把专制政治建立在这种阶级上面，才不会遇到知识与暴力的反抗，可以长治久安下去。但是不是由此而可称专制下的社会，即是小所有者的农工社会呢？如后所述，不仅专制政治，在事实上并不能保护小所有者的农工；而且在专制政治之下，小所有者所受的压迫，较其他阶层为更甚。因此，使小所有者的生存，在专制之下，经常是在动摇之中，无法巩固自己生存的地位。所以秦因要求社会生活划一所来的繁刑，因侈泰之心所来的重赋，再加上胡亥、赵高的残毒，把农民逼得无路可走；起而亡秦的，依然是农民而不是商人，也不是奴隶。这不仅是始皇始料所不及；也是专制政权必然的命运。所以专制下的社会，在与全盘社会力量的现实对比之下，不能称为小所有者的农工社会。
第二，始皇、李斯们，虽然很有意识地抑压商人，要以小所有者的农民工人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但社会愈进步，分工便愈发达。分工愈发达，商人的商业行为，便成为分工社会生活中的纽带。始皇们既不可能消灭商业行为，即不可能消灭从事商业者由物价操纵
而来的财富积聚。商人操纵物价的主要对象，亦即是剥削取利的主要对象，即是农民与工人。尤其是农民受天灾人祸的影响最大。一受到这种影响，农民的生活便赤裸裸地暴露于天灾人祸之前，一听商人操纵。从这一方面，说明了商业资本的兴起，乃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趋向，不是专制政治下的政治力量所能阻止。财富是人类最大的诱惑。商人有了财富，亦即有了机会夤缘各级政府，与各级政府互相勾结。以秦的抑商，而屠者子，居然可以为秦之将，
即是此一情势的反映。更加以商人是最长于逃避赋税力役的；赋税力役，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商人的财富积累在都市，并可以相机转移，在战乱中不仅保存较易，且战争常为商人大量积累财富的温床。而农民的生计，固定在农村；战争所到之地，即农民生活破产之地。这说明专制政治，既不能真正保护农民，也不能真正抑制商人。虽以汉武帝的告缗与盐铁专卖，使中产以上者之家皆破，但终不能长期抑制商人的复活。
尤其是自秦以后，因儒家思想更多的介入，主张只抑制商人的土地兼并，并不抑制商业的其他活动。这也造成商业活动有利的条件。但是否因此而可称专制的社会为商业资本社会呢？何况在长期的历史中，常常出现商人与官吏相勾结的现象，这似乎可以说明商业活动与专制政治的一致。但为了解此一问题，首先应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活动，和近代的商业资本，不应互相混同起来。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是“土著商业”，土著商业过分的发展，必然对社会发生剥削和腐蚀的作用。他们财富的增加，是由于张三转到李四的转移关系，即谚语所说的“东家不穷，西家不富”。近代欧洲的商业，是国际性的商业；他们竞争的对象不是国内的农民，而是异国的财富。所以他们的财富，对其本国而言，是增加而不是单纯的转移，不仅东家不穷，西家也可以富，而且东家西家都可互富起来。因此，他们的商业资本，才有历史的进步性，并能产生新的观念以影响社会与政治。我国大约到了唐代，开始有了可观的海上商业活动，至宋而规模更大。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其规模还没有达到对社会、政治提供新观念，形成新势力的程度。并且在上述情形之下，商业活动，始终附着于官僚地主之间隙中以求生存，未能取得社会中之主导地位；故商业活动之本身，亦始终沾滞不前，未能顺着其本身之规律，以向前作质的蜕变。所以我觉得在长期专制下的社会，不能说是商业资本社会。
第三，汉初加入了畸形的政治封建制度以后，虽然由此所造成的政治上层的分裂危机，到汉武帝时已加以克服，但因彻侯制度的扩张，造成政治特权阶级，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性的土地兼并。再加以商业资本进入农村，而出现了商业性的土地兼并。于是由这两种兼并而来的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又成为专制政治下极严重的问题。在汉代，政治性的土地兼并，大于商业性的土地兼并；这种土地贵族，形成汉代专制政治的一部分，也是促成专制皇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关系，我依然认为不应把秦以后的长期专制下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因为如果如此，首先便与周初所实行的封建制度，引起观念上的混淆。其次，周式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公田与私田的关系，再加上力役的义务，这是后来土地关系中所绝对没有的。周室“以什一而税”为基准，后世地主则常榨取十分之四、五，远超过井田制的剥削。还有在专制下的自耕农，常沦没而为佃农；但佃农也可上升而为自耕农。这种情形，又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下所不能出现的。至于地主与佃农，在一般社会构成的比重上，恐怕也不能称为封建社会。
第四，基于专制政治是以刑为骨干的政治，及上述的各种原因，在两汉，曾出现了数目相当庞大的刑事奴隶与债务奴隶。但供贵族手上使役的奴隶的数字，可能大过于社会上从事生产的数字。既未形成社会主要的劳动力，且亦不断为政府所禁止。所以说汉代是奴隶社会的，根本不能成立。
第五，最主要的一点是，任何社会势力，一旦直接使专制政治的专制者及其周围的权贵感到威胁时，将立即受到政治上的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专制的政治势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争；所以最后只有全面性的农民暴动。专制政治需要的是小所有者的农民工人。但此一政制的本质，并没有能力保护农民工人。因为农民工人，与最高无上的皇帝、皇室悬隔太远，又没有攀附奔走于统治集团的机会与能力；于是他们经常是穷无所告的人群，成为被层层剥削，而毫无顾忌的对象。再加以政治兼并，商业资本兼并，经常是以小所有者的农工为对象，所以小所有者的农民工人，是不断地在动荡没落之中。但是就各地的小所有者的农民来说，固然是在动荡中没落；但若就全般情形来说，则是此灭彼生，此伏彼起，小所有者在历史中始终占一重要地位。不过因为农民生活形式的散漫，经济力量因分散而薄弱，所以在社会上、政治上，不能发生出积极的作用；对专制统治集团，经常负担赋役的重大责任，而极少能得到社会政治上的权利。但若政治黑暗到由大量的政治的土地兼并（明代乡绅，也是政治的土地兼并），而使此一中间阶级，大部分都动摇崩溃时，他们的力量，便由“农民暴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彻底摧毁一个王朝。大部分的土地，在大变乱后开始自然性地重新分配。可是农民暴动，能摧毁一个王朝；但缺少新的观念及集体化的社会力量以另建立新的政治形式。于是一个专制王朝倒下去，另一个新专制王朝又起来。商人活动于统治集团与中间阶级之间，他们可依附（勾结）于统治集团以扩大其财富，但同样不能形成对抗政治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生命财产，是操纵在专制集团手上；舆论则是操纵在士人手上。因之，也不能形成他们自己的独立意识。可以说，商人乃以附随于专制统治集团之下，或利用，或被利用，以图其生存的。由商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刺激生产组织与技术的改进。但中国过去一遇到上述的机运时，便插入专制政治的压力而归于夭折。
总结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在专制政治之下，有由政治兼并而来的大地主，有大小商人，有由商业资本兼并而来的大地主，有小所有者的农工阶级，有佃农，有奴隶。在专制新王朝建立之初，政治多是倾向于保护小所有者，及佃农奴隶的方面。但专制政权，在延续中必然腐化，于是便自然倾向于政治性的大地主，及附随于政治性的大地主的商人。此一倾向达到某一极限，便激起农民暴动，改朝换代，重新再来。政治是循环的，经济社会也是循环的。在此种情势之下，不能容许某一特定阶级，作直线的发展。因此，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副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时，便立刻会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环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副机器轧死。这副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轶出于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