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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了解一人专制的特性，便应该举出下列各点。
（一）专制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几乎可以说是人间的至高神。但在我国，秦以前的王，及西方的专制者，他们的这种地位，是靠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只要大家承认他是天之所命，他便有这种崇高的地位。由秦始皇所代表的皇帝地位，不仅在秦以前的王者，不能比拟其崇高；即西方古代与近代的专制主，在规模上也不能比拟其伟大。由周初所胎动的人文精神，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把宗教性的天、帝解消尽净了。由阴阳家所重新建立起来的五帝，只可满足统治者夸张的心理，并非通过真实的信仰所肯定的。所以皇帝的地位，并非靠神权建立起来的，而是靠法家的人工的法与术所建立起来的。以人工的法与术来建立这种地位，其历程较假托于神意的更为严酷。《史记·始皇本纪·琅邪刻石》：“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在这几句话里，即反映出始皇并无所假借于鬼神。术倡于申不害，是人君所用以控制人臣的方法。其内容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
此一基本内容，当然由法家一直承传下去。但到了韩非，更把这种控制术，向上升进，使人君成为老子所说的道的权化。《韩非子》的《主道》第五，并非泛泛说人主之道；乃是说人主如何而能与老子之所谓道，合而为一。这在他，称之为“体道”。他开始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这种话，不能轻易看过。明君的“守始”、“治纪”，即是明君的体道。道是万物的创造者，是形而上的存在。明君的体道，即是明君超越于万物之上，而成为万物的最初和最后的决定者。《琅邪刻石》之所谓“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正由韩非的思想而来。老子所说的道，是虚静无为的性格；在韩非手上，却成为人君隐秘自己、伺察人臣的最高权术的神秘殿堂。所以他说：“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按此二句言人君的威严，不能为人臣所测度），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这样一来，由术所建立的人君崇高的地位，不是由神所授，而是由术的人工所制造出来的现世上的神。由商鞅所定的法，是“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
臣民在法令赏罚驱策之下，本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发展到了韩非，法与术相合，对臣民的防制愈严，通过法中的严刑峻罚以抑制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于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测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益在对比中彰著。法家中的上述发展，完全由秦政、李斯所继承下来。《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王曰：去泰著皇，号曰皇帝，制曰可。
又：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
又：
赵高说二世曰：“……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又《李斯列传》记赵高之言谓：“天子所以贵者，但以声闻，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
按赵高的话，虽是玩弄胡亥，但也是来自他所学的法家思想。而由赵高的话，一直可以贯通到建立皇帝称号时的用心。为了把皇帝和人臣的地位悬绝起来，除了把“古者尊卑共之”（《独断》）的“朕”，定为皇帝的专称以外，更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而将人臣所通用之书改为奏（《御览》卷五九四引《汉书杂事》）。此种称呼上的峻别，乃秦以前之所无。此皆出自要把皇帝尽可能地向上捧，把人臣尽可能地向下抑的心理所定下来的。李斯受诬后，“囚就五刑”，其残酷亘古无比，真所谓“视臣如草芥”。这正是以人工建立的至高无上的一人专制的结果。这可以说是新建立起来的绝对化的身份制。
（二）秦代建立专制政治制度，也和周初建立封建政治制度一样，一方面是凭借历史上已经成熟的若干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根据他们所抱的一种理想而加以意识的努力。秦政与李斯所抱的理想，用简单的话表达出来，乃是继承由商鞅所要求的“则民朴壹”
的“朴”与“壹”。朴是质朴，诚朴。“壹”是《商君书》上所再三强调的观念；不过在《商君书》之所谓壹，指的是壹于农战。而秦政所要求的，是人民根据皇帝的法，在生活行为上能整齐划一。因为能这样，便不会因人民个性与特殊利益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并且这种社会安定的性格，实际是皇帝意志在客观世界中作普遍性的伸展。这才是专制权力的彻底实现。因儒家所提倡的孝悌思想，随战国时代的“社会家族”的逐渐出现，
在社会上大为流行，秦政也不能不受影响。同时，在事实上，欲求社会的安定而不把它安放在某种道德规范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有关的秦刻石中，随着时间的经过，愈益把法的整齐划一和道德的规范，连结在一起。如：
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琅邪刻石》：“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作凌，历也）水经地……除疑定法，咸知所辟（避）。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同上）
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同上）
上面刻石里的词句，当然因歌功颂德而有夸张；但在这种夸张中，正可反映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及在这种目的中对皇帝的专制欲望的满足。当然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应一概加以抹煞，而含有某种合理性。所以我便称他们所建立的专制是典型的专制。
（三）在上述的社会统制中，虽亦含有儒家道德思想之要素，但他们所用以达到目的之手段，则完全靠作为法家思想主要内容的刑，这是秦立国的基本精神，也是专制政治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成为刑治的工具时，道德便变为刑治的帮凶。关于秦的刑治的残酷，在西汉凡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提到。现在仅引两件直接材料：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南本始作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邹衍五德终始之说，
经过吕不韦门客的推演，
而给秦政以很大的影响。所以根据《吕氏春秋》的《应同》篇，认定秦为水德之始，由此而来一套改正朔，易服色，以与水德相应，这是新的迷信，本不足论。但儒家自孔子说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之后，孟子则以水比拟为道德之有本源；
荀子则以其有似于九种德行。
老子则以“上善若水”，盖特取其“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至《庄子·秋水》篇，则特赋与以艺术的意味。而秦的君臣所看出的水德，则成为刑的象征，成为秦政性格的象征，特别成为专制政治基本性格的永恒象征。此一水的形象的创造，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侯生、卢生，把当时的任刑自专的情形，归到秦政个人的性格上面，固然不错。但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是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纵使皇帝不似秦政一样的刚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戾自用。因为顺着此一机构活动的自然结果，只能是如此。除非渗入儒家更多的因素。不过，后来刚戾自用的人，不能如始皇这样的精能罢了。
以刑法整齐臣民，臣民势必无所措手足。所以当时犯罪者之多，可以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出巡“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据《资治通鉴》卷七：“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据《文献通考》一“是时北筑长城四十余万”；皆系上述《史记》上所谓罪谪之人，而徙罪谪实初县三十四县，其数目亦当在数十万人。《本纪》“作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就上述情形估计，始皇所动用之罪人，当在二百万至三百万之间。贾山《至言》说秦时“赭衣半道，群盗满山”，殆非过言。何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因侈泰之心，赋苛税重；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严刑要人民行动的划一。陈涉起事的借口是“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
刘邦起事的原因是“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即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四）在专制政治之下，因为一切人民，皆处于服从之地位，不允许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独立乃至反抗性的社会势力。所以秦政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立即“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据《史记·货殖列传》所保存之纪录，豪富经过一徙，便立变为贫穷，这并非完全出于抑商政策，因豪富中并非都是商人。乃是因为财富的力量，常常可以抗衡政治的力量。《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冶铁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诣迁处……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倾滇浊之民，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铁。……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上面三人是被徙十二万户中，贫而再富的侥幸者。三人中，没有一个人直接与六国的政治有关系。由此，亦可见其非为防止六国政治余烬而出此。此一政策，后遂为专制政治所常行的社会政策。至《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秦政对以畜牧致富的乌氏倮比封君，为以丹穴致富的寡妇清筑怀清台，乃出于他的边疆政策，并非表示他的抑商政策有所改变。
（五）因为专制政治，一切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当时培养自由意志的是诗书及百家之言；因为诗书及百家之言的内容，可以和现实情况作对照。在对照之下，便可引发对现实情况作批评，这便违反了皇帝的意志。修诗书及百家之学的，是当时广义的儒生，所以法家自商鞅起，一直是反诗书，反儒生的。专制政治是法家的产物；所以焚书坑儒，不应当看作历史上的突出事件，而无宁应当视作在专制政治下的必然事件。在专制政治下，必然出现某种形式的焚书坑儒事件，有如“举业”、“八股”。《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
丞相李斯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避）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李斯主张的实现，乃自商鞅以来，法家理想的实现。法令乃皇帝自由意志的客观化，同时又是完成皇帝意志的唯一手段。去掉了诗书百家之学，则人民只知有法令，亦即只知有皇帝的意志；这是专制政治在精神上必然的措施。贾谊《过秦论》：“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
，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愚与弱的百姓，正是专制政治所要求的百姓。自此以后，在专制政治能有效运行时，必有某程度的变相的焚书工作，如清的修《四库全书》，其原因即在于此。对已有的儒生怎样呢？前面提到批评过始皇的侯生、卢生亡去后：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惑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以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按始皇坑儒，后人有的以为所坑者主要是方士而非真儒；然观扶苏之言，亦可知方士中亦未尝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郑樵以为“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其言近似。秦坑儒后，仍征文学之士，作待诏博士；朝廷中亦问博士以政治，如《史记·叔孙列传》所记情形，自系事实。然其所坑者，始皇分明谓“或为妖言以惑黔首”，即是私自批评了政治，批评了始皇的人；其未批评，或批评而未被发现者，当然留下未坑。其目的正在“使天下知之惩后”，使剩下的儒生，完全成为先意承志的工具。
由秦始皇和李斯继承商鞅的余烈，以法家思想为骨干，又缘饰以阴阳家和儒家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在像始皇这种英明皇帝统治之下，是可以发挥很高的效果，很快地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疆域和人口，对古代而言，可以说是太大太多了。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抟集在一起，当然是一种很伟大的力量。据《秦始皇本纪》，统一天下之后，即“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都是了不起的工作。《汉书》贾山《至言》：“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种交通上的开辟，虽然是为了适应他巡游的侈心，但为了巩固统一，也是伟大的工作，在建国上也有很大的意义。始皇三十二、三十三两年，在对外的疆土拓张上，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此一工作，病在一时，功在万世。假定始皇晚年不穷奢极侈；又“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说，此一专制政体，是不是就可以安定下去呢？我认为依然是不可能的。第一，奢侈可以说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由皇帝地位的神化，由神化而又有所作为时，穷奢极侈，便成为心理与事实上必然的要求。二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只有极少数的皇帝，在这种地方表现克制的力量。第二，把权力绝对化于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无法避免的弱点”，此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的最亲近者所乘。有如在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被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借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动力中心，才有这大的作用。始皇的病，及由病而死，这是任何人无法能够避免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的政治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高固内官之厮役也”，但他可以劫持李斯，说：“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李斯分明知太子扶苏之贤，且居嫡居长，始皇临死时的遗命，是要扶苏继承大统，且必如此而秦的基业乃可巩固；但终于违背自己的良心，听赵高之计，杀扶苏、蒙恬而立胡亥。
这说明李斯以丞相之尊，其一人的祸福利害，亦操在赵高之口。赵高之口何以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他是“内官厮役”，与皇帝混在一起；皇帝发生问题，而不能直接开口时，内官厮役之口便是皇帝的口；始皇的遗诏是交在赵高手上，赵高便可利用此一间隙，于是他的口便代替了始皇的口，而成为此一庞大机器的总发动机。纵然暂时不问人民的死活，这也是专制政治自身所含的无可救药的致命伤。赵高既利用此一间隙，轻松而自然地盗窃了专制政治的最高统治权，对于皇帝的继承者，他必然要做最坏的选择，并为自己做最后的打算。陈涉未奋起以前，秦的命运，已经决定于赵高之口的一刻了。专制政治，正如《吕氏春秋·先识》篇所说的饕餮一样，“周鼎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