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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一词，在先秦已出现。《国语·楚语上》：“既得道，犹不敢专制。”《大戴礼·本命》：“妇人者仗于人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韩非子·亡征》：“大臣专制，树羁族以为党。”《史记·穰侯列传》记范雎入秦，谓太后专制。专制即不受他人牵制而独作决断的意思。但两千年中，似乎没有把秦政统一天下后所建立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的。把秦政所建立的政体称为专制，其意义乃来自与立宪政体相对立的despotism一词的翻译，或系由absolute monarch一词的翻译。与我国传统所用的专制一词，实大有出入。此一译名的引用，当由清末的维新运动而来，目前我不能判断始于何人何书。清光绪二十五年（西纪一八九九年）《清议报》中有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开首即谓：“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原注：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原注：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原注：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又光绪二十六年梁氏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此段有小字注谓：“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义不合，故更定今名。”观此，则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殆无可疑。
但若因此一名词，实际是来自西方，因而将西方所谓专制政体的具体情形，轻率地和中国历史中的专制政体两相比附，而不考虑历史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便会陷于极大的错误。古巴比伦和埃及的专制政治，是立基于残酷的奴隶制度之上，而且一般的社会生活状态，几乎没有自由可言，这显然与秦代专制政体成立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天壤悬隔。西方近代的专制政体之出现，一方面因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发生了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专制君主在对付贵族阶级上，得到新兴的市民阶级——在当时是商业资本家为主——的支持。贵族的势力推翻后，新兴的市民阶级又起而推翻了君主专制。这与中国的专制情形相去很远。有人把中国专制政体的出现，和商业资本之发达，连在一起，在后文里便会了解，这是由比附而来的误解。也有人把中国的专制，和水利的开发连在一起。殊不知中国水利制度，以周代的沟洫制度最为完备。而战国时期，首先讲求水利的乃起于三晋，再由郑国而启发于秦地，此皆在统一专制未出现之前。所以这更是一种猜测夸大之词。
为了把专制分梳清楚，首先应了解秦政所建立的专制政体，应分作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指的是对封建政治下的诸侯分权政治而言的中央专制，即是一般所谓之废封建为郡县。秦在位日浅，对他的郡县政治设施，缺少直接的材料。但若承认西汉郡县的情形是继承秦制，则可以了解秦的郡与县的政治组织，是朝廷官制的具体而微；并且较之朝廷的政治组织，去掉了许多为了维护皇帝特殊地位所设立的不合理的部分，因之较朝廷的官制，远为合于实际需要。在事实与权责上，可以发挥很大的政治功能。这是与唐以后的情形大为不同的。郡县的守、令和封君不同之点在于：（一）对郡守县令的人选，直接操于朝廷，随时可以任免。（二）赋税收入，皆属朝廷；郡县的支出，等于朝廷支出的一部分。（三）秦的郡县，有主管武力的尉；但似乎实际上没有武力，更不能直接发兵。（四）职与爵分途：有职的不必有爵，有爵的不必有职。这可以说是通朝廷以至地方而言，乃废除封建后的一大特色。此事发端颇早，如管仲地位低于国、高两氏，而实执齐国之政，这也可以说是职与爵分途的见端。但在过去是特例，至此而为通例。（五）由朝廷派遣监察御史，负对地方官守监督之责。从上面这些特点说，与其称为专制，无宁称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应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上述的进步，或者可以说是合于当时大多数的社会组成分子的要求，但不能拘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成立时的社会背景，而认定是由社会某种特定势力所促成、所决定的。甚至秦的君臣，作废封建为郡县的决定时，只泛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的要求，决非反映社会某一特定阶层的意志，甚至也非完全出自秦政的自私。虽大一统以后，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失掉了活动的自由，但在战争扰攘不休的时候，法家固然要求一统。儒家也同样要求一统，孟子早就说“定于一”。
所谓“定于一”，是说天下安定于“一统”。孔子修《春秋》，一面是“贬天子”，
一面是尊周尊王，也是为了要求能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有力共主，也是为了一统。《吕氏春秋》的作者是赞成继续封建制度的，但同样也要求一统。《始览·谨听》篇谓“乱莫大于无天子”，即是这种意思。但当时的儒家赞成一统而不赞成中央集权，这是与法家不同之点。
再从社会阶层来说，农民是战争的直接负担者，痛苦最大，当然要求一统。但当时的农民，还没有主动地表示意见的能力与机会，因此我们很难说秦的一统，是由农民的意见意识所促成的。战国是商业大为发达的时代，《史记·货殖列传》已经很明显地说出了在政治势力以外，还有财富的势力。并且从《孟子》“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及《荀子》“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富国》篇）的情形看，列国并立，关税烦苛，当时的商人阶层，当然也以一统的天下为有利。但秦统一六国的是武力，武力的组成分子，主要是农民而非商人。越王勾践曾用计然之计，振兴商业以致富强；
但秦自孝公以来，一贯实行的是抑商政策。并且出身商人而在政治上发生大影响的无如吕不韦。但在《吕氏春秋》中，依然是“上农”思想，并未特别反映出商人意识。所以把商人和秦之统一连在一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总之，促成大一统的，不是社会的什么特定阶级，而只是由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理由。《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六年……丞相绾（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造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乃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这一重大教训。此一重大教训，可以说是反映当时一般的要求，而非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要求。贾谊《过秦论》中谓：“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裴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衰微，五霸既没，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攻，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止。”正说出了当时都希望能由统一以得到安定的大倾向。但当时的儒生，却继续泥古拘虚，卒以此导致三十四年焚书之祸。《史记·李斯列传》：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猝）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因为淳于越继续主张封建而导致焚书，可见这在当时是最严重的争论。此一争论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应如何安排而始能把政权维持得长久，因而社会能得到安定的问题。此一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法打开的死结，乃系专制的另一事实所形成的。即是，如后所述，决定性的政治权力，远离开人民社会，而一层一层地安放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其势真有如以一丝而悬千钧之重。在此一意义的专制之下，若把权力集中于朝廷，就必定有外戚宦官之祸。若分寄于地方，则不论是封建的形式，或者是州牧的形式，就必定有互相劫夺之祸。所以这一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另一方面的所谓专制，指的是就朝廷的政权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加以限制而言。人臣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向皇帝提出意见；但接受不接受，依然是决定于皇帝的意志，无任何力量可对皇帝的意志能加以强制。这才是我国所谓专制的真实内容。而郡县制的成立，加强了皇帝一人专制的程度，由此而掩盖了它的进步意义。在一人专制之下，所建立的中央制度，有丞相总庶政之成，有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贰，有太尉主管军事。在丞相之下，有合理的分工；遇有国家大事时，朝廷有大小规模的会议加以讨论；并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者的博士，职位虽低，但能参加会议，并有随时向皇帝提供意见的机会，这都是在他们所建立的政制中所含的合理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就秦的官制的分工本身而言，可以认为并非完全是专制的。可是这套官制机构的总发动机，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实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闻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而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这便不是从官制本身能得到解答。而且官制中的合理部分，也势必被其糟蹋、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