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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统一，虽然得力于张仪的连横，范雎的远交近攻，及白起、王翦们的战胜攻取；但国家的力量及政治的性格，当然是由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基础。不过，若仅了解由宗法所形成的贵族阶级，随着历史时间的经过，而愈成为荒淫无知的情形；而不曾了解随封建制度的崩溃，自春秋之末起，各国社会已成为非常流动的社会；此种流动社会，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而言，是一种莫大损害的情形，依然不能完全把握到商鞅变法的背景。今仅就《孟子》一书来看当时流动社会的情形。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上》）
按从上述梁惠王的口中，不仅反映出当时的统治者也知道政治的基本力量系来自人民，并反映出各国的人民正在大流动之中，因而可随各国政治的善否，可来可去。孟子说：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同上）
……如有不嗜杀人者……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同上）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同上）
……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下》）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同上）
孟子所说的与上面意义相同的话还很多，在孟子的话里面，很明显地反映出农民被压迫得四出逃生，商贾也在选择关市不太烦苛的空间去活动。孟子在这种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之下言王道、仁政，认为只要推行使人民有恒产而不苛暴的仁政，一方面可以招来更多的人民，选择最好的人材，并把他们安定下来，使“人民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另一方面，他国受压迫的人民，不会起而为暴君去抵抗能带给他们以福利的军队，有如燕民开始欢迎齐军，
及邹与鲁哄中邹民采取观望的情形。则“仁者无敌”的话，在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并不是没有现实的根据。否则孟子不会在齐、梁之君及其学生面前，强调毫无实现可能的政治主张。过去对孟子的政治思想，总以为不过是站在人民立场所产生的理论，乃是没有弄清楚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君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主要是若如孟子的主张，则人君完全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并且可由人民加以变更，这是与人君的权力意志相冲突的。
商鞅在上述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之下，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他变法的情形是：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索隐》：牧司谓相纠发也）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又：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田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阵之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蔡泽说范雎之语）
在上述商鞅变法中，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意义；而积极方面的意义，是以消极的意义为前提条件的。所谓消极方面的意义，即蔡泽口中所说出的“以静生民之业”的静。在当时，生民之业是流动的。因为是流动的，人民无久长之计，不安心于垄亩，土地必归于荒芜；所以《商君书》一再强调“去莱”、“垦草”、“田不荒”。因为人民是流动的，国力也因之不能凝聚起来，立国的基础便无法巩固。所以商鞅第一个着眼，便是要把流动的社会，使其在职业上稳定安静下来。此即所谓“以静生民之业”。当时的商业资本，尚无流入土地兼并的形迹，而商人蓄积财富的能力，远大过于农民；由商业而来的财富，同样是国家的财富。管仲治齐，因商而致富；卫文公中兴，实行通商惠工；郑以保护商人为其立国条件之一；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提倡商业以致富强。然则商鞅何以要抑商如此之甚？盖春秋时代之商，虽活动于四方，却定籍于一国。至商鞅时代，在流动的社会中，流动性最大的莫如商人；商人的财富，也因之是流动的，非某一国所得而有。且商人因流动而得利，即会影响到其他农民。商鞅为了要把流动的社会安静下来，所以特别要打击此一流动性最大的商人阶级，及游士的活动。《商君书》常常是把商人和游士，贬责在一起的。再加以相同连坐之法，把人民都钉住在乡土之上。所以自商鞅变法后，秦可以诱三晋之民入秦耕种，但未闻有秦国的人民向外流出，亦未见有秦士活动于山东诸国之间。这在立国的现实基础上，显较六国为巩固。由此可知，同样的抑末（商），商鞅的抑商，与西汉初年的抑商，实有不同的背景与内容。
现对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稍加条理。
第一，商鞅变法的所谓“法”，是规定对人臣及人民的严格要求，及为了达到此种严格要求，所使用的信赏必罚的手段。在信赏必罚中，实际是罚远超过于赏，这是由封建制度下以礼为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转变到以刑为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的政治性格的大转变。而在刑罚中，尤以相牧司（伺）连坐，及以战时在敌前所用的刑法，普遍使用到人民寻常过失之上，最为突出，最为残酷。军法中的相司连坐，在商鞅是用以禁奸的。而当时的所谓奸，最重要者莫如逃亡。所以这里面含有秦民不得轻离乡土，而必定住于一地的重大意义在里面。本来由礼治转到刑治，在春秋末期，郑人铸刑书，
晋铸刑鼎，
已开其端。但当时刑书刑鼎上所规定的，以《左传》记载此两故事的上下文字推测，只是限于人民某些犯罪行为。商鞅则将臣民的整个生活，都控制于连坐及战时军法之下。这是商鞅政治的基本动力，及秦国政权的基本保障，这也是形成专制政治的最基本内容。
第二，彻底抛弃了封建制度中由身份而来的统治结构，代之以耕战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实际上这是当时应当有的大改革；吴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这对当时各国在强弱兴亡的竞争上，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整理前后出现参差不齐的地方政治机构，使成为单一的以县为单位的政治组织，以便于政令的推行。
第四，以军事组织为社会组织。这是管子治齐已经实行过的。但商鞅的“令民为什伍”，除了便于战时动员外，更为了平时便于“相牧司连坐”。换言之，这一方面是军事组织，军事控制；同时又是刑法组织，刑法控制。并强制抑压家庭生活，只准有父子单一相承的家庭。一方面是防止家庭中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人民的易于控制。李剑农对此的解释，认为由此“产生无数独立的自由小地主，完全脱出领主佃民的关系”。
按若农民原为领主之佃农，则一父，二子，三子同居，固然为佃农；分析而为一父一子同居，仍为领主之佃农。因为并不能因家庭之特小化而改变所有权之关系。且就全盘情形看，当时对土地之侵渔独占，主要是来自暴君污吏。在战国中期，尚无商业资本侵入土地之显著现象，所以《商君书》及《孟子》等书，皆未反映出领主佃农的问题。李剑农的说法，是假定先有领主佃农的关系，又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的措施，解释为所有权转移的措施，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第五，使人民的职业出于耕织之一途，并开阡陌封疆，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一面是让生产能力强的，可不受传统的经界限制而可尽量发展。这是对生产的鼓励。由开阡陌而可以扩大耕地，亦可证明周代井田沟洫经划之制，确为历史上的事实。周代为了规划他们的田制，并把农民固定于分配土地之上，曾在人口稀少的条件下，不惜使用不少的土地以作道路、水利、军事防御和分别经界之用。随人口的增加，赋税剥削的加重，政治的无能，井田制在春秋时代，已开始破坏。井田制破坏后，由井田制而来的阡陌，反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并且自《左传·昭公元年》，晋魏舒“毁车以为行（步阵）”，“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后，一般的趋势，由车战进而采用步骑作战的方式，阡陌在军事上的交通意义也完全失掉，无保存的必要。从孟子“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的话来看，土地的私有兼并，首先乃起于政治性的侵渔。同时，因农民的大量逃亡，授田的政令废缺，对逃亡荒废的土地，会有人加以占领使用；使用久了，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社会性的土地私有。所以土地私有，并非先有政令的规定，而是因社会先有此种事实，然后再由政治加以承认。同时，对于井田制的阡陌，各国也皆在自流性的非计划性的情况下，都在开辟。只有魏文侯时的李悝，
及稍后的商鞅，才从政治上意识到此一问题，乃进行以政治之力，作有计划的开辟。这可以助长由人民生产力之不同所形成的私有土地间的贫富之差，但并非如传统的说法，商鞅开阡陌而井田废，乃是井田废而李悝、商鞅开阡陌。同时，在商鞅以严峻的方法监理商人和公族及官吏的情形下，社会虽有贫富之差，但尚不致发生兼并现象。并且因公族及官吏没有特殊地位，便取消了使赋税负担不平均、权衡不统一的根本原因。这都可以发生鼓励农民生产的作用。
第六，人民平时生活的组织，即采用的是军事组织，而耕与战，又完全结合在一起，甚至鼓励秦民的战争勇气，更过于农耕。《商君书·徕民》篇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厚条件，引诱山东之民无不西，此不仅在增加农民人口，且在使秦固有的农民多服兵役，而以新来之农民从事耕作。然李剑农遂以此为“兵农分道，农民免去封建式之兵役负担”，
此证以蔡泽谓商鞅治秦，“是以兵动而国广，兵休而国富”之二语。李氏的推断，完全是错误的。
第七，从《商君书》看，他是反对人民有人格独立的教养，与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的。因为这样的人，将和商贾一样，会逃避农与战。《农战》第三：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按指游仕于他国而言）。……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按指上述两者皆有于国中），国之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焉。上作壹，故民不俭（偷）营，则国力抟聚也。国力抟者疆，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在《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向商鞅进言中，有“劝秦王显岩穴之士”之语，则商鞅的抑压隐士，也是必然的。因为隐士是不完全服从政令的人。但商鞅为了建立适合于富国强兵的社会秩序，在刑罚之外，也曾以某种道德强要于人民，使能形成较为合理的风俗，以补刑罚之所不及。在商鞅答复赵良的话里面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父子间的男女关系混乱，可给社会秩序以最坏的影响，所以商鞅要加以禁止。这只是在儒家的五伦中，他采用了夫妇一伦，其他皆为商鞅及其他法家所不取。
商鞅于秦孝公元年入秦（西纪前三六一年），是年为周显王八年，梁惠王十年。孝公卒于周显王三十一年（西纪前三三八年）。孝公卒后，商鞅即为秦惠王所杀。孝公卒后之三年（西纪前三三五年），梁惠王卒，其子襄王即位。孟子曾见梁惠王与梁襄王；即是孟子与商鞅约略同时。但孟子未尝得一行其道，“虽由此霸王，不异矣”
的构想，徒托空言；而秦国则守商鞅之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坚决的政治作法，有可以计日程功的效果，以此对付经常在混乱中的山东诸侯，则商鞅死后，经一百一十七年（公元前二二一年）而秦统一天下，并建立专制政体，无宁是当然之事。
秦自孝公以后，一直沿着商鞅变法所定的基线发展。尤以秦政阴鸷狠戾，是法家型的性格。再加李斯以不世之才，怀偷合苟容之志，
承顺秦政法家的性格，以完成法家所追求的理想，这便是他们所成就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但这中间我们不能忽略吕不韦的出现。《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土，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书，号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乃是为了秦统一天下后所用以治理天下的一部宝典。这部书，根据一种特别假定，构成一种特别系统；取诸家之长，合一炉而冶之，给汉代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这将另作进一步的研究，此处都不讲它。而只提出里面的政治思想，乃是以儒家为主，并可谓撮取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而在泛采诸子百家之说中，独没有采用法家思想；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在吕不韦的三千门客中，实际是以儒、道、阴阳三家为主干，并且是由儒家总其成的一部著作。与秦政母亲私通的嫪毐，被戮于秦政九年；吕不韦免相国是十年（西纪前二三七年），他饮酖而死是十二年（西纪前二三五年）。吕不韦与嫪毐的地位，及两人与秦政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吕不韦死后，秦政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但吕不韦死时，“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是对吕不韦死后的处置，远较嫪毐为严苛。盖秦政与吕不韦的冲突，不仅在权势而实在思想。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入秦为吕不韦舍人，不韦任以为郎
是其思想本与《吕氏春秋》所表现的大方向相合。及不韦以鸩死，而李斯乃完全顺承秦政之意，发展法家在秦已有的基础，遂决定了统一天下后的专制形态。但《吕氏春秋》中记有六国灭亡之事。
是吕不韦死后，其书仍在继续修补之中，则吕氏门客，在秦仍继续发生影响。亦即儒家阴阳家，由吕不韦的招致，对秦的政治意识，亦未尝不发生若干的作用。阴阳家与神仙之说相结合，其在当时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以为儒家大小《戴记》中所收各篇章，亦多成于吕氏得势，及秦政统一宇内的这一段时间。并且在战国时代，各国文化，虽然各有其地方特性，也都有其时代的共同趋向。例如秦虽抑商，而商业依然继续发展，连秦也不例外；刘邦初入关所遇到的秦将，居然是贾人，
由此可以窥见贾人势力在咸阳之大。这点后面还要提到。秦反对游士，而秦廷依然为游士角逐之场。秦政因吕不韦事件，议逐客，卒因李斯《谏逐客书》而作罢。
秦国官制，多受山东诸国影响，因而与山东诸国大体相同。
而山东诸国官制，乃由周制长期发展演变而来。丞相或宰相之相，当自相礼之相，衍变而出。“相国”当由动词衍变而为名词，并且此重要官制，首见于《吕氏春秋·举难》篇及《韩诗外传》卷三所记的故事；及《史记·魏世家》所记魏文侯择相事，亦分别出现于韩、齐诸国。至秦惠文王十年，以张仪为相。《秦本纪》记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此皆受山东诸国的影响，而后为秦所采用。“博士”更先见于山东诸国。
并从李斯《谏逐客书》中证明始皇及其宫廷的生活、服饰、音乐等，都受到各国的影响，大大改变了秦的故俗。而《说苑·至公》篇载秦政与博士议“五帝禅，三王继世，孰贤”？而有“吾将官天下”之语，虽出自一时的矫情，但彼亦未尝不是受了《吕氏春秋》中的政治思想的影响。秦统一六国后，还做了先融合，再整理的工作。《始皇本纪》：“秦西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咸阳北阪上。”又《独断》载秦谒者的高冠是齐冠，法吏的法冠是楚冠，侍中的武冠系赵灵王效胡服之冠，此虽细事，亦可由此类推其余。《史记·礼书》谓：“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这虽然不完全是由吕不韦门客的关系；但秦统一后的立国规模，亦未尝不因吕不韦的门客而也受到儒家及其他各家思想的影响。不过，在立国精神上，实系以法家精神为骨干，实系以商鞅所奠定的法家政治结构为基础，则是毫无可疑的。离开了法家思想的线索，便无法了解专制政治出现的根源及其基本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