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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面的分析，封建制度，因为形成封建制度骨干的宗法，随亲亲与尊尊两大精神在政治上的消失而完全崩溃了。但宗法的骨架及封建中的若干道德观念，依然由孔子建立的儒家所肯定，所传承；于是说儒家的道德，乃是封建的道德，儒家思想，乃是维护封建的思想，似乎不能不加以承认。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下面我将解答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实行以宗法为封建的周公，在政治上提出的原则，对封建贵族所努力的教养，及由这种原则、教养所导出的道德观念，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是突破了封建的限制，而赋予了普遍性的价值，值得孔子加以肯定，传承。周公在立教中的典型是文王。固然文王是周室的大宗之所自出；但通过周公口中的文王，实表现为一伟大的道德者的存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但使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这种话的，主要还是文王和周公。所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现在试简单把《诗》、《书》中提到文王的材料抄一点在下面：
穆穆文王，于缉熙（《传》：缉熙，光明也）敬止。（《笺》：文王能敬止其光明之德。）（《诗·大雅·文王》）
无念尔祖（文王），聿（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同上）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邪），以受方国。（同上《大明》）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同上《皇矣》）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同上《周颂·维天之命》）
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文王）勤哉。（《尚书·大诰》）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勤劳），祗祗（敬谨），威威（畏天之威），显民（显扬人民的地位与意志。（同上《康诰》）
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同上《酒诰》）。
文王卑服（按服，事也。卑服，作小民之事），即（就也）康功（功，事也。按《伊簋》，康宫乃周室“臣妾百工”作工之宫，则所谓“即康功”者，乃指文王亲自到康宫，作康宫中工人之事。）田功（新农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此）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同上《无逸》）
及我周文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遽）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同上）
由上面简录的材料，可以了解周公及周初诗人所提出作为教诲之资的文王，是：（一）很敬谨于自己的生活行为。（二）非常勤劳，并自己参加工人制器、农人种田的工作。（三）用刑很谨慎，爱抚人民，惠及鳏寡。（四）承当人民怨詈之言，以人民怨詈之言策励自己。这四点非常平实的精神，如何应当随封建制度的崩溃而加以埋葬呢？至于以周公为中心对周室贵族所作的教养，试简录《尚书》中可信的资料如下：
王曰：呜呼！小子封（康叔之名），恫瘝乃身（言如病痛之在汝身），敬哉。天畏（威）棐（匪）忱（信），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治）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封，敬明乃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用其义刑义杀。王曰：呜呼！肆汝小于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康诰》）。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
曰：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忧）。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其丕能（和）于小民……用顾畏于民碞（多言也；即今之所谓舆论）。节性，惟日其迈（勉）；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召诰》）。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所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隐痛也）（《无逸》）。
上面简录的《康诰》、《酒诰》，是周公教诰康叔的。《康诰》是要康叔“明德”，“慎罚”，爱民。全篇直接说到爱民的有十二次之多。说到慎罚的有六七次之多；并且都是从“恫瘝乃身”的深刻反省精神中说出的。《酒诰》中并提出“当于民监”的正确观念，而对周人沉湎于酒的惩罚，远超过殷的遗民。《召诰》、《无逸》，是周公教诫成王的。“天亦哀于四方民”，即在今日读来，亦可感受到周公这类的话，无不自深厚的仁心发出。并要成王敬畏人民的舆论。《无逸》则是要成王通过自己所体认到的稼穑之艰难，以深切了解农民的痛苦。从《诗经》有关西周初年的诗来看，周室的统治者，多以深厚的感情，把自己和农业、农民融和在一起；所以《无逸》的精神，是真正贯注下去的。周初在得到大位以后，以戒慎恐惧的精神，整饰自己的行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爱民之上，并使自己经常与生产劳作，保持直接的连系。我不了解，由周公所提出的这一类的规范、教训，为什么不能突出于封建政治局格之外，而不应为孔子立教的基点呢？据我了解，孔子所说的仁，是把修己与治人融合在一起的无限自觉向上的努力，这即是文王、周公“明德”、“爱民”的观念在生命中生根的进一步的发展。孔子的仁，是能由封建制度加以限制的吗？实际可以说，正因为孔子的仁心而促使孔子修《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自叙》），作了对封建统治的大批判。我认为孔子在对文王、周公的传承中，把西周初年的劳动精神，转化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学问精神，而无意中使后人忽视了孔子的执御执射，也是一种体力劳动，以为孔子是不注重生产中的体力劳动的，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塑造上，发生了无可弥补的弱点，是非常可惜的。
孔子继承文王、周公明德爱民的精神，而特别发展出仁的精神，为人道建立一个普遍而永恒的原则，这是不应当有问题的。
但若是不了解随着封建制度的崩坏，而维持封建制度的礼，亦随之而转变；而孔子及其学徒，在人的因素上来说，正是促成此种转变的大关键，便依然不能完全解答儒家所说的道德，是否即是封建道德的问题。首先我觉得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其中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在里面，此即春秋末期及庄子所说的“礼意”。
礼意是藏在礼的形式后面的精神。“林放问礼之本”，“本”即指的是礼意，指的是礼的精神。所以孔子便称赞他为“大哉问”（《论语·八佾》）。当时所以会从礼的形式的后面去发掘礼的精神，这是出于感到某些被限定的形式已经僵化，要在僵化中作根源性质的反省，以希望导出一般性的原则，与适应时代的新形式。试以《礼记·曲礼》为例，里面记录有很多代表封建制度中的礼节。但从一开始的“曲礼曰，勿不敬”起，到“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止，凡四百零五字，可以说都是从礼中导出的一般性的原则，而是不受封建中的身份制度的限制的。尤其孔子是以仁为礼的精神。
仁对阶级的突破，即礼对阶级的突破。孟子则从中特别抽出辞让与恭敬的原则。荀子则以礼来定政治、社会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详见拙著《学术与政治之间》，《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这都是把礼作了突破性的大回转。
至于礼乃维持封建政治的尊卑贵贱的秩序，而儒家亦主张以礼为维持政治中尊卑贵贱的秩序，好像儒家所主张的政治，与封建政治没有分别。但大家忽视了决定封建政治中的尊卑贵贱的是宗法的身份制度。而儒家心目中的尊卑贵贱，乃是由“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所构成的。了解此一本质的转变，便应当了解儒家主张以礼来维持政治中的秩序，不应与封建政治混淆在一起，而应与法家主张以刑来维持政治秩序的情形，两相比较，即容易发现其实有重大的意义。礼是从宗法中的伯叔兄弟甥舅的亲亲关系中所规定出来的，所以在周旋进退之间，还有一种感情流注于尊卑上下之间，以缓和政治中的压制关系。亲亲的精神消失了，但由亲亲精神所客观化出来的礼，其所定的君臣上下间的分位，远没有由术由法所定出来的悬隔而冷酷。郑康成曾说“古者君臣如朋友”，正说的是礼制下的君臣关系。大家应从这种根源的地方来了解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及“齐之以礼”的用心所在。宗法中的“尊尊”，是尊血统中的尊；所以《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这应用到政治上当然会引起严重的弊害。但《中庸》上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是在政治上把尊血统中的尊，转而为尊贤之尊；把由血统而来的亲亲尊尊的礼的骨干，转变在亲亲之中，却限制之以尊贤，以作为礼之所由生起的根据。又如《仪礼》一开始是《士冠礼》。在《士冠礼》后面的《记冠义》，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其中有谓：“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此乃以贤为继世之条件）。以官爵人，德之杀也（郑注：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这分明是孔子承认由这些仪节象征出了人生重要生活中的某种意义；但把封建政治中的身份制度，都彻底抽掉了。孔子此意，应贯通于儒家所说的一切礼节之中。礼在儒家手中，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作的这种本质的转变，被后世言礼者完全忽略过了，所以今后应以发展转变的观点与方法，开辟研究礼的新方向。
形成封建制度骨干的是宗法制度，促成封建制度由腐烂而崩溃的，也是宗法制度。封建制度中的身份制度与世卿制度，都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但封建制度崩溃以后，随封建贵族的没落，“平民家族”的逐渐扩大，宗法制度却逐渐下逮于社会，扩大于社会。汉儒以宗法仅适用于大夫以下，而不适用于诸侯、天子，此一误解，一方面是来自秦的专制政治出现以后，君臣之分，过于悬殊；另一方面正反映出宗法制度下逮于社会的实况。普遍通行的族谱、宗祠、祖产等结构，皆由此发展而来。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则与骨干。但由这种社会结构，便不免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强宗大族。于是有的人便以这种情形为社会的封建势力，非彻底加以摧毁不可；却忽略了同一事物，同一行为，在统治阶层手上，与在社会大众手上，其意义，其结果，常常是相反的。因为面对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对象，是两不相同的原故。南唐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若出之于一般文人，意义便会完全两样。今日美国资本家蓄股票以图利，是正当的行为，但限制此种行为进入到政府之内。宗法制度，是以固定的贵族身份来统治人民的制度。于是其亲亲、尊尊，亦皆以统治人民为目的。政治上不可有固定的贵族，政治中的地位尤不可决定于固定贵族中的固定身份，否则必成为政治中的大罪恶，这是很易明了的。但宗法由政治转移到社会，统治的关系没有了，凭借统治而来的罪恶也便没有了；于是宗法中的亲亲精神，乃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组成的坚韧的纽带；也成为我国能渡过历史苦难的真实力量。永嘉之难，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陇西去的，多是强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国文化于夷狄之中的，依然是强宗大族。强宗大族是专制政治的敌人，但却是民族动力的保持、推进者，岂能因其中所含的流弊，便抹煞它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功用。此一由宗法精神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当然会由经济的变化而日趋于瓦解，以形成新的结构。但在衡论历史时，岂能忽视宗法由政治转移于社会所发生的不同意义与结果，而一概以“封建”两字断定其罪案？我特于此发千古之覆。当然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即是上述的转变与转移，在儒家的观念上，并不曾出现显著地否定的一面，而使人容易误会儒家只是封建的继承者，这不仅容易忽视上述的转变与转移，而且容易为小儒及阿世之士，傅会、堕落到原有的封建泥沼中去，以增加我们清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