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封建社会解体的另一意义，也可以说是人民从封建束缚中的解放。一般农民，虽然很少得到这些解放的好处，但在解放中得到发展的，应当是国人阶层。我在《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一文中，曾指出“国人”阶层的特别意义及其内容；它主要系由住在都邑之内及近郊的保有政治权力的农、工、商和士所构成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崩坏，国人中的工、商、士，尤其是商与士，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国人中的农民，因受剥削最重，自然会向工、商、士，及作为野人的农民分化。商鞅生年，如后所述，与孟子约略相同，此正诸子百家盛事著作之时。所以《商君书》中的《来民》篇、《弱民》篇中虽然夹有商鞅死后的材料，此乃先秦诸子中所常见的现象；其主要部分，乃系出于商鞅之手，足以反映商鞅变法时的情况，及商鞅的政治意见。《农战》第三，一则曰：“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再则曰：“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三则曰：“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四则曰：“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则必避农战。”这里可反映出进入到战国时代，工、商、士，成为社会中的趋向，因而成为当时活跃于社会中的强大力量。这是直承春秋之末以来的大发展。而这种大发展，也可以说是“国人”阶层的大发展。
有关工人发展的情形，可以看到的材料很少。《左传·成公二年》，楚侵鲁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
、织
，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之平。”此一故事，一面可知当时的“中国”，手工业较楚为发达，且系为鲁国的公室所有。一面也可见楚对工人的重视。由这种重视亦可推见他们的生活比较有保障，可以吸收生活最苦的农民。根据新的考古资料，春秋末期，发明了铸铁的技术；虽未在武器上引起革命，
可是引起了农业工具方面的革命。加以战争日益扩大，宫室服饰日益奢侈，更因生产力提高而引起消费品的增加，这都会增大从事于工的人口比率。
商业的发展，较工业更为显著。要了解这一问题，首须打破两种谬说。一是《一切经音义》卷六引“贾，坐卖也；商，行卖也”的传统说法。从可靠的文献上考查，西周末期及其以前，皆谓之“贾”。到西周之末，尤其是春秋时代，始把“商”字作“商业行为”及“商业行为者”用；但商与贾常多互用，并无行商坐贾之分。《史记·货殖列传》，用商字者五，用贾字者二十一，商贾连用者四，其中如“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南阳行贾”，“贯贷行贾遍天下”；岂有所谓“坐贾”之说。
另一谬说是徐中舒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告诉晋宣子的一段话中提到的“商人”而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贾商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并谓汉代贱商，正由此而来。
此说为胡适所信服。日人镰田重雄在他所著的《汉代社会》里大畅其说，谓：“商人的商，本来用作地名和国号。殷王朝先置都于商，因谓之商……周亡殷后……这些散在诸侯国的殷遗民，习惯上称为商人。此商人即从殷商民中的行商发生的。”镰田氏也引了《左传·昭公十六年》的材料后，接着说：“随着郑始祖桓公来往的商人，是殷的遗民集团，他们很快地成为行商集团。”
并且徐氏之说，在今日几已成为定论。而引用此说者，除徐氏所引的一条根据外，更没有再加上一条证据。现在将《左传·昭公十六年》的材料简录如下：
三月，晋韩起（宣子）聘于郑……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杜注：郑本在周畿内。桓公东迁，并与商人俱。）……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按（一）郑桓公始立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子产之所谓“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此周乃都于镐的宗周，而非东迁洛阳的成周或东周；宗周没有殷遗民集团的商人。（二）商朝自盘庚迁殷后，虽亦有时称“殷商”、称“商”、称“商人”；但更多的是称“殷”、称“殷人”、称“殷民”。例如孔子自称“丘，殷人也”。
若商贾之商与商人，系由商朝之商，及商朝遗民而来，则何以不将商贾之商称为殷或殷人？（三）若殷亡国之后，其遗民因受迁徙或压迫而多改事商贾，因以商代之商，为其行业之称；则商贾之商的名称，应大行于西周时代；且商业应大行于殷遗民最多的成周（洛阳）及鲁、卫、宋诸国。但实际，西周时代很少看到称商贾为商或商人。《诗经》中十七个商字：无一字与商业之商有关。但两个“贾”字，一为商贾之贾（“如贾三倍”），一与商贾有关（“贾用不售”）。而最先以商业图富强的，乃是没有分到殷遗民的齐国，这将作何解释？（四）若商贾之商，系由商朝之商而来，则齐有“公子商人”，楚有“公子商臣”，孔子有学生名“商”，这是否与商朝有关系？（五）在上项材料中，“商人”分明亦称“贾人”。《左传·成公三年》：“晋荀罃之在楚也（被俘），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此贾人即商人。若“商人”一词，系因殷遗民经营商业而来，则“贾人”一词，又从何而来呢？尤其是亡国之民，在古代只能流浪于胜利者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决不能流浪于胜利者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因之，只有保有相当自由权利的“国人”，才能得到商业活动的便利。因亡国而反能垄断商业活动，这完全是不了解历史内情的幻想。徐中舒之说，正出自望文生义的幻想，为考证工作中的大忌。今人喜新好异，而疏于证实，此亦其一例。
从子产上面的一段话中，随郑桓公东徙于郑的商人（当时大概只称“贾人”），正是有政治权利的宗周国人中的构成分子。由此可知商人在西周时，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从《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的一个故事看来，他的东封于郑，是经过史伯为他作过一番详细研究后所决定的。史伯说：“其济、洛、河、颍之间乎”；这是内可以固守，外便于通达四方之地。郑桓公要宗周的商人随封来此，并与之立休戚与共的盟誓，可能是了解郑乃适于商贾之地，需要发展商贾的力量，以作为其国力的一部分。果然，在僖三十三年秦师袭郑及滑的时候，“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且使遽告于郑”，于是郑得及早为备，使秦师知难而退。可见郑商人实际是与郑国同休戚。子产不肯将就晋韩宣子以强迫商人，实有保护商人，使得自由贸易的重大经济政策在里面。在春秋时代，以个人资格出现的三个商人，皆是郑国的商人；且不仅交易范围之广，南及于楚，东及于齐（想救荀罃的贾人后来往齐国），北及于晋，秦地为其所自出，自不待言。且直接与卿大夫相来往，与本国的政治密切相关联，更涉及国际间的政治活动。这里面，实含有经济势力，代替封建下以宗法中的身份来决定地位的重大意义。郑因地理关系，商业活动特为显著，其他各国，当然同样有商业上的发展。徐中舒的说法，不仅在考据上毫无根据，而且昧于人类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任何民族、氏族，都自然会发生商业行为，而绝非限于某一特定民族、氏族。而其中发展的程度，会受到地理、物产的制约而已。
然则贾、贾人，何以到后来又称商，称商人呢？《说文》三上：“商，从外知内也，从冏章，省声。”汉人喜“闻声生义”，以附会当时之说，如“王者往也”；“君之为言群也”皆是。《汉书·律历志》“商之为言章也”，也是这种情形。许慎以为商从章省，乃受了《律历志》的影响。实则应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说：“按此字（商）疑从言省，从内会意……古文从言不省。”《易·兑卦》九四：“商兑来宁”注：“商量裁度之也。”此盖其本义。殷先祖之世封于商，或其地曾为氏族集合商度之所，因以为名。又金文中多以“商”为“赏”，或此处乃始封时所赏赐之地，因以为名，亦有其可能。商贾行为，须讲价还价，与商之本义相合。随商业之发达，愈感到在商业行为中，彼此商量之重要，因而称之为商，为商人，岂非很自然的情形吗？
有不少的人，以为在封建制度之下，对商人的发展是一种束缚，这是没有根据的想象之谈。齐太公立国，即以商业为主（见《史记·齐世家》）；管仲以农工商并重而霸，卫文公于狄难之后，以“通商惠工”为复兴的要图，郑在始封时即与商人互盟合作。国人阶层的自由民中，商人乃重要构成分子之一。商业发展的程度，是与整个经济发展的条件相适应；而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是决定于生产的进步性。农耕铁器及牛耕的应用，我认为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开始与扩大，这便提高了生产的能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所以商业发展，到了春秋末期，已达到显著的程度。《史记·货殖列传》记计然教越王勾践“以物相贸易”之术，“修之十年，国富厚……遂报强吴”。这虽然说的是国家经营的贸易，但计然以“农末俱利”为目标，提出对物价的调剂、货币的流通等意见，皆极具经济学上的意义。由此可知，计然已积累有丰富的商业知识，足以反映出当时商业活动的情形，足以提供经济上的理论基础。
《货殖列传》记计然的学生范蠡，助勾践破吴后，“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先往齐，再往陶，以为陶（山东定陶县），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按所谓“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说屯积货物以争取出进有利的时机；赚有利时机的钱，而不直接以高利贷的方式，剥削于人，这当然是种高级的商业活动。
《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子贡同样为孔门高弟，孔子虽以他不及颜渊，但并无轻贬之意。孔子死后，子贡独庐墓六年。
由此可知孔门的学问，与子贡的货殖，两者之间，并无冲突。又《货殖列传》：“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按子贡以货殖关系，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可知此时由商业而来的经济力量，彻底打破了封建制度中的身份地位。商业的财货，是由自由活动而来的财货。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在政治势力之外，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势力。同时，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也是社会活动自由的扩大。这正反映出由封建制度崩溃而来的社会解放，并反转去更促成封建制度的崩溃。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
《说文》：“士，事也。”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事字又作菑。《汉书·沟洫志》注云：“菑亦臿也……盖作始于立苗，所谓臿物地中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田，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
按杨氏之说，在文字学上能否成立，难作断定。同时士是否与耒耜同音通义，而士之形，是否系像古代臿土之器的原始形态，有如西安半坡中所复原的新石器时代的耕具一样（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因而即以形得义，都值得研究。郭沫若以甲骨文中之士字乃牡器之象形，由此所滋生的各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由杨氏之说的启发，可以解决《诗经》中许多士字的问题，因而对士之历史演变，提出了新的启示。现在我试提一种假设：士本是“国人”中的农民。在未使用铁以前，以器插土，必须农民中之精壮者，故士原系农民中之特为精壮者之称。当时常选择此种精壮之农民为甲士，故亦称甲士为士。但其平时职业依然是以农耕为主。再由甲士中被选择而为贵族的下级臣属，即所谓上士、中士、下士，始渐与农耕脱离，但依然为军队组成的基层骨干，且服务于贵族中而脱离农耕者仍为士中的一小部分。士的大部分及其家属，仍与农耕连结在一起。不过因甲士而称士，因下级臣僚而称士，于是士之一名，渐掩其本系精壮农夫之称的本义。到了春秋末期，始出现专门追求各种治术，作为政治的预备军，与农耕游离，但与战斗尚未完全游离的士。《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魏襄王“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荀子·议兵》篇）谓：“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可知由农民中选择精壮者为甲士，魏尚如此，则我上面对西周时代，士本为国人中的精壮农民，因精壮而被选为甲士，但并不脱离农耕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礼记》一书，杂糅了古今的材料。下面三个材料，应当可以说明士演变的三阶段：
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少仪》）
按上述材料，是士尚未脱离农耕阶段的记录。
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曲礼》）
按上述材料，乃士有的脱离农耕，但脱离尚未久的阶段的记录。因为有的脱离了农耕，故地广大荒而不治。因脱离未久，故仍得以此加士以责备。
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曲礼》）
按上述材料，已反映出士已成为书香门第，并与庶人的生活情态完全不同。又《曲礼》：“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则是士在脱离战争阶段的反映。
当士演变成为参与政治的预备军的时候，也正是贵族阶层已经腐烂，需要倚赖士的能力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于是士势必起而追求政治上的各种知识；这使士开始过渡到“古代知识分子”的性格。更因春秋中叶以后，大批贵族的没落，把贵族手上所保持的知识，解放向社会，所以孔子便能以原在贵族手上的诗书礼乐来作为教育他学生的教材，这更助长了社会上以政治知识为专业的士的成长。孔子便是此大转变阶段的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他本身是宋国贵族的后裔；他以平民身份，号召了新的士的集团，要使他们由政治预备军的地位，更将其转变而成为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的担当者，及学问知识的传播者。在《论语》中，仍可以看出他这种努力的足印。《论语》“子曰……人（指当时之卿大夫）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可见他的学生中，人不知而愠的还是占多数。“子张学干禄”（《为政》），“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禄），不易得也”（《泰伯》）。这都是士开始转变为下级官吏预备军的这一阶段的反映。但此时的士，还常和甲士的性格连在一起。《左传·哀公八年》吴伐鲁，次于泗上，“微虎（杜注：鲁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属（集也）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吴人行成”。所谓“私属徒”，是私人集合徒众，非秉命于执政者。所集合的徒众，即是所谓“国人”，有若正是以国人中的士的地位参加在里面的。《左传·哀公十一年》，齐人伐鲁，鲁“孟孺子泄帅右师……冉求率左师……樊迟为右。季孙曰：须（樊迟之名）也弱。有子（冉求之字）曰：就用命焉。”结果冉求和樊迟获得了很好的战果。墨子曾特讥笑子夏之徒言斗，
孟子称子夏、曾子之勇，
韩非记漆雕开之勇。
子路特以勇闻，更是不待说的。可知孔门弟子，殆无一不能战。而樊迟问学稼学圃，孔子答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这正可反映出在这过渡时期的士，离农耕也尚未太远的性格。把士转变成为人格上文化上的担负者，因而完全摆脱了封建身份的束缚，成为文化上的自由人，我以为这是孔门教化集团的一种努力，一种成就。“君子”、“小人”，本是贵族与平民之称；但《论语》上的“君子”，多半指的是“成德之人”；而小人则多指的是“无德之人”，这便是以人格代替身份的显明证据。孔子对樊迟问学稼学圃之答，并不一定是轻视稼圃，而是意识到在政治昏乱榨压之下，须要有一批人出来担负人格及人类命运与知识的责任，以适应群体生活中的需要；换言之，他要以文化转移政治，代替政治，为人类的命运负责。这种意义，在司马迁《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叙及自叙中，说得清清楚楚。因此，孔子要顺着当时士的倾向，而有意地促成此一转变。《论语》：“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按子张之问，乃顺承当时的士，以求知见用为目的的风气；而孔子则在“质直而好义”上加以转换。又《论语·子路》章：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之问，表示在士的转换时期，对士自身存在意义的迷惘。并实际以当时能向政治升进的人即可作为士的标准。孔子的答复，是完全要使这一新转变出来的阶层，在人格行为知识上站起来，即以此为其新的基本性格。孔子对“士”的性格的转换，和对“君子”性格的转换，完全是同样的。《论语》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曾子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这都是在士的新地位、新性格的形成中所作的转换的努力。
士脱离他原有的农耕和战斗的固有职业，而成为农工商以外的另一形态的人，若不了解孔子的基本用心，若不了解在社会因进步而分工时，文化也是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则士的这一形态的人，他的存在意义到底如何？不仅孔子曾受荷
丈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诮让（《论语·微子》）；一直到战国中期，还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按《孟子》“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梁惠王上》），“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这还是把士和庶人连在一起。“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滕文公下》），这反映出有的士是有田，有的则已失掉了田。又“子之执戟之士”（《公孙丑下》），这还是以武士称士。以上还反映出在过渡期所残存的旧有形态。但如“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滕文公下》）；“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同上）。这一类的话，已清楚反映出倚赖仕以为生的士的新形态。孟子的学生彭更，对孟子说“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滕文公下》）；“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尽心上》）这都是对士的新形态的怀疑，而孟子对前一疑问的答复是“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这是以社会分工来说明士的新地位，而士所分的工，乃是文化的担当者。对王子垫所作的“尚志”的答复也是如此。但尚志不能吃饭，吃饭还得倚赖政治，终不是妥当的办法；所以出现在春秋之末，及战国时期的隐士，多数是从事于躬耕的人。而“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滕文公上》），所以特具历史和社会的意义。但由士的这一蜕变，把封建政治中由宗法的身份关系所决定的政治结构，更从根本上加以动摇；也可以说，封建的以身份为主的政治结构已经崩溃，大大地开启了凭士的身份走入政治的门。把历史中，由士进入到高层政治的特例，渐渐成为仕进中的通例。
上述的“国人”阶层的发展，对当时的政权，自然发生了大影响。过去的国人阶层，是凝结于其国君政权的周围，成为支持政权存在的骨干。在春秋之末，国人阶层，已经不以其原属国家政权的利益为中心，而各自追求其自身的利益与理想。封建的静的社会，由此进入到一种竞争的动的社会。商人的流动性是很显然的。士人则以孔子为时代新趋向的标志，在他的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的七十二人
中，已经是来自贵族的极少，其中绝对多数是属于“国人”的阶层。其属籍则除鲁国占绝对多数外，今日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可考而无歧说者计：端木赐（子贡），卜商（子夏），高柴（子羔），勾井疆，廉絜（康），卫人；言偃（子游），吴人；颛孙师（子张），公良孺（子正），陈人；公冶长，公皙哀（季次），步叔乘（子车），齐人；司马耕（子牛），宋人；公孙龙（子石），任不齐（选），楚人；秦祖（子南），壤驷赤（子徒），秦人；叔仲会（子期），晋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孔子一人的门徒，今日可考见的已是来自九个国家，打破了封建国家的界限。并且孔子自鲁定公十二年秋冬之际适卫后，周游列国者前后约十三四年。在孔子心目中，若能为任何一国所见用，则“吾其为东周”
之志，都无分于彼此。这在士的现实活动上，完全破除了封建的束缚，为战国时代打开了士的自由活动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