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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政治结构的瓦解，封建的社会结构也自然走向瓦解之途。促成瓦解的基本原因，首先由于统治贵族不断加重赋税的重压，压垮了彻法下的井田制度，也压走了封建诸侯始封时所授的土地与人民。这才是前面封建政权崩溃的更基本的原因。关于这一方面的材料，现时只能凭《春秋》有关鲁国的记载，以略窥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概略趋向。因为孔子重视这种事实，而此种事实出现在鲁国的，他可得而记载；出现在他国的，因没有赴告的材料，他便无从记载。
鲁国第一次破坏彻（助）法的，是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左氏对此的解释是：“非礼也。谷出不过藉。”藉是藉（借）民力所耕的公田。由此可知此处的“亩”，乃指私田而言。左氏之意，周的田制有公田私田之分；税收仅取人民为公家所耕的公田物产，而私田不再出税。初税亩，是开始在收取公田的物产以外，更履私田之亩以收税。所以杜注以为这是“什而取二”，这与《论语》哀公对有若所说的“二，吾犹不足”的话相合；亦与《孟子》“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之言相合；应当是正当的解释。而《公》、《穀》两传，皆以此为“税而十分取一，但废古之助法”，是不确实的。
由宣公十五年到成公元年，才经过三年。《春秋经》书曰：“三月作丘甲。”杜预对此的解释是：“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按杜注系以《司马法》释周代兵制；后人多疑《司马法》乃战国时作品，其所言兵制，多出于附益、想象，与春秋时代所可考见之军事活动情形，不相符合。其次，丘出甸赋，一举而增加四倍，亦不近情理。所以胡安国谓：“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其数皆增三之一耳。”
李廉本此说以申之谓：“作丘甲者，每丘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
此一解释，较为合理。然兵役由此增加三分之一，也是增加人民的很大负担。
由成公元年，至襄公十一年，凡三十八年。《春秋经》书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左氏传》谓：“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三子毁其原有私邑之私乘；因已各专一军之故）。季氏使其乘之人（谓隶于军籍者）以其役邑入者（谓臣于季氏若私邑）无征（无平日力役之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使子弟之半臣于己）。叔孙使尽为臣，不然不舍（杜注：尽取子弟、父兄归公也）。《正义》谓：“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为四；三家得七，公得五。”此一发展，为鲁君已失其人民十分之七。
由襄公十一年至昭公五年，凡二十五年；《春秋经》书曰：“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左氏传》谓：“初作中军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其二，二子各一，而贡于公。”至此，由授土授民，封为鲁侯的大宗，已名存实亡了。
由昭公五年至哀公十二年凡五十四年，《春秋经》书曰：“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前一年，哀公十一年，《左氏传》记有：“季孙欲以田为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足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春秋胡氏传》卷三十：“鲁自宣公初税亩，后世遂以为常……至是二犹不足，故又以田赋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原注：里，缠也，谓商贾所居之区域）以入，而量其有无（按胡之说，应稍加变通。实则“国人”任赋，“野人”任税）。……田以出粟为主而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今二犹不足，而用田赋，是重困农民而削其本。”按胡氏之意，国人原只担任兵赋，而野人只担任耕种公田以供税。“用田赋”，是要野人（邑郊以外的农民）也担任兵赋。此种解释，与《国语·鲁语》对此事所记孔子之言相合。此事之意义有二：一为重困农民。另一则为兵役之普及，兵源之扩大。此为战国时代，战争之规模，远较春秋时代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结上面的演变：（一）不断加重税收。齐晏婴谓“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见后），由此可以类推。（二）扩大赋役——即扩大兵役。将原有以“国人”为主的兵役，推广及于一般农民。（三）卿大夫与国君争土地、人民；土地人民，多脱离国君而入于卿大夫之手，以开鲁君守府，陈氏代齐，三家分晋的新局面。不过由《孟子》“故明君制民之产……”、“今也制民之产”
等语观之，一直到战国中期，土地还是在国君及执政的贵族手上。但因政治的混乱，恐怕早已不能按照规定授田，而慢慢产生自流性的私有土地。
在上述演变过程中，有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一，是在封建制度未破坏时，人民是定着于土地之上，形成一种静态的凝固的社会。有人把农民定着于土地之上，作为当时农民系农奴的证明。
这是把由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由法律条件的限制，混同了起来。照这一说法，工人定着于机器之上，便是工奴。而老子、孟子为人民所追求的“老死不相往来”，“死徙无出乡”的生活，却是一种农奴生活，大概不太合理吧。这种静态社会，自税苛赋重以后，人民开始弃其土地，离其乡里，在逃亡中求生存；于是静态的社会，开始演变为流动的社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鲁子家子向昭公说：“政自之（按指季孙氏）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杜注以“隐约穷困者也”释“隐民”，实嫌迂曲。《说文》十四下：“隐，蔽也。”隐民乃逃亡隐蔽之民。《国语·周语上》惠王十五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答惠王“有神降于莘”之问中有“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之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鲁昭公十八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的一段话中，有“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之语。所谓“远志”，当然指的是向远方逃亡之志。到了战国，此一趋势更大大地加强。这在后面还要提到。
其二，当时的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国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的自主性。顾栋高在《春秋秦晋交兵表》叙中说：“春秋当日，虽天子所赐，苟其民不服，则亦不得而有。隐十一年，王以盟，向易
邗之田于郑；未几，盟、向叛郑归王，王迁盟向之民于郏。襄王锡晋以南阳，而温原之民不服晋。”正因为如此，所以卿大夫向国君夺取土地人民，除了前述鲁季孙氏对不邑入者加以“倍征”的威胁外，同时对人民还要采用利诱的方法。如前面提到《左传·昭公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出奔于乾侯之役，子家子谓隐民多得食于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秋，会于扈，谋纳昭公。晋范献子谓季氏甚得其民，遂作罢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昭公死于乾侯，史墨答赵简子之问，以为“天生季氏，以贰鲁侯……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可知季氏在人民方面做了一段长期的工作，才可与鲁君相抗。《左传·昭公三年》，齐晏子与晋叔向相语，晏子答叔向“齐其如何”之问谓：“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因为陈氏的量器较公量大三分之一。陈氏平日“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入。山木如（往）市，弗加于山（陈氏运到市上的木价，与在山的木价一样，不加运费。下同）。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刖足者所穿之履）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指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避）之。”以恩惠争取人民，成为当时野心家的重要手段，其结果，则为人民在痛苦中依然可以提高政治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