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封建政治、社会的成立，是经过长期氏族社会的积累，并经过周公根据自己的理想，作政治势力的加强控制与扩张的努力，所逐渐形成的。由近代地下材料的发现，知道西周初年的政治势力，北及辽宁，南及江苏，东渐于海，“其范围不是很小而是很大的”。
范围内的许多邦国，乃前代之遗，而种族氏族，也极其错综复杂；所以周公的政治理想，未必曾完全实现。甚至一面在形成，一面已开始了某一程度的崩坏。但此一封建制度，曾在历史某一阶段上发生了重大的功用；而其崩坏，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两种动力之下，是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则是无可置疑的。封建制度渐渐崩坏的过程，即是专制政治渐渐形成的过程。我这里所说的“典型专制政治”，乃指秦代的短期专制政治而言。因为秦代的专制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凭着封建制度在崩坏中所形成的许多条件；但另一方面，则是根据法家长期所追求的政治形态，再加上秦政（始皇）李斯们所要求达到的政治目的，以“政治的创意”，所建立起来的。他们统一六国后，“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史记·李斯列传》），正证明他们是抱着一种政治理想来建立此种政治制度。自秦以后的专制，一方面是把它作为既成事实而继承下来；一方面又不断加入了许多更坏的和较好的因素到里面去。虽然一直到辛亥革命，政治的形式都是专制；但对于秦所建立的专制而言，已经有若干地方走了样，变得更坏或较好。为了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在观念中不致混淆，所以我便对秦以后的专制政治而言，称秦为“典型专制政治”。在封建与专制渐次交替的长期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历史的过渡阶段，这即是七雄对立争雄的阶段。一般史家称之为战国时代。本文的目的，是要把两种制度交替的情形，陈述清楚，以便能把握专制政治之何以能成立及什么是专制政治的特性，并解答我国社会何以长期停滞不前等问题。战国时代，正是交替的大关键，所以也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同时，战国时代，乃处于封建制度已经崩坏，专制政治尚未定型，因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压力的空隙最大的开放时代。在这个开放时代，不仅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并在政治社会的发展上，也具有专制以外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对此一时代较详细的描述，更有其重要的意义。
封建政治秩序的维持，需要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共主。封建政治的崩坏，必然地，先从作为共主的周室，失掉其领导的地位开始。其原因可概括为下列四点：
一、我在《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一文中，已经说过，西周的封建政治，是以宗法制度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而宗法中的“亲亲”，是维系封建政治的精神纽带。封建政治的崩坏，首先是由王室与诸侯之间的这种精神纽带的解纽而开始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谏周襄王将以狄伐郑的一段话中有谓“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语·周语》中记富辰此事，则以《常棣》为“周文公之诗”；周文公即周公，此与《诗序》“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之语，两相符合。则左氏所谓召穆公“作诗”之“作”，乃修复之义。
由此可知周公经管蔡之乱，益知培养、发挥兄弟间亲亲精神之重要，故特作此诗。“厉王无道，周室亲亲之义衰。”（《诗序》）召穆公纠合成周之宗族，即周公以宗法所封建之诸侯；召穆公欲将诸侯重新团结于王室之周围，最基本的方法，惟有使亲亲精神，得以复活。
《诗·小雅·角弓》，《诗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诗末两句是：“如蛮如髦，我是用忧。”西周亡于幽王，骨肉相怨，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然幽王被杀后，平王东迁（西纪前七七〇年），晋郑是依；依然是靠着与晋郑的亲亲的作用。齐桓、晋文的霸业，还有亲亲的精神在里面。桓、文以后，周室与诸侯间的亲亲精神，日远日薄，而周室在封建制度中的领导作用，也便陵替无余了。
二、封建政治，王室的赋与税的范围甚小。所以在权力、兵力、财力的使用上，是一种需要能自我节制的俭约政治。西周穆王的侈心远伐，已经削弱了周室的力量。而周室的衰微没落，厉王更是一个决定的大关键。因为住在都内及近郊的“国人”阶层，是政治的直接支持力量，也是武力编成的骨干。王及帮助王统治的贵族，对国人的赋税及其他要求，皆有一定的限制；而国人与王及统治贵族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国人并能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在政治上并发生重大作用。
《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又谓：“厉王说（悦）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这两件事，实际是一件事的分别叙述；而其结果乃是国人“流王于彘”，“诸侯不享”。厉王与国人的两相背反，破坏了周室政治直接的支持力量，也削弱了武力的基础。《诗经》上有关宣王中兴的诗歌，可能是出自作诗者的夸大。农业是此时经济的基干，其生产方式，有赖于上下一体的协同劳动精神。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即是此种精神之破坏。虢文公对籍田的意义谓：“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而以宣王之不修籍礼为“弃其大功”。结果，“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于姜氏之戎”。韦注以为“宣不纳谏务农，无以事神使民，以致弱败之咎”；这是封建经济开始破坏的一端。并且宣王在“丧南国之师”后，又“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这是对民力的过分榨取，也为国人所不堪。所以“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同上）。
三、立嫡立长，这是周公所定宗法制度中以大宗为中心的安定力量，在封建政治的秩序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但周宣王也开始加以破坏。《国语·周语上》：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韦注：不顺，立少也。犯，鲁必犯王命而不从也。）犯王命必诛……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结果是“鲁人杀懿公（韦注：懿公，戏也。）而立伯御”。（韦注：“伯御，括也。”又《史记·鲁世家》“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二说不同。）这是以天子的力量破坏由宗法而来的封建政治秩序。至幽王因宠褒姒，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之伯服为太子。结果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遂因之以亡。
四、由宗法所建立的封建制度，系以宗法中的亲亲达到尊尊的目的；以尊尊建立统治的体制，奠定政治的秩序。亲亲、尊尊，乃一事的两面，并都客观化为各种礼制以实现。亲亲精神，原于血统的宗支关系。宗支关系日益疏远，宗法制度纵然不遭到败德乱行的破坏，亲亲的精神，在无现实利害支持之下，其势原就不能持久。但尊尊的实际内容，是一种统治体制。此种统治体制，又是通过礼的各种重要规定，以培养其观念，习染其行为，有如冠昏丧祭，及车服器用等，皆按照政治地位所定下的各种等差，亦即按照礼以“明分”的“分”，以维护封建中尊卑上下的秩序于无形。于是宗法制度中，在尊尊的一方面，只要不与现实的重大政治利害发生冲突，则借礼在观念上与行为上之力，尚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东迁以后的周室，通过春秋时代，依然能维持一个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而周室自周王以及其卿大夫，在不得已时，宁愿牺牲土田等的现实利益，却尽一切方法，守住他们所把握的礼制，不肯放松，其原因皆应于此等处求了解。
并且由维护尊尊观念中的礼制，以维持当时的政治秩序，也直通于各国。《左传·成公二年》，卫与齐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杜注：轩县也。《会笺》：诸侯轩悬阙南方。形如车舆，是曲也），繁缨（杜注：马饰。皆诸侯之服）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孔子的话，正应当从这种地方去了解。在礼的“明分”作用达到极限，或受到人为的破坏尽净时，封建的政治秩序，便完全瓦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纪前四〇一年）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而哀其“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于是周室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无法维持了。
春秋时代，可以说是封建政治全面崩坏的一大过程。其最显著的，无过于各国并吞之祸。
从封建政治的观点来说，凡是周室所封的，或是前代遗留下来，被周室所承认的各国，也应当流注着亲亲的精神；并各安于封建中的地位和国土，以维护相互间的和平关系。礼中的聘礼，及会同之礼，乃至在这些礼中的歌诗与音乐，都是适应这一要求所规定、发展出来的。但通过春秋时代，不仅上述礼仪中的亲亲精神，一天一天的稀薄，并演变向权谋术数，凌弱暴寡的方向；甚至在封建政治秩序中爵位相等的诸侯，因国势的悬殊，弱国却不能不朝贡于强国。即使是如此，还不能抑制互相兼并之祸。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列国疆域表》谓：“鲁在春秋，实兼有九国之地。”“齐在春秋，兼并十国之地。”“晋所灭十八国。又卫灭之邢，秦灭之滑，皆归于晋。景公时剪灭众狄……又东得卫之殷墟，郑之虎牢。”“楚在春秋，吞并诸国，凡四十有二。”“宋在春秋，兼有六国之地。”各国并吞凌虐，惟力是视；周初封建屏藩之意，早荡焉无存。司马迁慨叹于“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于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十二诸侯（实际是十三诸侯），便代表了春秋时代。而十二国中的陈、蔡、曹三国，皆微不足道，且亦未能保存到春秋末期。燕国僻处北陲，在春秋时代，亦未发生重大作用。
是由封建所建立的中国形势，毕春秋之世，已一步一步地改变得面貌全非。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侵凌吞并的行为中，战争的破坏残酷，有的可以说达到了语言道断的程度。
秦晋互相攻伐之战凡十八，晋楚大战者三，吴楚相攻者二十三，吴越相攻者八，齐鲁相攻者三十四，宋郑交兵者凡三十九。
晋悼之世，宋郑两国十年而十三战。若把二百四十二年所有的战争加以统计，或就鲁卫宋郑中每一国所经过的战争加以统计，将更易发现战争的频度，尤为惊人。难怪顾栋高在《春秋鲁邾莒交兵表》叙中一开首便说：“呜呼，余观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为祸烈也。”又在《宋郑交兵表》叙中说：“乃吾统观春秋宋郑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伯也。”由封建中亲亲精神失坠后的相互不断地战争的形势，便已清楚指出，分裂的天下，于理于势，非要求一个大一统的出现不可。
其次，各国内部，因封建贵族自身之必然腐败，于是封建礼制并不足以长期维持上下贵贱之分；所以春秋时代，乃是政权逐渐下移的时代。从人君的地位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此即政权下移的强烈信号。“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孔子在这里举出的数字虽然是概略性的，但也是根据他的历史知识所导出的政权下移的情形。刘逢禄《论语述何》：“齐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诸侯，历孝、昭、懿、惠、顷、灵、庄、景凡十世，而陈氏专国。晋自献公启疆，历惠、怀、文而代齐霸，襄、灵、成、景、厉、悼、平、昭、顷，而公族复为强臣所灭，凡十世。鲁自隐公僭礼乐灭极，至昭公出奔，凡十世。鲁自季友专政，历文、武、平、桓子，为阳虎所执。齐陈氏，晋三家亦专政，而无陪臣之祸，终窃国者，皆异姓公侯之后；其本国亡灭，故移于他国也。”又曰：“南蒯，公山不扰，阳虎，皆及身而失，计其相接，故曰三世。”冯季骅《春秋三变说》谓：“隐、桓以下，政在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此种情形，乃封建中的固定身份制度，使统治者必自上而下地趋于腐烂的必然结果，并为游士卿相局面开其先路。陪臣执国命，而欲自跻于世卿之列，因其并无宗法上的根据，无传统的政治基础，所以多及身而绝。但这正是新旧相推的关键，我们不必与孔子同其叹息。
在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首先是由国君移向世卿；但由宗法封建而来的世卿，其自身亦非渐趋于破灭不可。《春秋》书诸侯杀大夫者四十七，书大夫之为他国所执者十四，书放其大夫者二，书卿士大夫公子出奔者共五十七，
卿大夫的自相杀者，春秋中期以后，更不可胜数。由上述的情形，自然要发生阶级上的变动。《国语·周语》下周灵王二十二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西纪前五五七年），太子晋已经说：“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是此时已有显著地上下贵贱易位的情形。《左传·昭公三年》，晋叔向对齐晏子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杜注：“八姓，晋旧臣之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又谓：“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之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叔向之族）在而已。”由宗法血统的身份所形成的固定地统治集团，事实上必由淫暴而归于动摇消灭，乃必然之势。此一趋向，到春秋之末，已发展而成为普遍的现象。于是以宗法为骨干的封建统治，至春秋之末，大体上已经瓦解了。
我在《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维系封建政治秩序的工具，主要是礼而不是刑。春秋时代，因为政治社会的主干，依然是封建制度，所以我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指出春秋世纪，是礼的世纪。但春秋世纪又是封建制度开始破坏的时代；破坏到了春秋的后期，封建制度已经崩坏得差不多了，于是统治的工具，自然由礼转移到刑的上面。《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人赋一鼓铁以铸刑鼎；这是时代转变的大标志。郑子产对晋叔向的答复是“吾以救世也”，正是为此种转变所作的答复。由此可知申商的法术，为什么代表了此后的时代精神。
最后在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中，封建的封国、采邑，因并吞而转变为县郡，
也是说明由封建分权统治的形式，转向国君集权，因而为秦以郡县代封建，作了开路的工作。《广韵》谓：“楚庄王灭陈为县，县名自此始。”按楚灭陈在哀公十六年；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左传·昭公三年》：“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杜注：州本属温），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是春秋时代，晋已先楚而有县。后人多据《周礼》以县为周制。果尔，亦与春秋时代所出现之县，内容亦有演变。席世昌《读说文记》：“县师专主公邑之地……本六遂中小都大都之余。小都大都，属大夫为采地；而公邑则遥属王官。故谓之县者，如县物然，有系属之义焉。”而春秋时代之县，乃由弱国为强国所灭而来。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谓：“封建之裂为郡县，盖不自秦始也。自庄公之世，而楚文王已县申、息，封畛于汝。逮后而晋有四十县。哀公二年，赵鞅为
之师，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县郡与侯国、采邑的分别是：侯国对天子固为分权而治，成为世袭；采邑的卿大夫，亦为分权而治，成为世袭。县则由前期之赐予，演变而直属于国君，国君可以作直接而自由的处置；于是封建贵族，对土地的定着性、传袭性，逐渐被推翻了。这在说明封建制度中的土地制度的崩溃，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