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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追究的是，在以井田制度为中心的西周土田制度之下，从事耕作的农民，到底是不是农业奴隶呢？首先我得补充说明的，奴隶的最大特色是，可以任凭奴隶主当作物品去买卖。西周金文中记录有这种情形。
但封建的授土授民，决不能视为是奴隶的买卖。其次，农业奴隶的劳动力，除了奴隶主给他以能维持继续劳动的食物外，不能有自己的工具，不能有自由支配的财物。萨孟武氏把在封建制度之下，“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情形，视为农奴制度，
这是把职业上的生活束缚，当作法律上的人身束缚，有如把今日的工人束缚于工厂之内，视作工奴一样，恐怕不太合理。现在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来看西周农民的生活状况。
《尚书》：
（1）《盘庚》：“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昬《勉也》劳作，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2）《大诰》：（按此乃周公居摄兴师东伐管、蔡及淮夷时所作）“厥父菑（反土曰菑），厥子乃弗肯播（播种），矧肯获（更不肯收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
（3）《酒诰》：（周公教诰康叔之辞）“妹土（纣之故都朝歌）嗣尔股肱，纯（专）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敏也）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4）《梓材》：（同上）“惟曰若稽（考查）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
（5）《洛诰》：（周公诰成王）“兹予其明农哉。”
（6）《无逸》：（周公诰成王）“周公曰，君子所其无逸，乃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自时厥后（殷自祖甲之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太王王季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上引资料（1）及（6）有“力穑”之农，亦有“惰农”，可知商周农人之可以有勤有惰，这不是反映奴隶劳动的情况。从资料（2）看，勤耕的父亲，可以有不勤耕的儿子；且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父子而不是奴主与奴隶；所以这也不是反映奴隶劳动的情况。资料（3），伪《孔传》将“远服贾”解释为“艺黍稷”的农夫的副业，这当然不是奴隶所能做到的。即使分作两类解释，则此处的农人商人，皆以其所得奉养自己的父母，这反映的也不是奴隶生活的状态。资料（4）（5）（6），乃反映殷商及西周对农业的重视。总之，在《尚书》以周初为主的可信资料中，找不出农奴的痕迹。其实，在《尚书》周初文献中，如前所述，把“民”的地位抬高到成为天的代言人的地位；若农夫是包括在“民”的范围之内，则西周农民之非奴隶，可以说是无可争论的。
对农人生活有更多描写的是《诗经》。而《豳风》，《毛传》说是周公陈王业的诗。据《史记·刘敬列传》，由刘敬口里所述的豳，是公刘避桀所居之地，所以此诗所反映的农民生活状况，乃是夏商之际的状况；最低限度，是太王迁岐以前的状况。此诗中所牵涉到的月令问题，马瑞辰在《毛诗笺传通释》中，有较合理的解释，这里暂不涉入。
七月流火（大火星），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风寒），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春日迟迟，采蘩祈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绩麻），载玄载黄。我朱孔阳（深纁），为公子裳。
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同出田猎），载缵武功，言私其豵（豕一岁日豵），献研（豕三岁曰豜）于公。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咒觥，万寿无疆。
上诗的口气，可能是出自一位老农的“劳者自歌其事”，口传下来，而被周室的统治者，或者即是周公，采来加以润饰，以反映农夫的劳苦，作为政治上教诫之用的。从诗的内容看，“农人”及采桑载绩的女子，和“公”及“公子”，在生活上是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九月授衣”，“殆及公子同归”，“食我农夫”，及“二之日其同”，“上入执宫功”，“跻彼公堂”这些词句看来，农民的生活虽苦，但依然有起码的保障，有起码的私财，有工作以后的安慰。尤其是在这诗里，上下的分限尚不很严，所以在役使之中，上下还可以有生活与情感上的交通，没有反映出显著的阶级压迫。“殆及公子同归”，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毛传》以为这是“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另一是郑《笺》则以为“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朱集传》更明白地说“盖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而贵家大族，连姻公室者，亦无不力于蚕桑之务”。不论哪一种解释，此一伤心的女子与公子之间，尚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及阶级制度。同时，农夫与贵族共同习兵出猎（“二之日其同”），农夫可以“跻彼公堂”，这都是仅有生活上的差异，而尚未出现严格的阶级制度的现象。因此，由时代推测，这是氏族社会中农民生活的形态。其生活的辛苦，可能是来自当时生产力的幼稚。而周室的统治者，肯把此时农夫的辛苦，及上下生活与情感上的交流，在统治阶层中，有计划地反映出来，以作重大的政治教材，这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诗经》的《小雅》、《大雅》、《周颂》中有关农民生活的诗，我以为是周室随封建而建立了田制以后的农民生活情形。《小雅·楚茨》及《信南山》篇所描写的丰收的情景，及治理田亩的情形，反映的是有分地的贵族的状况。尤其是在《信南山》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及“中田有卢，疆场有瓜”诗中，可以反映出“彻其土田”的面影。兹再抄若干资料如下：
（1）《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
（2）《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曾孙是若。”
“有弇（《传》：云兴貌）萋萋（《传》：徐也），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同上）
（3）《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
（4）《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同上）
“有
（《传》：众貌）其馌，思媚其妇，有依（《笺》：依之言爱也）其士（《笺》：士子弟也）。”（同上）
（5）《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视）女（汝），载筐及筥（《笺》：谓妇子来馌者也）。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传》：刺也），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传》：获声也），积之栗栗（《传》：众多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同上）
以上应皆为周初之诗。《诗序》对（1）、（2）的说明，似不可信。《毛传》把（1）、（2）中的“曾孙”解释为成王，把（3）中的“成王”又解释为“成是王事”，皆嫌迂曲。曾孙是分有采地的贵族，成王即是继武王在位的成王。在上述五条资料中，我们应注意的是（一）农夫吃的东西，已由《豳风》农民有时所食的“荼”，进而为（1）的“陈”及（5）的“黍”。陈是陈旧的黍稷。在《豳风》中农民有时所吃的荼，在这里把它割掉了。（二）在（2）与（3）中，农夫分明有了私田。（三）曾孙与农夫，当然是两个阶级；但相互间有一种感情的流通。并且除田畯外，曾孙和成王随着妇女的“馌耕”而亲自来看耕种的情形；对农夫慰劳之情，远过于督责之意。（四）农夫在耕种时及耕种后皆有一种家室之乐，并且能延续自己的家室。（五）在（5）中出现了镈，在前一篇的《臣工》中，出现了“钱”、“镈”、“铫”。
这说明周初在农具方面，已开始由木制而进入到小规模地金属制造的阶段。
而这种金属，可能即是铁。当然上引的资料都经过了诗人的润饰，但决不可能把耕种的奴隶，润饰成为上引材料中的和乐而有生气的形相。且耕种奴隶，在统治者的歌咏、祭祀中，也决不可能有如上引材料中的分量，和上下交流着的感情。因此，在封建的土田制度下的农民特征，应当是：
一、无土地所有权，但有定额分配到的使用权。在狩猎时，虽然要把猎获物献一部分给有关的贵族，但自己依然可以保留一部分。《礼记·曲礼下》：“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海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有宰（邑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这几句话里所反映的依然是封建时代的情况；而家畜则完全为庶人所私有的。
二、对统治阶级的负担，在平时是为其耕种公田；私田与公田之比为十比一，所以即是十分取一。在农隙还服若干的力役，在战时增加军事上的负担。在都邑与近郊，未行井田制的，以军赋为主，但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
三、农民与土地连结在一起，从好的方面说，生活有保障；从坏的方面说，生活受到政治通过土地分配的束缚。但如前所述，这不能解释为农奴性的束缚。
四、在历史上农民没有不受剥削的。周代农民受剥削的程度，也和其他时代一样，与统治者的人格、行为，有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政治清明的时候，总是比较少的；但《诗·小雅·苕之华》“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的两句话，应当是政治衰乱时的一般情况。并且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上，对农民的剥削是有限制的，如力役不过三日之类。而在理论上，他们既承认人民是政治的决定力量，即不能不加以重视，不能不加以爱护。并且由宗法中的亲亲精神，也容易引发出人道的观念，以流注于农民之中。因而周代的统治，较之商代要温和、人道得多。这是先秦文献可以找到很多证明的。
上述的农民生活情形，在积极方面，我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加以概括，或者可以称为“半自耕农制度”。但在消极方面，则决不是郭沫若们所说的农业奴隶；因之周代也决不是奴隶社会，则是可以断定的。
《左传·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谓：“天有十日（杜注：甲至癸也），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后人每以此言春秋时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因而以此推及西周。实则这正如《左传会笺》所说：“十等俱就王公言之，为在官者。”这不是说的一般的社会情形。从西周到春秋时代，构成政治社会构造者，大概言之，一是以宗法为中心的贵族，二是住在都邑及近郊的国人，三则是在鄙野的农民。奴隶则不过在宗法贵族中担任一种役使及享受工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