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土田制度与农民

形成西周封建政治骨干的是宗法制度，形成封建统治直接基础的是国人。但较国人更有广大深远的社会意义的，则是都邑以外的“土田附庸”， 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农民。《孟子》述周室班爵禄之“大略”中有谓“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按《周礼·司勋》“民功曰庸”，《尔雅·释诂》“庸，劳也”，《释训》“庸庸，劳也”。庸的本义，应为人民的劳动力，即所谓“力役”。附庸的本义，应为附属于土田上的人民的劳动力。《孟子》所说的附庸，乃其引申义。金文《 伯虎簋》作“仆庸土田”，“仆”“附”古通用。在分封时，赐予受封者以土田及附属于土田上的劳动力，此即所谓“土田附庸”。然则此附属于土田上的劳动力，是不是如郭沫若们所说的“耕作奴隶”呢？这便关系于周初的土田制度。然则周初有没有土田制度呢？《左传·定公四年》卫子鱼说封康叔于卫的情形是“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说封唐叔的情形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太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也）。由上面的材料看，康叔虽因殷之遗民而封以卫，而启以殷政，但对土地，则须疆理以周法。对于鲁，因周公特殊的威望，径自使其“以法则周”，则其对土地之治以周索，是不待言的。仅唐叔僻处北陲，才用异于周索的戎狄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周是有其土田制度的。此土田制度，未必一次就能全面实施；而实施的情形，也不必是完全一致。但随封建的授土授民而有其土田制度，随封建之所到而加以推行。以形成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与封建的政治制度有不可分的关系，则是无可置疑的。《诗·大雅·绵》有“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的话，司徒由“司土”之音变而来，金文中“ 土”与“ 徒”之名并用。 ^[1] 这是上自天子，下至大小诸侯，皆具备的官职，应当即是主管土田的官职。《戠彝》“命女（汝）作 土，官司耤田”，即其明证。《周礼》是真伪参半的书。“地官司徒第二”，“地官”两字，也和“天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一样，是王莽们加上去的；凡其有关“掌邦教”的部分，也是由王莽们按照后来司徒一职的演变所加上去的。但其有关“掌建邦之土地之图”的部分，应当是周初司徒一职的概略陈述，而后由王莽们加以缀辑饰润而成。

《孟子》一书，乃先秦典籍中从未发生真伪问题的书，其言三代田赋制度，虽间杂有理想成分，然必有所本。今先录其有关之言论如下：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滕文公上》）

按上段乃孟子述三代之“取于民有制”（同上），乃三代之税法，而牵涉于治地的田制。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同上）

首先要追问的是，孟子所说的“周人百亩而彻”，是不是事实？《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曷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观哀公之言，可知有若主张实行彻法，则为什分取一，与孟子“其实皆什一也”之说相合；而有子“曷彻乎”的口气，乃指恢复已经行过之彻法而言。《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按此处之“亩”，指私田而言。“藉”是指藉由民力耕种的“公田”而言。周金文《令鼎》“王大耤农于 田，（觞）王射……”，此铭文之意，谓周王出在 田的地方，大耤（借）农民之力以耕种其公田，并行飨射之礼。此公田系耤民力耕种，故即谓之“耤”；天子亲往提倡，并重之以飨射，此即所谓“耤礼”。“税亩”，是于公田之收入外，又在私田上按亩抽税。鲁宣公已收了公田在全部土田中所占的什一，又在私田上收什一，这正是后来鲁哀公所谓“二，吾犹不足”之“二”。《左氏》谓“谷出不过藉”，即是有若所谓“曷彻乎”的“彻”。“彻”即是“耤”。孟子谓“助者藉也”，“藉”“耤”古通用，可知鲁的田制，是由农民的私田与藉民力耕种的公田所组成的；这正是井田制度。所以孟子谓“虽周亦助也”的话是有根据的。因而谓周的田制是井田制，也是有根据的。《国语·周语》：“宣王即位，不藉千亩。”韦注：“藉，借也，借民力以为之。”此千亩之藉，天子行礼以亲“耕一 ”，乃示提倡农业生产之意；而藉田之得名，仍来自藉（借）民力以耕公田。《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正说明“彻”系由公田与私田以九与一之比所组成的田制；周之赋税，即在此田制上成立的。因此，《诗·大雅·公刘》之所谓“彻田为粮”，即借民力耕公田而取之以为粮。《嵩高》“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即当申伯初受封后，以彻法定申之田制，此即所谓“疆以周索”。《江汉》“彻我疆土”，乃言平定江汉之淮夷后，以彻法改定新收复之疆土。《传》、《笺》以“治”释“彻”，失之太泛。

周之彻，正如孟子所指出，实因袭商之助。但周称彻而不称助，以意推之，当然有为现在所不能完全明了的改进。《方言》三：“彻，列也。”则所谓彻者，应指“南东其亩” 之整齐行列而言。又《说文》三下：“彻，通也。”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谓：“彻从彳，本言道路之通彻。故凡通彻者皆曰彻。百亩为彻者，广一步，长百步为亩；其间为 ，皆直彻于遂；由遂以彻于沟、洫、浍、川，故阡陌之制得施焉，什一之政得通焉。”按《周礼·司徒》：“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一夫百亩）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注：“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于川也。”徐氏之说本此。《周礼·考工记》中，对此更有详细的叙述。《考工记》中所记铸造青铜合金的成分，与近人化验商周铜器的成分相合，故其说应为可信。则彻与助的区别，可能为水利与道路设施之更为完整，且其规模更为扩大。又《周礼·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州为乡”，此乃六乡之组织；《遂人》“五家为邻……五县为遂”，此乃六遂之组织。此种组织，在平日为便于稽考以实施政令，在战时即皆为军队及军役动员之单位。而彻田制中的沟、洫、浍、川，又可在车战时代形成对敌之防御。故《左传·成公二年》晋国大败齐师于鞌后，晋对齐允许和好之重要条件之一为“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杜注：“使垄亩东西行也。”即是使沟、洫、浍、川及其路道，皆改为由东西向，此即完全撤除了齐对西的防御，以唯晋的“戎车是利”（齐使宾媚人答复之语），所以齐国宁“背城借一”而不从。《商君书·赏刑》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简选》篇，皆谓晋文公征服卫国后“东卫其亩”，即是压迫卫国把井田的沟浍，改为由西向东，以便尔后晋兵车的进出。诗中歌咏周农民的诗常称“南亩”，南亩是沟洫由北向南开，这主要是对西方东方的防卫。有一处说“南东其亩”（俱见后），由南东向西北的沟洫，这是对北方的防御。由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所发掘之西安半坡，系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重大发现。发掘出之村落，全面积约五万平方公尺，其住屋之中心约三万平方公尺。中心之外围，绕以深广各五六公尺之沟，以作安全之保障；可知以沟洫兼防御之用，其源甚久。由此可知周的田制，乃政治、经济、军事结为一体的制度；所以封建所及之地，即“彻其土田”的田制所及之地。

然则，彻田的土地分配情形，是不是和孟子所说的井田制一样呢？首先孟子是把“国中”和“野”分为两个区域，“国中”是包括国都和近郊，有如《周礼》上的所谓“都”、“乡”；在此一区域，不行井田制度。野是近郊以外的土地，有如《周礼》上的所谓遂，井田制度是在此一区域实行的。此和《周礼》上的乡、遂异制的情形，大体相合。上述的田制，因地理环境，国境大小，不能不有所出入。孟子答毕战问井地，而结之以“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正是这种意思。且须要很强的行政能力加以维持。行政能力低落时，田制亦将因之废坏。而人口的变动，国与国及贵族与贵族间相互的争夺，均对这种田制会有某种程度的破坏，而不能维持周初田制所要求的状态。但见以下：

（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 掩为司马，子木使庇（治）赋（按使人民出甲兵为赋）数甲兵。甲午， 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渍）卤，数疆潦，规偃猪（杜注：下湿之地），町（田之区划）原防（水旁之地可种艺者），牧隰皋（杜注：为刍牧之地），井衍沃（衍，广也。沃，膏腴之地。杜注：如《周礼》制以为井田也）。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

按劳 整理军事，自整理田制始，可与《周礼》司徒有关之文字相参阅，以见《周礼》田制、军制之规定，并非全出自后人伪托，且早已影响到楚国，故 掩得从而整理之。“井衍沃”，是规复井田制于广大肥沃土地之上，这是很自然的解释。《左传正义》只辨《贾逵》“以九当一”及“以度鸠之等，皆为九夫之名”，为与周礼及经传不合，并未否定此处“井衍沃”之井为井田制，否则此井字将无法索解。李剑农援《正义》以否定此井为井田，这是一种成见。

（2）《左传·襄公十年》：“初子驷（郑大夫）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按加尉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乱。……”

按井田的沟洫制度，不仅为古代农业的水利制度，且为周室田制之经界。四族平日“慢其经界”，以侵渔他人，故子驷以司洫而修理沟洫，同时即所以正经界，故四族丧田。由此可知郑之田制原系秉宗周之成法。

（3）《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为政，“使都鄙有章（车服有尊卑之等），上下有服（杜注：公卿大夫服不相逾），田有封洫（《会笺》：《周礼·大司徒》，正其畿疆，而封沟之。郑注：封起土界也。五沟五涂，井田法也。《传》以‘封洫’二字包之。”据此文，当时郑国井田之法已坏，十年子驷为田洫，子产亦因子驷之故，而修之耳）。庐井有伍（《诗·信南山》“中田有庐”。井即井田，《周礼·遂人》“五家为邻”，即此处所谓“有伍”。此乃井田制之社会基本组织）。为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同贮）之，取我田畴（赵岐《孟子注》：畴，井也）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使不奢侈逾制）。我有田畴，子产殖之（井田以水利划经界，复井田即系修水利，故生产增加）。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按子产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在继子驷以整理井田之制。

（4）《国语·齐语》：“桓公曰，吾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差）征，则民不移……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

按在此以前，管子曾说：“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注：“谓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也。”故管子之所谓“国”，略同于《周礼》之“都”、“乡”；而所谓“鄙”，略同于《周礼》之所谓“遂”，亦略同于孟子之所谓“野”。其在鄙言及“井田畴均”，与《周礼》、《孟子》之井田制略同；但他主张“三十家为邑……”的组织，与《周礼》及《孟子》不同，正是他（管子）所谓：“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韦注：业犹创也）用之。”井田是他的“修旧法”，其组织不完全同于旧法，乃是他的“而业用之”，不能因此否定井田制度在齐国的存在。

（5）《国语·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汝不闻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其远迩，赋里（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论语》‘与邻里乡党。’）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平时仅收藉田之所入而不另有所征）。其岁（韦注：有军旅之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

按藉田即耤田，即借民力耕种的公田。“藉田以力”，是说公田以民的力役耕种。“任力以夫”，是说使用力役，以受田百亩之夫为单位。赋是军赋，“赋里以入”，是说如要在藉田之外收赋，则不以受百亩之夫为单位，而系以里为单位。但赋必在有军旅之出时，始加以征收。一井之所出者不过是“稷禾秉刍缶米”，而不出甲兵。甲兵出自“都”、“乡”之国人，而不出自野人之农夫。从孔子的话看，鲁国分明是行井田制；但因“税亩”与“田赋” 的重压而正在破坏之中。《左传·哀公十二年》对此事所记孔子的话，与《鲁语》所记的稍有出入。这证明《左传》、《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但内容并无不同。而由《左传》“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之语观之，尤可证明周公是定有田制和税法的。《汉书·食货志》引李悝的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屡称“百亩之田”；《荀子·大略》篇：“家五亩宅，百亩田。”《吕氏春秋·乐成》篇述魏襄王时邺令史起的话：“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因田恶而增加分配，与《周礼·大司徒》及《遂人》所说的原则相合。根据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与商鞅量来推算，当时一公尺，合今零点二三公尺。六尺为步，百步为亩；当时的百亩，合今三一点二亩。 这大概合于当时一家五口或八口的正常生产力，因而成为田制的标准。若周初无田制，或有田制，而其田制不是以井田制度为基准，再按地形、人数等情况加以变通运用，则上述的材料，及“百亩”一词的普遍流行，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1] 例如《冘簋》“命冘作 （司）土”。《曶壶》：“命曶 乃祖作家 土于成周。”《戠彝》：“命女作 土，官司耤田。”《 》“ 徒官白”。《 叀鼎》“ 徒南中”。《散氏盘》亦有 土之名。其他尚有称 土或 徒者。 eAUmWxDGRMaDNqO2F3bsWqraUyOZeYJ9pSKNe/dnlcEtWkVM8BCfBKIQ11m9nH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