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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宗法贵族统治的直接支柱，形成封建政治的武力基础，并有力量对宗法贵族发生反抗、制约的，则有不容忽视的所谓“国人”阶级的存在。以下对此试加以探索。
“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此段玉裁说）。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或者，竟内之封；国者，郊内之都也。《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注，‘城内也’……《国语·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注，‘郊以内也’。”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国人”，乃住在都邑之内，及都邑近郊之人。在《左传》、《国语》称为“国人”的，乃所以别于居于鄙野的农民。《左传》称“国人”者约有八十次左右；此外，有的只称“国”，有的只称“人”，有的只称“众”，而实皆指的是“国人”。“民”的范围，较“国人”为广；然有的称“民”时，亦指的是“国人”。凡称到国人时，不仅都与政治、军事直接有关；而且对政治军事，在最后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使当时的统治者，不能不时时考虑到对国人的争取。“国人”的自身，也时时发生主动性的作用。《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左传·襄公三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国人可以直接批评政治。甚至可以这样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政治上层的激烈活动是诸侯、卿大夫，而在上层的下面，激荡着一股强大的激流的则是国人。现简抄若干材料如下：
（1）《左传·文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2）《左传·僖公十五年》：十月一日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晋侯被俘后，“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按指国人）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始作爰田。”（《左氏会笺》：服虔、孔晃皆云，爰，易也……《晋语》作辕田。贾侍中云，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疆界也。）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颓叔桃子以狄师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国人纳之。”
（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人伐卫，“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中”。“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
（5）《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
（6）《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文公即位。”
（7）《左传·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
（8）《左传·宣公十三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
（9）《左传·成公十三年》：曹宣公随晋侯伐秦，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杜注：子臧，公子欣时）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杜注：成公，负刍）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10）《左传·成公十五年》：宋华元出奔晋，“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率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按《左传》记“以靖国人”者凡五见）
（11）《左传·襄公十年》：“……故（郑）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子产闻盗……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
帅国人助之……盗众尽死。”
（12）《左传·襄公十六年》：宋“……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
（13）《左传·襄公十九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14）《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宁子出居于郊……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
（1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庆封“使卢蒲嫳率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
（16）《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
（1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
（18）《左传·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冬十二月……郊公奔齐。”
（19）《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乌存率国人逐之。”
（20）《左传·定公八年》，晋师盟卫侯于鄟泽，辱卫侯。“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杜注：欲以激怒国人也）……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
（21）《左传·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晋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
（22）《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杜注：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也。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
（23）《左传·哀公十一年》：“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杜注：封内之田悉赋税之也）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
（24）《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哀公立以为夫人，“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按此为鲁哀公不没于鲁之张本）。
现在要进一步了解的，住在都邑及近郊的构成分子——国人，是些什么人呢？首先，国人与统治贵族之间，可能保有由氏族社会下来的疏远血统；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没落的宗法贵族而来。但决非当时宗法贵族直接结构中的一部分。上引材料（5）的“穆襄之族”和“国人”，是二而非一。（9）将从子臧出亡的国人，若是子臧的族人，便不会使曹成公惧而告罪。（15）卢蒲嫳所率的甲，及助他的国人，也是二而非一。（21）荀跞等三人奉晋公以攻范氏、中行氏而不克，这是没有国人参加战争。等到范氏、中行氏伐晋公而激起国人“助公”，故得以击败范氏、中行氏。由此亦可证明国人不是宗法贵族结构中的一部分。
其次，国人是当时军事力量的基础。但并非专以战争为业的人。从（1）看，国人作战时的甲，是临时授受的。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十四《邱甲田赋论》，也主张“甲仗兵器，皆出自上”。而当时的贵族，自王、诸侯，以至卿大夫，有经常直接掌握的甲乘，以为对内自卫，及动员时的军事的骨干；（11）子产的兵车十七乘，即其一例。因此，不能援《国语·齐语》“士乡十五”，认定“国人”即是“士”。也不能认为士即是战士。我把《左传》中的所谓士，约略考查过，在用法上大概可分为四种不同的性质。一是“卿士”连词时，可以指各种身份的贵族。二是指在贵族中有固定低级职位的人。此一意味的士，可以由国人充任，但并非即是国人。三是指作战时的全体战士。在全体战士中，有一小部分是贵族平日所养的固定战士；但在国与国的战役中，更多的是由动员“国人”而来的战士。此时的国人皆可称为士，但只是战时的称呼，不是平时的称呼。四是据我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一文中的考查，士原是农民中的精壮分子。但到了春秋中期，渐渐出现了独立而带有流动性的士的阶级，如《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士可以随骤施而多聚，即可知此种士不固定于某一卿大夫集团，且亦不再束缚于固定职业之上而系独立的，因而也可以随待遇的好坏而自由流动的士。士在演变过程中当然构成国人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的地位，在早期是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到了晚期，因没落贵族的流入而不断扩大，并在性格上渐转变为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论语》上的所谓“士”，便属于这种性格。其次：由（2）（22）（23），而知国人与“田”有密切的关系，可知住在都邑及近郊的农民，是构成国人重要的一部分。（2）的“爰田”，依服、贾的解释，是“赏众以田，易疆界也”；可知构成国人的农民，其田土原有一定的疆界。按《孟子》“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国人中的农民，不负耕种公田之责，而仅纳十一之赋。这是不同于井田制的。又其次：由（20）而可知工商业者是住于国中而构成国人的另一部分。综括言之，国人是由士、自由农民及工商业者三部分所构成的，有似于古希腊时代城邦的自由民。
上面有关国人问题的考查，都是春秋时代的材料。春秋时代的国人，是否可通于西周时代呢？我的看法，构成国人一部分的士，西周与春秋时代，在性质上有较大的演变。但国人这一阶层的存在，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则春秋时代，正是承自西周，而为西周开国立国的基础。《国语·周语》一国人居厉王于彘的故事，即其显例。再推而上之，公刘的迁豳，太王的迁岐下，必有“国人”阶级随其俱迁；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亦必扩大了此一国人阶级，因而扩大了他们的武力基础。这是古代社会中保有政治自由权利的自由民，也是古代社会政治的直接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