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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宗法说清楚了，现在可以谈到封建制度的问题。
在西周以前，当然有若干分封建国的情形。《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即其证。但在规模上，尤其是在制度上，依然应以西周的封建为封建制度的代表。周人灭商后，当然还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氏族国家，由相互的承认而继续存在。《吕氏春秋·观世》篇谓“周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所谓“服国”，即指非由周人封建而来的国家。但作为西周立国特性的，还是他的封建制度。此一封建制度，先简单地说一句，即是根据宗法制度，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未继承王位的别子（武王不是嫡长子），有计划地分封到旧有的政治势力中去，作为自己势力扩张的据点，以连络、监督、同化旧有的政治势力，由此而逐渐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的。被封的别子，即成为封国之祖，他的嫡长子，即成为封国的百世不祧之宗，按照宗法建立一个以血统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封国与宗周的关系，政治上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宗族上却是“别子”与“元子”的血统关系，是由昭穆排列下来的兄弟伯叔的大家族的关系。各侯国内的政治组织，也是如此。为了便于统治的从属关系能够巩固，以血统的嫡庶及亲疏长幼等定下贵贱尊卑的身份，使每人的爵位及权利义务，各与其身份相称，这在当时称之为“分”；“定分”即所以建立当时的政治秩序。“分”是以身份作根据所划分的；通过各种不同的礼数，把分彰显出来，且使之神圣化。其分封异姓时，也必以婚姻连系起来，使成为姻娅甥舅的关系，这依然是以血统为统治组成的骨干。在以宗法血统形成政治骨干的制度下，一面必须某一氏族（如周）经过长期的生存斗争发展，以蓄积此一血统在人口上所形成的力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谓“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未尝不可由此一角度去加以解释。其另一面当然要求子孙众多。
所以当时婚姻制度中的“媵”，即是特殊的多妻制。而严格的同姓不婚，除了防止“其生不蕃”的原因以外，也和政治势力向异姓的扩张，有不可分的关系。分封了一定的土地，及附着于土地上的人民，以形成统治所必要的军事与经济的基础，此之谓“有土此有人，有人此有财”。
为了对周人的封建容易得到明确的印象，所以把若干有关的资料撮录在下面：
（1）《周礼·封人》：“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国。”
（2）《诗·大雅·嵩高》序：“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城）。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美貌）。王锡申伯，四牡
。钩膺跃跃。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
，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3）《诗·大雅·韩奕》序，尹吉甫美宣王“能锡命诸侯”。“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韩侯取妻，汾王（《笺》：厉王也）之甥，蹶父（《传》：卿士也）之子……”“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传》：追、貊，戎狄国也），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4）《诗·鲁颂·
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5）《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文之昭也。
、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
（6）《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周王子朝夺取王位失败后，他“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参与）王政。宣王有志（年长有知识），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昬不若，用愆厥位。携王（杜注：幽王少子伯服也）奸命（犯立嫡之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今王室乱……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则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7）《左传·定公四年》周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将长蔡于卫。因蔡始封之蔡叔，于卫始封之康叔为兄，故卫侯使祝佗（子鱼）私于苌弘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杜注：正也）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杜注：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以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杜注：杂帛）、
茷（杜注：大赤）、旃（杜注：通帛为旃）旌（杜注：析羽为旌）、大吕（杜注：钟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杜注：甲名）、沽洗（杜注：钟名），怀姓九宗（杜注：唐之余民。按下文当为夏之余民），职官五正；
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杜注：今太原晋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8）《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韦注：甸，王田也，服其职业也）。邦外侯服（韦注：侯圻也，言诸侯之近者，岁一来见）。侯卫（韦注：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宾服（韦注：常以服见宾贡于王）。蛮夷要服（韦注：要结信好而服从之）。戎狄荒服（韦注：荒忽无常之言也）。甸服者祭（韦注：供日祭）。侯服者祀（韦注：供月祀）。宾服者享。（韦注：供时享）要服者贡（韦注：供岁贡也。要服六岁一见）。荒服者王（按王者，仅承认其为共主，他无所事）。日祭（韦注：祭于祖考，谓上食也），月祀（韦注：月祀于高祖），时享（时享于二祧），岁贡，终王（韦注：终谓垂终也。按谓吊已死之王，并贺新王），先王之训也。”
（9）《国语·周语中》，周襄王十七年，以翟伐郑，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昔挚、畴（二国名，任姓）之国也，由大任（文王之母）。杞、缯（二国姒姓，夏禹之后）由大姒（文王之妃）。齐、许、申、吕，四国皆姜姓，由大姜（大王之妃）。陈（妫姓舜后）由大姬（武王之女，配虞胡公封于陈）。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
（10）《国语·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丧时阙地通道），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11）《国语·周语中》：“晋侯使随会聘于诸侯，定王享之殽烝（韦注：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礼，范子私于原公曰，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也？王……召士季曰，子弗闻乎？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韦注：礼之立成者为饫），则有房（大俎也）烝。亲戚宴飨，则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实来修旧德以奖王室……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时相见，将和协典礼以示民训则，无亦择其柔嘉……以示容合好。……”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成
对魏献子谓：“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封国的详数虽难断定，但其封建系以宗法为主，由这两条材料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再把上述材料加以总结，可以看出以下的几条结论。
（一）在上述材料中，对封建始于何人，说法不一。《史记·周本纪》，以封建始于武王。然（6）“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7）“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封建诸侯，是“靖四方”、“定之”的事。武王“克商”，没有时间及力量实行封建。其封管蔡相禄父治殷，乃安定殷民的权宜措施，与封建之本质无关。而成王的靖四方，实始于周公的东征。经营洛邑，以作向东向南发展的根据地，也是周公。宗法的基础在传子立嫡立长；成王以前的太王、王季、文王，都与商季传位的情形相同，无立嫡立长的观念。
周公以周室传位的习惯及其特殊功绩，实曾即位为王。传嫡长子制的奠定，亦即宗法的奠定，实自周公把王位让给成王始。综合上述三种原因，则（5）以封建始于周公，为能得其实。又根据周初许多金文的记载及上引资料（2），可知自周公以后，迄宣王为止，皆曾继续封建。由一九五四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属于康王时代的《宜侯夨簋》的发现，知道夨原封于畿内为虞侯，后改封于宜为宜侯。同时，辽宁凌源县马厂沟发现了《匽侯盂》等一组铜器，知道辽宁在西周初年已属于由周所封的燕国的疆域；由此可知周初封建所到达的区域甚为广大。封建的实行，乃由于周政治势力的扩张，封建的停止，乃由于周政治势力的衰落。
（二）（4）“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二语，从来泛泛看过。实际，“以德抚民”与“亲亲以相及”，是对举的；消极的意思，说明远古没有以亲亲为骨干的封建。传说中的唐虞及以前的时代，只是由各渐次形成的许多氏族所承认或推戴的共主。到夏禹而始进入一姓相传。各氏族间当然时有并吞兴废；但夏商两代，依然是以各有历史，各有传承的许多氏族，构成各地政治的主体。夏商的王者，只争取各氏族承认其为天命所寄的共主。当时政治的统一性是相当松弛的。至周公乃以宗法的亲亲制度，有计划的封建亲戚，以为王室的屏藩，扩大王室政治的控制面，加强王室政治的统一性。每一封国，皆负有某一地区的政治特别任务。如韩的任务在“奄受北国”；鲁卫的任务在同化殷之遗民；齐之任务在镇压并同化莱夷；申的任务在加强对南方楚国的捍卫等。可以说古代政治的统一性，至周的封建而大为加强。
（三）从全般的材料看，封建所到之处，皆以当地的氏族为基础；如燕是“因时百蛮”，鲁是“因商奄之民”，申是“因是谢人”等。其所以能做得到，这一方面是周克商以后，取得了由天所命的共同承认的共主的地位；另一方面，还是以武力为其后盾。宣王能重封韩侯，是因为韩城乃“燕师所完”。封申伯则需要“召伯是营”，需要“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召伯实际是以王室的力量做好申伯可以前往履封的基础。一九五六年在陕西郿县李家村出土的一组西周铜器中，有《蠡方彝》和《盠尊》，据其铭文，知道周王除了命盠掌管宗周的六师外，还要他兼管“殷八师”。
金文中的《
贮簋》及《南宫柳鼎》，皆提到六
（师）。
[1]
《舀壶》则称“成周八师”。《小克鼎》“成周”与“八师”虽未连在一起，但也可断言说的是成周八师。《竞卣》的“成师”，可视为“成周八师”的简称。《小臣
》铭文中有谓“
！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
（师）征东夷”。《禹鼎》则将“西六师”、“殷八师”并举。“西六师”即“宗周六师”，这是巩卫西周首都丰镐的。我以为“殷八师”即“成周八师”。
这是周公在洛阳所建的庞大兵力。
并且从上面有关的金文看，这八师都是用来作东征南讨之用的。
我们不难想见，这一庞大兵团，正是周公及成康们由西向东向南以封建伸张势力的武装力量。并且在封建时的一件大事，即是由王室的力量为被封者筑一个坚固的城，以作封国的根据地。这是由前面的材料中很容易看出来的。
（四）材料的大部分都说明封建的是周室的兄弟子侄。而（5）中提出“文之昭”、“武之穆”，这分明是按照宗法的排列次序以为封建的根据。对周公诸子的受封，而只称“周公之胤”，因昭穆是庙里继承王位的大宗的次序；周公奉还王位后，不能在周庙中序昭穆。封建的目的便在屏藩周室。封建的纽带便是宗法的亲亲。在被封各国中，以鲁最为优渥；这固然因周公曾居王位，且功勋最大。但（7）“于周为睦”，也是重大的因素。（9）说明了分封异姓的情形。由此可以了解异姓之所以受封，皆系姻娅（后代之所谓外戚）的关系，依然是顺着亲亲的精神，将宗法加以扩大。异姓受封各国的内部，也会按照宗法以树立统治的骨干。周因政治道德的要求而存唐虞夏商之后的“三恪”，里面还是加上了一层姻娅关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左传·僖公九年》，会于葵丘，周王使宰孔赐齐桓公胙（祭肉），宰孔致辞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以舅称齐桓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晋文公朝王于河阳，王命晋侯为“侯伯”，其命辞中谓“王谓叔父，敬服王命”，这是以叔父称晋文公。周的封建，便是由分封的伯叔兄弟甥舅各国，构成了当时的所谓“中国”。《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荡》“女炰烋于中国”，“内奰于中国”，《桑柔》“哀恫中国”，当时的所谓“中国”，是有具体内容的。夹在“中国”中间的若干夷狄戎狄，到春秋之末，大体都被消灭、同化了。其中当然还有只奉周室正朔，而其立国远在武王克殷之前，并非出于周室封建的古国；但在“中国”范围之内，也渐为周室封建的国家消灭了。从（6）的材料看，封建实尽到了屏藩周室的责任。并且到了春秋之末，与封建无关的国家，只有越国。由此不难想见周公以宗法亲亲所建立的封建政治秩序，实际发生了很大很久的影响。王室权威的失坠，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女宠或因一时之忿，用戎狄以伐同姓，自己破坏了作为政治团结的基本要素——“亲亲”的关系，因而失掉了自己的屏藩，瓦解了由宗法而来的向心力。
（五）分封时由周王郑重赐予三样东西，一是土田，二是人民，三是适合于受封者身份（名位）的车服器物。“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由各种身份以确定每一组成分子在整个封建的，亦即在整个宗法的大构造运行中所应尽的义务与所应享受的权利，使能互相调和配合而不互相冲突，这是礼的最大功用，这是封建秩序的神经系统。此一由血统的身份所构成的神经系统，亦即所谓“礼”，由王室的中枢，一直伸向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这是说礼至周而最为完备；此不能仅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去看，而亦实为宗法、封建之所要求。应当从这种地方了解所谓“周文”的意义。而车服器物等等不同的礼数，实即此一神经系统的征表。所以分封乃至平日赏赐的这一类的东西，不是实用的意义，而是赋予以神圣意义的宝物。
（六）分封土田的大小，随爵位，亦即随受封者的身份而有等差。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是一致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答晋人“何故侵小”之问中有谓：“……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杜注：方千里也），列国一同（杜注：方百里也）；自是以衰（杜注：差降也）。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大焉。”由此可知孟子之言可信。当然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礼记·大学》称“有土此有人，有人此有财”，此二语可能承古代封建的情形而来的。“人”，主要是指农民而言。在理论上，土地是属于王的，耕种土地的人民，也是属于王的。
所以授土同时即授民。从前面的资料看，所授的民，即是当地的人民。从“启以商政”、“启以夏政”、“启以戎政”的因俗为治的情形看，决无把所授之民变为集体奴隶之理，且亦无此力量。前面已经提到，鲁国因殷民六族而立亳社，团结在亳社周围的是“国人”，而非奴隶。周公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因为对殷余民统治的成败，即关系于周业的成败，所以特为之作《康诰》、《酒诰》、《梓材》。在《康诰》中教康叔应“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及“商耉成人”；勉以“应保殷民”，而结之以“殷民世享”。《酒诰》对周人群饮者“予其杀”，对殷臣工之沉湎于酒者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这是把殷人变成集体奴隶吗？由《康诰》的“罚蔽殷彝”的话来看，则（7）之所谓“启以商政”是可信的。除鲁因周公特殊德望以外，一切封建，皆因其旧政故俗以为治，即绝对不是将其奴隶化。周以洛阳为中心所成立的八师，有时称“成周八师”，有时称“殷八师”，可以推想组成八师的骨干是殷之遗民，即可断其绝非奴隶。对有直接敌对性的殷民是如此，对其他种族氏族亦应莫不如此。
（七）封建诸侯对周室的义务，除了奉正朔及按时朝聘述职之外，在非常时固然有为王室征伐城戍等义务；但如（8）所说，平时只供应四时祭祀之需，可以说是负担很轻的。王室与各封建侯国的关系，虽然较周以前的王朝加紧了；但若以“集权”与“分权”为权力分配的标准的话，封建政治可以说是两级分权的政治。王室把某一土地人民分封出去了，统治的权力也便分出去了，连对王畿之内的采邑，也是一样。诸侯把受封的土地人民，按照宗法的要求，分给卿大夫以作食邑之后，被分的食邑的统治权，也便分给卿大夫了，所以卿大夫也有家臣，有邑宰，便是这种原因。当然诸侯对外可以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卿大夫则否。所以王室内的卿大夫及诸侯内的卿大夫，常与王室及所属的诸侯，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活动。因此，诸侯对其卿大夫的权力，远超过天子对诸侯的权力。
（八）因为封建的骨干是宗法，宗法虽然要由嫡庶亲疏长幼以决定身份的尊卑贵贱，但它的基本精神还是“亲亲”。所以由天子以下逮于大夫士的上下关系，不是直接通过政治的权威来控制，而是以“礼乐”来加以维持。礼所定的，“分”虽然很严，但是由礼所发出的要求，是通过行为的艺术化，亦即通过所谓“文饰”，加以实现，这便大大缓和了政治上下关系的尖锐对立的性格。春秋时代，朝聘会同之间，彼此意志的沟通，及某种要求的表达，常不诉之语言的直接陈述，而只通过歌诗的方式以微见其意，即《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所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者，也应由这种宗法所结成的政治特性去加以了解。同时，礼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敬”与“节”，所以荀子常常说“礼之敬文也”或“礼之节文也”。敬与节（节制、谦让）是对两面的要求，并非片面的要求，这便也抑制了每一统治者的统治欲望。孔子答鲁定公“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的问答以“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正是这种意思。所以礼是定上下之分，同时也可以通上下之情；必须从这两方面来把握，始能把握到礼在政治上的基本意义。由周初到春秋时代，礼乐是并行的。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在礼乐中可以保持伯叔兄弟甥舅间的血统感情，所以在上面的材料中，他们相互间的集会，都实现或要求一种亲族间所流露出的情感的气氛。统治阶级相互间的要求是如此，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的人民，也是希望在礼乐之教中达成统治的目的。孔子主张“齐之以礼”（《论语》），是有历史的根源的。《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民知有辟（公布的刑法条文），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郑其败乎……”（子产）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民是以能尊其贵；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上面两个故事，实系历史转变的一大关键。周制中未尝不用刑，但其重点则是礼。晋铸刑鼎后未尝不尊贵，但这不是由宗法礼制中的尊贵。平日之民，乃受宗法礼制中的规范，民的休戚，在贵族手上的礼。今铸刑鼎，民的休戚，在刑法条文所铸的鼎上。不从这种历史根源的地方，便不能了解叔向和孔子为什么有这种反对的意见。周初时的原始宗教已开始衰退，但西周时对祖宗的祭祀，在政治行事中，始终保持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一切重大的政治行为及贵宾的宴飨，都是在宗庙中实行。甚至贵重的客人，也使其住在宗庙之内；这不是宗教的意义，而是要使大家在祭祀与宗庙中，保持住宗法的“本支百世”的感觉，以维持精神团结、政治团结的意识。周天子的所居地称为“宗周”，诸侯的所居地称为“宗国”，卿大夫的所居地称为“宗邑”，皆由此而来。总结一句，宗法的亲亲是周的封建政治的骨髓。以孝悌、礼让、仁爱为基底的道德要求，都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周的政治，较之后世特富于人道的意味，也是以“亲亲”为根源所发展出来的。考古上所发掘的殷贵族的墓葬，常有大批的殉葬者。但近年大量发掘出的周代墓葬，便几乎可以说没有这种现象，也正是说明了殷周之际的精神上的大转变。此一骨髓的枯竭，便使封建精神归于破灭。
[1]
西周金文“师”皆作“
”。
形成宗法贵族统治的直接支柱，形成封建政治的武力基础，并有力量对宗法贵族发生反抗、制约的，则有不容忽视的所谓“国人”阶级的存在。以下对此试加以探索。
“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此段玉裁说）。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或者，竟内之封；国者，郊内之都也。《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注，‘城内也’……《国语·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注，‘郊以内也’。”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国人”，乃住在都邑之内，及都邑近郊之人。在《左传》、《国语》称为“国人”的，乃所以别于居于鄙野的农民。《左传》称“国人”者约有八十次左右；此外，有的只称“国”，有的只称“人”，有的只称“众”，而实皆指的是“国人”。“民”的范围，较“国人”为广；然有的称“民”时，亦指的是“国人”。凡称到国人时，不仅都与政治、军事直接有关；而且对政治军事，在最后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使当时的统治者，不能不时时考虑到对国人的争取。“国人”的自身，也时时发生主动性的作用。《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左传·襄公三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国人可以直接批评政治。甚至可以这样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政治上层的激烈活动是诸侯、卿大夫，而在上层的下面，激荡着一股强大的激流的则是国人。现简抄若干材料如下：
（1）《左传·文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2）《左传·僖公十五年》：十月一日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晋侯被俘后，“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按指国人）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始作爰田。”（《左氏会笺》：服虔、孔晃皆云，爰，易也……《晋语》作辕田。贾侍中云，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疆界也。）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颓叔桃子以狄师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国人纳之。”
（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人伐卫，“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中”。“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
（5）《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
（6）《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文公即位。”
（7）《左传·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
（8）《左传·宣公十三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
（9）《左传·成公十三年》：曹宣公随晋侯伐秦，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杜注：子臧，公子欣时）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杜注：成公，负刍）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10）《左传·成公十五年》：宋华元出奔晋，“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率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按《左传》记“以靖国人”者凡五见）
（11）《左传·襄公十年》：“……故（郑）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子产闻盗……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
帅国人助之……盗众尽死。”
（12）《左传·襄公十六年》：宋“……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
（13）《左传·襄公十九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14）《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宁子出居于郊……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
（1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庆封“使卢蒲嫳率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
（16）《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
（1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
（18）《左传·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冬十二月……郊公奔齐。”
（19）《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乌存率国人逐之。”
（20）《左传·定公八年》，晋师盟卫侯于鄟泽，辱卫侯。“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杜注：欲以激怒国人也）……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
（21）《左传·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晋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
（22）《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杜注：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也。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
（23）《左传·哀公十一年》：“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杜注：封内之田悉赋税之也）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
（24）《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哀公立以为夫人，“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按此为鲁哀公不没于鲁之张本）。
现在要进一步了解的，住在都邑及近郊的构成分子——国人，是些什么人呢？首先，国人与统治贵族之间，可能保有由氏族社会下来的疏远血统；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没落的宗法贵族而来。但决非当时宗法贵族直接结构中的一部分。上引材料（5）的“穆襄之族”和“国人”，是二而非一。（9）将从子臧出亡的国人，若是子臧的族人，便不会使曹成公惧而告罪。（15）卢蒲嫳所率的甲，及助他的国人，也是二而非一。（21）荀跞等三人奉晋公以攻范氏、中行氏而不克，这是没有国人参加战争。等到范氏、中行氏伐晋公而激起国人“助公”，故得以击败范氏、中行氏。由此亦可证明国人不是宗法贵族结构中的一部分。
其次，国人是当时军事力量的基础。但并非专以战争为业的人。从（1）看，国人作战时的甲，是临时授受的。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十四《邱甲田赋论》，也主张“甲仗兵器，皆出自上”。而当时的贵族，自王、诸侯，以至卿大夫，有经常直接掌握的甲乘，以为对内自卫，及动员时的军事的骨干；（11）子产的兵车十七乘，即其一例。因此，不能援《国语·齐语》“士乡十五”，认定“国人”即是“士”。也不能认为士即是战士。我把《左传》中的所谓士，约略考查过，在用法上大概可分为四种不同的性质。一是“卿士”连词时，可以指各种身份的贵族。二是指在贵族中有固定低级职位的人。此一意味的士，可以由国人充任，但并非即是国人。三是指作战时的全体战士。在全体战士中，有一小部分是贵族平日所养的固定战士；但在国与国的战役中，更多的是由动员“国人”而来的战士。此时的国人皆可称为士，但只是战时的称呼，不是平时的称呼。四是据我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一文中的考查，士原是农民中的精壮分子。但到了春秋中期，渐渐出现了独立而带有流动性的士的阶级，如《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士可以随骤施而多聚，即可知此种士不固定于某一卿大夫集团，且亦不再束缚于固定职业之上而系独立的，因而也可以随待遇的好坏而自由流动的士。士在演变过程中当然构成国人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的地位，在早期是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到了晚期，因没落贵族的流入而不断扩大，并在性格上渐转变为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论语》上的所谓“士”，便属于这种性格。其次：由（2）（22）（23），而知国人与“田”有密切的关系，可知住在都邑及近郊的农民，是构成国人重要的一部分。（2）的“爰田”，依服、贾的解释，是“赏众以田，易疆界也”；可知构成国人的农民，其田土原有一定的疆界。按《孟子》“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国人中的农民，不负耕种公田之责，而仅纳十一之赋。这是不同于井田制的。又其次：由（20）而可知工商业者是住于国中而构成国人的另一部分。综括言之，国人是由士、自由农民及工商业者三部分所构成的，有似于古希腊时代城邦的自由民。
上面有关国人问题的考查，都是春秋时代的材料。春秋时代的国人，是否可通于西周时代呢？我的看法，构成国人一部分的士，西周与春秋时代，在性质上有较大的演变。但国人这一阶层的存在，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则春秋时代，正是承自西周，而为西周开国立国的基础。《国语·周语》一国人居厉王于彘的故事，即其显例。再推而上之，公刘的迁豳，太王的迁岐下，必有“国人”阶级随其俱迁；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亦必扩大了此一国人阶级，因而扩大了他们的武力基础。这是古代社会中保有政治自由权利的自由民，也是古代社会政治的直接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