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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一切好听的口号名词，皆运用作为营私植党的工具。于是任何外来医药，纵十分对症，也常化为反对物，而增加病人的苦痛。所以我提出反省的口号，意欲使任何办法，先要在提办法人的生命内部生根，再从生命的内部流露出来，发乎其所不容自已，以为救亡图存求得一个切实的起点。但此意了解者甚少，爰将日本出隆氏的《希腊人的政治与思想》一文，择要译出，以供参证，而改为今名。
——译者
前四世纪以后，希腊各国衰退的原因，正如一般历史家所容易体察得出的，确是原于培罗波尼萨斯（Pelopomeesan）战役的结果，或者是其延长。在前世纪末，雅典与斯巴达亘三十年的争霸战，全希腊诸国，不问其高兴与否，皆卷入于漩涡之中。站在战败的雅典方面的各国，固然陷入于疲劳困惫的深渊；即使是站在战胜的斯巴达方面的各国，也就是全希腊各国，亦莫不如此。田园荒废涸竭。一切生产机能，皆消耗于破坏战争，忘记了建设生产之道。须要打开这种经济难局的各国政治指导者，多半是因战争而发迹的老粗。他们对于和平建设的工作既不内行，并且也没有兴趣，没有这种理解。比这更坏的情况是因长期的战乱，希腊人产生了职业的佣兵阶级。他们没有自己的祖国，仅陶醉于冒险的成功，而被雇佣于各国。并且他们为满足私利起见，组织徒党，遇事动辄诉之武力，只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使因先前的争霸战而陷于困穷紊乱的希腊诸国，益沉沦于阴惨之境。在希腊内部继续纷扰的期间，对于再从东方出现在地中海上的波斯军，再不能作有效的防御，只得屈辱媾和。对于从西方来的迦太基和意大利新兴势力的威胁，亦皆束手无策。此时虽亦有全希腊联合起来之声，但毫无实际。结果终被蹂躏于由半岛南下的马基顿人马蹄之下。希腊人自己挖掘了国家自由的坟墓。
但是各国内部政党之争，较各国间相互之争更为可怕。一般的说，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政界，总是附带有某种程度的党争的。但像前四世纪希腊各国那样的激烈而且频繁，则属少见。并且这也不自前四世纪开始。前五世纪雅典的史家修西提提斯（Thucydides）在培罗波尼萨斯战役的发端，已经目击心伤。据他的记录，“希腊任何国家，其民主党的领袖，皆与雅典相结托。而贵族党的领袖，则皆与斯巴达相依附。疯狂的互争私利，伤害敌党。平时因生活安定，人皆以高尚的动机，处理自己的生活。及至生活因战争而失去安定，人性乃常常迎合同化于当时流俗之中，道德的国家的所认为善的诸德的本意，随便加以曲解利用。逞血气者称为忠勇，老成者认为懦夫，姣媚者誉为有节度。无所不知，即一事不行之别名。强暴者视为大丈夫；专做坏事的人，才可得到赞赏。只要是自己的党徒，则可不依任何法律。为了自己的党徒，即可不问任何理由。连结党徒的纽带，常靠血缘的关系。联结党徒的誓约，早已不是神的法典，而是做坏事的计谋。要之不诚实者，较之诚实者，被认为聪明伶俐，获得信用。因之人耻正直而夸虚伪。……”
像这样对于德的曲解滥用，才是当时苏格拉底常常向市民讯问“诸德是什么”的根本原因，也是努力要使诸德归统于一的根本原因。修西提提斯认为这种道德观念的紊乱与违法乱纪的跋扈原因，在于他们争权夺利的欲情，在于党人热中争夺的根性。他曾经这样说：“民主党以平民大众的政治平等为标语，贵族党则夸耀优者（贵族）识见的高明。口里都说是为公众利益而努力，实际则都是为党利私欲而努力。任何党人，皆是为私欲私情而奔竞。正义公益，根本不在他们的眼里。规律他们行动的法，常常出于他们的肆意。他们对于神，不是虔敬而是利用。并且越利用得巧妙，越被人赞赏。因之不属于任何一党的中立市民，或被嫌恶，或被猜疑，由两方共同加以消灭。”
到前四世纪以后，据当时史家色诺封（Xonophon）所说，三百九十二年，当柯林特的祭神之日，民主党徒，在神像之间、祭坛之前，乃至各神宫之内，杀了许多逃集到这里来的贵族党。更据雅典的政论家爱塞克拉提斯（Isakrates）所传，阿哥斯在三百七十年，属于贵族党的市民一千五百人，皆被杀于反对党之手。而二十五年之后，“敌人已经没有了，乃开始同志间的残杀。市民中的最知名的人，以及富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并且他们杀自己的同志，较之杀敌人感到更大的快乐。”更据他说，“在培罗波尼萨斯各国，市民们也是互相猜疑、互相嫌恶。较之怕敌国人，更为过于怕自己的市民。因之这些人，一方面都是属于同一的都市国家（Poles，以下称为国家者，皆系此意）；但彼此之间，不采同心协力，相扶相助的办法，而采孤立无援的办法。有钱的人不分财济急，宁愿投之于海。贫者则根本不事生产，专去盗窃夺取富者的财物。在神的祭坛上，若不自愿作神圣的牺牲，则市民之间，立刻把他捉在那里血祭。现在从一个国家放逐出来的数目，比过去从各个国家放逐出来的总数，还超过很远。”夸耀文化优越的雅典，入第四世纪以后，除杀了苏格拉底以外，似乎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血腥。但贵族党与民主党的相克，在战争前即已存在。及贵族党三十人革命失败以后，益堕于恶劣的对立状态，以延及第四世纪。尤其是雅典因战败与愚民政治而来的经济困穷，随党派的对立而益加激化增长。
这样一来，全希腊的任何都市，已经不再是他们父祖时代那样小而团结的协同和合的国家。若是以柏拉图“国家”或“法律”上的话来表现，即是每一希腊的都市，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都市国家，乃是“多数国中的多数国”。在同一城壁之内，集结着互相敌对的贫者之国（民主党）与富者之国（寡头贵族）；并且是集结着党中有党、相猜相斗的无数的国。不论所谓民主政治、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治，皆不能称为真正的政治，而全为党人的霸道。
想从上面那样卖国的亡国的党派斗争中，救出他们的国家，乃至全希腊，到底该怎样办才好呢？前述的史家政论家，认为政治紊乱，与党派斗争的根本原因，系由于父祖相传的国家观念之失坠，因而加以批评、加以警告。哲人柏拉图，也为了祖国，为了全希腊，很叹息忧虑这一点。他早就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一切都不按照父祖时代的法律习惯去做，原来的良风美俗，堕地无余。因之，国政的改革益为困难，几至于绝望。但问题是在还有没有方法把已经失坠的东西依然收拾起来，回到父祖的时代呢？
这些思想家都认为在父祖时代所有，而现在所失去的，是希腊民族所固有的，由城市国家这种小协同体所产生的，一种“协同感情”。或者可以说是这种感情所保有的良风美俗。这是他们当击破波斯大军时代，尚依然残存的国家意识。这是他们同祖先、同传统、同祭祀、同语言风俗习惯，而住于同一街道的人们，生活结合于同一国家的秩序之内，所感到的一种“同类感情”。这是他们因为感到都是同一街道，同是市民（即国民），而发生的相亲相爱的融和感情。柏拉图在他的《对话篇》里，作为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所说的神话说：与神最亲近的人间，恐因野兽等的袭击，至有种族灭亡之祸，遂相集而建设国家。但因不知道过国家生活的方法，互为不正当的行为，反迫近于沦胥之域。宙斯神（Zeus）为拯救人类，乃派赫默斯神（Hermas）到人间，与国家以秩序，把成为人间互相亲爱的善者aidos（羞耻敬畏）与dike（正义的裁判）给与人间。并且不是把这些善给与国家内特殊的人，而系使其成为一切市民所有。此一神话中所说的敬畏与正义，正表现出国家的协同感的道德内容。其浸润于每一市民内心的深处，恰似往昔由神所给与的一样，以某种原始的权威，活动于各人之中的超个人的全体感情。这里的所谓敬畏与正义的感情，正所以使各成员能互相融和，使国家能得到和平与秩序的原动力。
上面那种感情，就各人相互亲爱敬畏的关系而言，则发展为市民相互间的胞与之感。就国家而言，则发展而为爱国心，或正义感。希腊各国，亘古以来所行的法习nomos（法律习惯），实不外于在国家里所自然发生的习行，因而成为国家生活，道德生活的一种规则。这种法习，对于生在这些国家里的国民，是当作由神所定的法，赋有绝对的权威，毫无保留的、衷心加以接受奉行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单纯。但后来的思想家们，都想望这是父祖时代的良风美俗。然而普克来斯（Pricles）的和平时代一经过去以后，苏格拉底、修西提提斯、柏拉图及爱塞克拉提斯们相继所目击的希腊，则是父祖所传来的良风美俗，完全消失；道德颓废，政治紊乱，日甚一日。终于在柏拉图死后不到十年，当马其顿军南下之际，雅典的爱国者提摩斯西尼斯（Demosthenes），不论以如何的雄辩，赞美父祖时代的伟业，以图唤起雅典市民的爱国心，但终不能给雅典市民，乃至其他的希腊人民以任何鼓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希腊各国政界的紊乱，以至各国的灭亡，确是由于爱国心的弛缓失坠。但修西提提斯、柏拉图们，不是想把波斯战争时代依然存在的祖国之爱，再度提出，而事实上怎样也不能生效吗？我们所应该想起的，便是雅典乃至其他城市的党人们，很快地便把爱国心来作党争的工具。尤其是我们应该想起的，希腊的所谓爱国心，是一种小的（城市国家）的产物。这种爱国心的狭隘性质，一面激化了同一民族内的国家之争；同时也激化了一国之内的党派相互之争。结果阻碍了迫切要求的全希腊民族的联合。
狭隘然而纯洁，从内心爱父祖之国，奉行其法习的祖国之爱，在波斯战争时代，雅典人间尚有几分存在。但是这种纯洁的心情，在通商甚广，私外国人的接触甚多，知的启蒙，已经开始的爱阿尼阿（Iania）人之间，早经很稀薄了。爱阿尼阿人，觉悟到自己所祭的神，及所行的法习，并不是绝对唯一的东西。并知道住在国境对方的异国民族，也一样住的是都市。并且知道传统的王者政治，次第衰微，而变为手段高强的僭主政治，或夸耀财力智能优越的寡头政治，乃至发展而为自称代表民众要求的民主政治。于是在爱阿尼阿人之间，渐渐形成了以国家法习为相对的自然主义思想，及国与国联合的泛希腊的思想。
但辛苦击退了波斯大军的雅典，是一个启蒙落后，而富于保守的国家。不过战胜后，不能不采取民主的政治形态，并且不能采取爱阿尼阿的弱体的民主政体，而需要出现一个独裁者的普克来斯。爱阿尼阿人所已经失去，而在雅典人的血液中依然存在的国家的情感，好像正在作为祖国爱、作为爱国心，而燃烧着。但这并不是想象中的如昔日一样纯洁的爱国心情。战后的雅典，为要维持民主帝国的力量与地位，自然以国民的爱国心为必要。不过他所采的手段作法，多少系出于矜心作意。而其所提倡所奖励的，却是一种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
雅典的战胜，并不是由于贵族富豪们的寡头优者之力，而系雅典海军的功绩。并且大部分系出于下级士兵的活动。所以在形式上，须要基于大众平等的原则的政治。不过，为了作为提罗斯（Delos）联盟盟主，而维持其霸权，亦不能不联合原来的寡头优者，以提倡举国一致的祖国爱。但是战胜后政治经济的急遽变化，以及通商范围的扩大，国与国间来往的频繁，对于国家及法习的观念与行动，不能使雅典人单独保持往日那样的纯洁。尤其是因为雅典在观念上的变动落后，所以变动与反动，也特别激烈。不管善良的保守法，如何努力尊重传统的良风美俗，但原来的法习，不问善恶，都被抛弃殆尽。所谓国法者，马上被自称为有识见的优者的少数野心家，与自称为代表大众利益的煽动政治家，为维持各党势力，乃至为饱入各人的私囊的工具，而被左右于他们的掌中。并且连劝大家不要违法乱纪，应忠实于祖国、应忠实于国法的呼声，也被逆用为陷害异党，陷害私仇的口实。更因国家意识的勃兴，各种神都被视为国家的神，受国家盛大的祭祀。但连神的信仰，也供作党争之具。这种内讧状态，不曾等到普克来斯的死，早已露出了征候。至于培罗波尼萨斯战役暴发后的情形如何，则可由前面所引史家修西提提斯的话加以说明了。
在先，普克来斯的和平，虽然是独裁的，但其根底则系文化的，系在民主政治家的指导之下的。所以一切尚有道理可讲。然而现在卷入两雄相争的希腊诸国，为自己的存亡，反不能讲一句真实的话。民主党的议会辩论，及贵族党所夸的优者的识见，皆声似而实无一物。在利欲与武器之前，甚至什么话也不说。像这样沉默无言的专制政治，应该早为懂得以自己的语言（loges）说明事物的希腊的智识分子所废弃。但培罗波尼萨战役之际，竟不顾市民的愿意与否，却制定了最原始的“强者居胜”的不法之法。
这种新的原始之法，实际由普克来斯时代起，已经从所谓智者团（Sophist）得到有力的观念上的援助。因为由他们的倡导，把传统法习的绝对价值颠倒过来了。本来对于自古相传的法习所发生的纯洁绝对皈依的感情，在知性上已经开始启蒙的六世纪以后的希腊人的心中，并未完全消失。不过逐渐变稀薄了。尤其是第六世纪民主倾向发生以后，各国的法习，不断由其为政者加以变更，于是人们渐渐知道法习这种东西，可以由人去随意加以左右。更和民主倾向在同一地盘发生的“自然学”，离开了神话的，拟人观的观点，在自然（Physis）的名称之下，去探究人力所未加的真实。遂至认为真正值得称为不老不死之神者，乃系自然。真正可称为神的法者，乃系此种自然之法。从此一新兴的自然学的立场看，自然才是绝对的、必然的、客观的。而原来的法习，却系人力所造作，乃属于偶然的、相对的、肆意的。于是在由自然学所启蒙的第五世纪的人人之间，觉得父祖传来的法习，已经不是绝对的神的契约，而为人所造作的契约。因之服从旧日法习，含有为“因袭”所拘束之意义。因此而不仅自然感到此种法习价值的颠倒下降，并且智者团的人们，更加予以意识的倡导。
当他们作为国民成功之术（以辩论术为主）的教师，而议论社会及国家问题的时候，据说，是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从他们自然学的教养立场讲，倒是当然之事。他们对于愿意在现实国家内得到成功的青年们，当然拿出自然与法习的对立，因之使大家知道法习在现在是相对的，是可变的。智者团中之一曾说：“自然是强者居胜。强者之利，即是正，即是善。因之所谓法者，是强者为自己的利益所定的。”这也是从他们一般立场所演出来的结论。所有这一切，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立场看，可以说这是法向原始不法的退却。但就他本身而论，这却正确地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现状与政界的实情，而表现为巧妙的概念的方式。同时，对于互相争斗的党人，把他们因权利所作的不法不正之争，牵强附会于“自然的”概念之下，而自认为是合法的、正义的，尽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然而，面对着旧传统法习的绝对性已经动摇，而代替以一部强力的党人，以利欲为法律的时代，恐怕多数善良的雅典市民，其内心也一定和修西提提斯一样，认这为罪恶不正，而不胜其忧虑慨叹。但大家对此，却在事实下无可如何。大势所趋，不入于杨，即入于墨。他们内心里残存的国家传统的道义的感情，和利己主义的启蒙的知性，混在一起，使他们没有确定谁是谁非的理由与信心，也找不出第三条可走之路。仅有一个雅典人看出第三条路来了，但已经是不通的路。
苏格拉底从普克来斯的晚年起，已经抱有与那些史家们相同的忧虑。并且他为这个国家忧虑着：大家一面感觉其为恶与不正，一面却又无可如何。甚且说这是善、是正。于无意识，或意识之间，自己流于恶，流于不正。大家所以怙恶不悛的根本理由，据他的意见，是因为所有的政治当局与一切的国民，在其心的深处，虽然藏有判别事物善恶邪正的某种道义的感情，以之为传统的信念，但同时又蔽于心外的事物，因之缺乏了作为国民及作为国家之善与正的道理之心，和道德的理性。因此，国事万端失其依据，以至无方针、无节操地支配国家的各人。所以苏格拉底，就市民各自的魂，用他第一流的语言，加以质问；以玩味他们传统所包藏的道念（魂对于善的意识），努力诱导着魂，使其能达到真正应该具备的善。即是讯问各人所认为善的诸德（勇气、节度、虔敬、正义、智慧诸德）到底是什么？使其感到对于诸德实无所知，而引以为耻。因而知所奋励。他以为人认为不正，而偏为所诱；知道是善，而又不行；实为因为不了解德到底是什么，是对于德的无知、无自觉。这才是时代陷于不德的根源。把魂的诸善，归于一个智慧的德，这才是真正自己知道诸德，而使其成为德的自觉的实践者，行的自觉者。使诸德成为一个真正自己的魂之德，便可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不为任何事物所诱蔽的正义与自由的人。这正是“魂的慕恋”、“智慧的爱求”。而为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目的之所在。
这种智慧的爱求，是追求藏在一般市民的内心，自己认识而且念慕的道念之自觉。由他的质问，在各自的魂里所自觉的真的善，真的德，与先前自己觉得认识的东西，完全倒转过来了。当祭神的时候，先要在各自的内心，自觉其绝对的价值，对于绝对者真正忠实敬畏，然后才是真的敬畏，真的虔敬。和这一样的，一切的德，一切的法习，通过真实的自觉，由外而内的内面化。这也是价值的颠倒，好像与智者团们并无不同。但智者团在价值的相对化，价值绝对性的否认这一点上，结果放弃了价值。而苏格拉底则恢复了价值的绝对性，将价值内面化。把走向外面去的东西，拿回到真的自己。粗浅地看，好像是把融合于神及国家协同里的国民，使其成为离开了协同体的个人。而实际则系将站在神与国家外面而失掉了自己的个人，使其回到真正的自己。把神与国家，作为真正的自己。因此而发现了自觉的、国家的、道德的人。当然，苏格拉底这种自觉的真意，几乎完全不曾被人理解。尤其是这种自觉，是德的自觉。所以这是有之于己，与德同在的自觉。因此自觉马上可成为德的实践者。但这也未被一般人所理解。然此对于怙恶不迁，维持现状的一般势力而言，则劝告由德的自觉以转向实行的苏格拉底，确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人物。正因为如此，以雅典的法庭，应该把他作为“青年的毒害者”而加以排斥了。
关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此处不能详说。在这里仅提出下面的注意点。他劝人转向德的实践，并不是像普通的道学家、政治家那样，或者不问理由，或者有为而为，或颂先人之德，或倡国家之爱，以诉之于易起易落的感情；而系用谁也了解的语言，讯问普通的道理，以激励随道理之自觉而为有德之行的一种实践的理论。就谁也了解的人间诸善（德），而讯问其到底是什么？即是讯问诸善的普遍的本质，更追求诸善之所以为善者，而归于一个智慧的德。这可以说是就人之所以为人，国民之所以为国民的德之实践，寻求理论的根据。恰似先前的自然学者，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以求通于一切的根本原理一样。苏氏则把对自然的理论追求的事业，移向于实践的世界。然而这个理论，并不是像智者团们作为局外者、作为外来者，去从诸法习与诸德的形式，去看诸法习诸德，因而把他看成与绝对的必然的自然不相同的一种肆意的相对的东西。却是把这些法习与诸德，归于一个绝对的普遍的德，而将此德求之于各人的魂之深处，使其作为自己的真正的善，因而自觉的实现他的主体实践的理论。这是使人不得不成为自己实现的真的善，自己生于这真的善的有德之士的力的理论。不是从外面去劝人实践的理论，而是使人自觉到德的真实，因之使人生于真实，而不能不实践其真实的理论。
不待说，这在以助产者自任，并自称为无智而爱智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把他做成一个系统的学问的形式。这只是把各人自古以来，都包藏着而又忘记掉的协同之善，重新作为真的自己，而发现之、而尊敬之的事业。仅就这一点说，较之偏于体系化，更为有益。假使以自然学的旁观的理论，很急性地加以体系化，则将有把自己再葬送于外物之虞。幸而苏格拉底很能懂得把真的自己，使其离开外面的一切，回到自由而美丽之姿的助产术。他就各人认为大体都懂得的作为国民的诸善，用谁也懂得的语言，质问其到底是什么？将诸善所以成其为善的本身，作为各人共同真正的自己，而使其产生于各人内心之中，使各人敬畏自己，离开外在的一切，来守住自己，以成为勇敢战斗的自由正义之人。
把分散为各种各样的德，把为外物所锢蔽，所恶化的德，由普通的语言，将其凝结为一个；而欲使一切的国民生活于这唯一的德，他为此而所用的有道理的言语，早经在雅典不能通用了。由他的语言而兴起的唯一的弟子柏拉图，发展了这种语言，而作成了最优异的“国家论”。然而这是他知道用直接的语言不能发生作用的结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