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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有两个基本的动力：一是向外的、向自然的追求；一是向内的、向人类自身的反省。向外追求，在开始固然是满足求知的欲望，但归结还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知识的科学”，自然会发展为“应用的科学”。可是当人类的问题，发生于人类自己的本身，并不能由外在的因素以及传统的习惯观念加以解决时，于是只有在反省的过程中，从自己本身去找出问题的根源，恢复心与物、人与己之间新的调和，以重新安排人类自己的生活。西洋真正道德观念的建立，是正当希腊社会大动摇的时代，由苏格拉底借用“你先知道自己”的口号，以作为理性解放的标志。而东方文化，尤其是注重在以反省融和人我物我的对立，使人能在民胞物与中得到一种生活的圆满均富。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要是走着向外追求的路。所以自然科学便取得重要的地位与非常的发展，近代科学发展的顶点，便是原子问题的解决。把原子能运用在生产方面，毫无疑义地可以造成一个新的产业革命。但人类并没有因此引出新的福音，反因此而充满了原子弹以及由原子弹类推出来的杀人工具的恐怖。把原子能应用到生产，或应用到屠杀，原子能本身毫无成见，而只在于人类一念之间。所谓“一念之间”，本是属于人类自己的。但人类自己偏偏把握不住自己。于是科学最大的成就，不仅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反把问题导诱向更危险的方面去。
另一方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短短的十多年间（因为真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又演出更惨痛的一幕大战。人们在歌颂英勇壮烈的故事中，也未尝不私自嘲笑自己的愚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究竟还有十年上下比较安定的时间。而这次大战后，《大西洋宪章》，比威尔逊民族自决的口号，撕毁得更快。四年来国际上的场面，比慕尼黑协定前后，来得更为险恶紧张。现在不必讨论第三次大战会何时发生的问题。将来有智慧的历史家，一定会把苏联对东北的掠夺，波罗的海三国的消灭，捷克的政变，东欧铁幕的完成，中国国民政府的失败，都要算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事件。我们假使不拘泥于会战、决战的战争形式，而能更进一步地把握战争的本质，则第三次世界大战，早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已经开始了。人类战争的主题，大概系由少数人利益的冲突，演进为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冲突。由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冲突，演进为文化、观念异同的冲突。以文化观念为战争的主题，一方面是说明不要丝毫具体事实，即可随时随地开始战争，把战争间歇性的规律取消了；一方面说明战争的深度将无限制地扩张，使其变成为绝对性的战争。此一趋向，在目前已发展到了顶点。现在不仅是张三要打倒李四，甲国要打倒乙国的问题。而是要把被打倒的张三或李四，甲国或乙国，内部所含摄的精神生活因素——这种因素是由人类历史所集积的——彻底加以扑灭。这可以说是人类内心的冲突，要用人类自己的血来清洗。历史上只有几件特殊的惩处异教徒的情形，可以仿佛于万一，或者不能仿佛于万一。
在这一情势之下，所有的历史文化的传统价值，都压根地发生了动摇。人类再不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某一种历史文化的价值中，便可以心安理得，有恃无恐。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都成了废物，都应归于灭亡。因为这种一刀两断的情形，不是人类生活历史的事实和本质。不过有一点确毫无疑问的，就是人类现在所有的一切，必须经过新的评判，来重新确定他的地位。但二十世纪，只有若干专门知识工匠，而没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乃至宗教家、艺术家，所以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于是意识追不上事实，人类只好生活在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中，造成今日的大混乱。
真的，苏联所主导的共产国际，对于这一切，似乎已经提出了全面的答案。但在提出这一答案的本身，连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他自己。所以共产祖国的苏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统治，到现在还有几千万人的集中营。凡是因参加二次大战而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国家的苏联人们，连被希特勒所俘去的在内，都认为是危险分子；于是战事刚告结束，便开始了以这般人为对象的肃军清党。单就思想界说，则自列宁格勒的文艺作家开始，连同哲学、经济学方面，从塔斯社透露的消息，就有三次大的肃清运动。在东西两面的新民主国家中，都靠着以特工、残杀所造成的铁幕，来维系他的生存。不错，苏联所提出的答案，正在各处发生强烈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这一答案的作用，只有在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心理变态，人类精神向下转落的时候，才会发生。人类一经恢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时，这一答案便成为每一个人的梦魇，非把它去掉不可。于是苏联便只好靠特务、阴谋、封锁、流放、残杀的种种方法，使人类不能恢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以防止其答案的搁浅。可是，人类毕竟不能永久在变态中生存的。所以苏联的答案，也和原子弹一样的，只有把问题诱导向更危险的方面去。
可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苏联提出的答案的合理与否；因为完全合理的答案，正是人类永远不断追求的目标，上帝也未必把他一口气提出。假使苏联承认他的答案不过是答案中之一，在他的答案以外，还承认可能有其他的答案，则未始不可以提供人类在追求探索过程中的一个有力参考。问题的严重性，是在苏联一口咬定他所提出的东西，乃是上天下地唯一无二的东西。除此以外，不仅不准许人类有第二种的东西，并且也不准许人类去想第二种的东西。于是人类短短的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就这样地被苏联宣告结束。以结束人类文化活动，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自然会使人类的问题更加严重，更趋恶化。
单就中国来说，真是这一时代中最大的牺牲者。国民党削平军阀，领导抗战，曾经表现了他的力量，也有了他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国际的指令，曾两度屈服于三民主义之下，以伪装求得生存。但抗战胜利不到四年，却形移势易，土崩瓦解。大家好像坐在太平轮上的船客，午梦未回，而轰然一声，全船覆没，连追问原因的时间也没有。眼看着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很可能完全陷于铁幕之中。这真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面对着这样的大事，还不能够引发国民党人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国民党的没落，正表现为反省精神的失坠。试与任何曾经或正在为国家负责的国民党人，谈论此一事件，立可发现他们会提出许多失败的原因，而他本人却似毫无关涉。你若反问在他责任以内的事情怎样，他便毫无犹豫地说出这是制度问题、信任问题、权力问题、旁人牵制问题、社会环境问题等等。总之，他尽管弄得一败涂地或成绩毫无，而他本人却俯仰之间，并无愧怍。只有有灵魂的东西，才能照见自己。国民党人只能照见他人，而不能照见自己，这是说明国民党的灵魂，早已遗弃这一群而他去了。
可是由国民党没落所造成的灾难，并不是单单落在国民党人的身上，而是落在全中国的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是尊重理性、追求真理、反抗压迫的一种标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仅仅有所否定，同时必须有所肯定，有所承当。所以他的态度，总是明确勇敢的。但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手上，却暧昧模糊，卑怯愚暗，成为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的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情感上厌恶国民党，内心里害怕共产党。在厌与怕之间，永远想不出，甚至根本没有想自己应该走、可以走的路。于是大部分人缩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避开这一与历史文化性命相关的问题而绝口不谈，抹煞自己是非之心而不敢用。一部分则以小丑的姿态，混在啦啦队里，明勾暗搭，抹煞自己羞恶之心而不敢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于他赞不赞成共产党，而在于他不敢认真地考虑他自己到底应该赞成共产党或反对共产党。你不谈这一问题，共产党来了，不许你不谈。你想向共产党投机，共产党来了，却不许你投机。世界上有避开时代正面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吗？有想向极权主义投机的自由主义者吗？这真是自由主义者的耻辱。所以中国悲剧的形成，国民党负了很大的责任；而一般知识分子，又何能把责任推托得干干净净？
于是又有若干知识分子说：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有毛病，所以害得大家这样苦。他如此一说，便把责任推到几千或几百年以前的死人身上去了。这里不打算讨论这个复杂问题，只想指出，在政府和学校里，负重要责任的，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洋学生、洋博士。尤其是这几年受美国教育的洋学生、洋博士，更特别走红。我们不愿因为这些洋货，把国家弄坏了，而一口说西洋文化、美国文化，要负中国当前局势的责任。为什么可以一口咬定中国文化，要负中国当前局势的责任？即此一端，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之缺乏反省精神。
归结起来说，世界的混乱，中国的悲剧，主要原因，是人类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因而控制不了科学的成果，控制不了冲动的暴力，控制不了卑鄙的自私。解铃还是系铃人，大家——尤其是负文化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的歧途，针对此一歧途而作更大更深的反省。在反省中，恢复人类理性的尊严，恢复人类理智的作用，以衡断当前复杂的情形，控制当前横决的暴力，挽救人类自己所造成的厄运。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危机，都是由人类思想的反省，而产生各种各样伟大的思想家，发生各种各样伟大的思想运动，终于使人类从自己所掘的陷阱中得救。世界如此，中国更应该如此。不然，则一旦极权主义的铁幕，整个地压坠下来，便连反省和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虽然这毕竟是抑压不下去的，但目前的时间，总是非常可贵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