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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自然科学，在今日专系着眼于充实国防；在过去则历代内阁，都视为发达产业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共行的政策。但不论以国防为主，或以产业为主，皆仅注重于科学的应用，而不注重科学理论的开发。爱真实，爱善美，不以任何实用目的为前提，而只以纯粹知识，为人类最崇高的活动，像这样抱有科学之爱的古典希腊精神，多为东洋思想所不了解。今日教育当局，以知识偏重为戒的里面，无疑地含有排斥西洋思想，振兴东洋思想之意。虽奖励自然科学，但其目的仅在于应用，仅希望能有许多可直接利用于军备与产业的发明。至于涵养爱真实的心，以使其含咀于求知之乐，则全非意想所及。但，在今日高度进步的科学中，若缺少深的理论根底，与广的知识展望，即难期有独创的发明和重要的发见。工学要求有工业大学，在那里教授理化学和高等数学。综合大学的工学院，必须设法与农学院、医学院及理学院等作密切的提携，其原因皆在于此。制钢的研究，必由物理学者指导；空中窒素的固化，及制造毒气，必须委之于理科出身的化学家；皆其显明的实例。现在既不与理论提携，受理论之指导，即难期有重要的发明发见，所以政府不仅应奖励应用的一方面，而应在理论方面，奖励全面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乃完全出乎实际上的需要。
今日不仅政治家不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即在被称为科学家之间，真能了解科学精神者，亦不易见。本来，自己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既生而爱好科学，尊重知识，则应该能随其研究之愈加深入，而益能参自然之秘密，益能彻底于纯粹科学的精神。如此，其结果，当然会不仅拘限其知识于自己专攻的范围，而能广泛地感受一般的、统一的自然法则，更扩展而相信人类社会理性的支配，认定社会进步非倚赖真实的认识不可。以感情代理性，以信仰代知识，乃科学精神之所不许。但揆之实际，能像这样的科学家，并不很多。在自己专门研究的方面，能有显著成绩的人们，对于自己专门以外的一般事物，就完全不知道适用科学的思考。不仅忽视与科学精神完全相反的蒙昧主义的跳梁，并且在自己生活行动上，也常陷于由蒙昧主义所产生的迷信而不以为愧。若举最浅近的例，我们常常目击自称为科学家，却相信家宅的方位，或选择干支以趋避吉凶。这种人既迷信与科学实证精神不能相容的传说而不以为怪，更何能望他转其注意力于国家社会的缺憾，实证地认识此种缺憾之所由来，以讲求挽救之术？纵使他自己和旁人，都认其为科学家，但其精神却不应称为科学家，而仅系长于某一方面的技术家。只要被称为一个学者，不论其系研究如何特别的问题，亦必能洞见潜在于特殊问题背后的全自然法则的机构，在特殊中体认出普遍的道理。固然，将自然无限复杂的多样性，加以简单的单纯化，原为学术所不许。但不论如何特殊的东西，总是普遍的代表。不论如何微小的部分，也潜伏着全自然的机构。没有对于深的根本原理的洞察，和对于广的关联的展望，决不能谓为真正的科学家。今日极端普遍化的广播器，当然系源于赫兹（Hertz），但赫兹的实验，则以马克思韦尔（Maxwell）的理论为背景。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了解在特殊现象的深处，潜在有最普遍的、贯通全自然的法则。因此，能完成应用最广的重要发见。现今认为物质的最小不可分元素的数种微粒子，因其中含有巨大的能力，及极大的运动速度，遂要求适用关于统一世界空间时间的相对性理论。综合相对性理论及量子论的近代物质理论，真可谓表示最大的与最小的底统一趋向。今日尚未完全解决而成为研究焦点的宇宙线与原子核的关系，也恰是表示此一趋向。真正的科学家，不能不全般地洞察把握这种最大的与最小的底统一关联。若缺乏此种洞察力，则认真地说，其研究不能算是科学的，仍不出知识搜集乃至技术改良的境界。只有与那种理论相提携的实验研究，始能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成为此种提携的根底者，毕竟不外科学的精神。然精神不论在何种场合，必要求贯通。虽实证精神，对于自己专门以外的东西，不许妄加臆断；但在相信任何事物，皆须受法则支配，任何现象，皆为理性所贯通的合理主义之下，则科学精神不能不是贯通的。今日不应仅以技术的改良为满足，而欲能作技术改良以上的科学发见，则所要求者正是科学的精神。并且这里的所谓科学精神，必须为重视事实的实证精神，与相信全存在的法则性的合理精神的统一。
上面那种说法，并非指科学能将一切事实皆由法则演绎出来。法则虽能结合许多的事物，但其所规定者，乃事物的一般性，而不及其个别性。纵使结合法则，将其规定的内容，加以特殊化，然其特殊化的系列，到底应该比之于实数的系列，而不能达到应该比之于虚数的个别。后者对于前者，是相对的，同时又是被直观为超越有理系列的创造的统一。法则的一般性，若离开直观的事实，则仅系假定的东西。只有与当前的事实相关连，法则乃能有范畴的限定。科学精神所以必以实证精神与合理精神的两面的媒介统一为必要者，原因正在于此。然而单独的个别事实，不能成为知识。知识必须直观的个别，被限定于普遍的法则之中，然后始能成立。一般的法则，只有作为具体所实现的个别事实，此一事实乃能被人认识。个别与一般，事实与法则，相俟相依，然后能成其为知识。在这种限度内，法则性是使事实的认识成为可能的东西；因之，没有合理的精神，可以说即没有一般的知识。纵支付如何多的实验费用，以奖励自然科学的研究，但若忽略合理精神的涵养，更抑压彻底克去成心沉潜于客观事实的实证精神，阻止自由探求真实的欲望，终不能期望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涵养纯粹爱知之乐，不促进探求知识的泼剌活力，而仅奖励以应用为目的的实验研究，其结果很难超出技术改良之上。即有十分应用价值的改良技术，在科学高度进步的今日，没有深的理论根底，与广的知识展望，亦终为不可能之事。这一点，已为现时科学家本身所自觉。仅听任生来的本能，不以人为的涵养工夫为念的科学家，不知注意最有根本意义的科学精神；对于自己专门研究以外，与科学精神不兼容的种种现象，反多安之若素，这真是很大的遗憾。为政者乘此间隙，一面非难知识偏重，一方却行奖励科学的政策，而不以为怪，亦可谓为自然之事。然既轻视知识，抑压科学精神，而又奖励科学，提倡应用，这实是少见的矛盾。抑压运动精神，而欲奖励体育，嫌恶科学精神，排斥作为科学精神两契机的实证主义与合理主义，以奖励科学之研究，与加斧钺于根干，而求枝叶之繁茂，宁非相似？而容忍这种矛盾的科学家的态度，亦不可谓非憾事。
古代希腊人，除几何学以外，很少有自己创造的科学。在希腊所发达的天文学及医学等诸学科，其起源并非存于希腊人的自身，而系造端于在前的东方诸民族。但普通总认诸科学系自希腊开始，盖因为希腊人能将各先民族间所发生的特殊知识，一般地加以组织化，以阐明其支配这些知识的一贯的法理。约言之，即是希腊人虽由其他民族吸收科学知识的材料，但因为他们保有科学的组织方法，和使用这些方法的精神，所以才能成为科学的建设者。普通认为科学思想，皆导源于他的原因，亦在于此。并且他们既明了在运动变化的自然之内，有其不变的恒常的法理，而加以贯通。更进而究明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也有这种恒常法理的存在。所以政治学成为希腊科学的冠冕与精华。原来集政治学大成的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白地说过：人类生活的科学，不能求其像数学那样的精密。关于以个人自由为必然契机的伦理与政治的法理，一面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国家社会的类型的法则；一面对于保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也是规范的法则。因为这是实践所形成的规范法则，所以豫想其可能有违背的实例。加以这与社会历史的事实，是一种相对的，所以豫想其作为类型，是互相推移的。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随各统治者之数而分为三种类型；更对每一类型，分为正常的状态，与非正常的状态；即这种思想具体的典型。我们在这里，对于今日使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相对立的方法论上的特色，已经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其痕迹。随十九世纪初历史学派的抬头，阐明诸文化乃各国民所固有，乃发生发达于诸国民的历史之中。例如政治法律，也并非依照一样的理想国家的理念，像自然法那样的所造成，而系生长于国民历史生活之内，恰如国语常不由造作而生长的一样。因这种观点的发达，于是文化科学个别性的重要，更特加强调；遂至对于法则的自然科学，而特别夸张文化科学个性记述的特色，至有抹煞历史认识上所包含的法则性的倾向。所谓西南德国学派的方法论，即其适例。然即使是抱这种倾向的方法论者，也承认个别性的认识，不能不以类型的一般性为媒介。为把此一个别，从彼一个别分开，以认识其个性起见，则将此等加以比较时，必须采用矛盾对立的一般类型，以明了某一个别，更多实现了某一类型，很少实现了某一对立的类型；由此而显示此一个别与另一个别——对两种类型有相反关系的另一个别——互相对立的原因。这种类型，当然系内在地存于历史现实之中，作为在现实中所实现的东西，然后能将其发见。但同时，这种类型，又昂扬到抽象的一方面；及其极致，被纯化到所谓理念型的绝对的形态。欲明了此种纯粹型的合理的构造，就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理论目标。不以这种理论的一般性为媒介，则历史个别的认识不能成立。并且这样的类型，越属于容许个人自由较多的文化形态，则从这里所生出的背反，在现实上越含有更多的可能的规范意义。反之，越属于容许个人自由较少的社会组织，则越与自然的必然性接近。实言之，即在认为绝对离开人类作为，而表现自然一般关系的物理学上的因果法则，但如最近量子论所证明的一样，为认识的观测而作必要的实验操作时，因此可对被观测的物理系加以扰乱，以惹起其所谓不确定性。在这里，可以暗示物理学的主观性之所在。所以纵使物理学的理论，完全排除主观性的痕迹；其理论仅系物理学的自然，以数学的符号，说明自己内面的构造，无任何主观自由造作的余地；然物理学的自然，在实验操作时，以辩证法的否定为媒介，来表现自己的这一事情的本身，可以解释为主观性可能已经存在。不过物理学的主观性，不仅不属于以自由意志而活动的个人的主观；更不属于自由活动，较个人为少的社会的主观；却是完全否定恣意的自由，仅系自然通过这以表现自己的纯粹形式化的“纯粹统觉”（与康德所谓一般意识bewusstsein überhaupt同义）。所以主观性仅在客观自然的辩证法之否定中，而可以暗示其存在，不表现任何自由作为之迹。然这种自然的“否定就是肯定”，即系精神的成立；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不左右主观的所在。由此，不能不承认即使是所谓自然的因果的构造，依然含有适应于认识上主观性之极限形态的被媒介的存在的意味。所谓自然，也与历史的文化，一样属于“基体就是主体”的辩证法的世界的内容。此世界所媒介的基体的侧面，即为物质的自然。主体的侧面，则造成精神的文化历史。然而二者在辩证法的世界机构之中，都以否定为契机，而相互含有矛盾对立的反对的侧面。所以自然也是历史的，历史也不能不是自然的。具体的存在，既不是单纯的物质，也不是单纯的精神，而乃系两者否定的统一。因之，作为其媒介的综合的发展阶段，于是所谓自然与历史，遂以成立。立于两者之间，作为两契机直接合一的有机体，其所以分有两者之性质者，原因正在于此。生理学、解剖学等，一方，要求与生物学或理化学同样的一般法则性；他方，复顺着眼于民族的特性。至于临床医学，若不注意于个人的差别，即不能达治病的目的。这样想来，则虽系历史的文化科学，但其基体的侧面，却含有近于物质自然所具有的法则的构造，并不足怪。从血与土的自然的制约，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皆表示近于自然因果法则的必然性、一般性，可谓为当然之事。但是，这里的所谓自然的因果法则，如上所述，具体的既不能不与历史的文化，有比论（Analogy）相似的被媒介的构造，则这种一般法则的关系，也不能不认为应属于辩证法的世界的构造关联。没有这种构造关联的“型”的法则，则历史的文化科学，不能作为科学而成立。经济史观的历史法则，也是作为这种意味的法则，而不能不承认其对如现所述的历史基体的侧面，有其妥当性。历史的科学性，多依存于这种法则，乃虚心追求真实之士所不能否认者。然这和在历史主体侧面的文化之自由形成，并非不能相容之事。并且，这种基体的法则之认识，才真能成为创造具体精神的媒介。此一事实，在理论上，应认为系世界辩证法的统一构造上所必然。在事实上，今日政治上的一切计划，皆须受经济的制约；若忽视物质的生产社会关系，则一切精神的文化活动，几成为不可能，乃任何人所不能怀疑者。纵使限制民众的知识，隐晦社会进展的法则，但为政者自身，当政治设施之际，仍以科学知识为必要。特别是今日政府的主脑，更不能不有经济财政上的正确知识。况建立专门学者的智识协力制度，如所谓智囊团者，今日在种种形态之下，皆有其必要；乃教育上却高唱知识偏重之弊，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矛盾。今日不仅应要求自然科学者，协助国防产业的充实发展，同时也应要求文化科学者，参加自政治经济乃至国家一般的计划设施运用。更在议会方面，提高从来常识的知识水准，改为有分科知识的议会组织，亦为将来应加以考虑的问题。而在教育上却鼓吹反知主义，这当然是很明白的时代错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如批判主义方法论之所教示，原有其对立性；大体上，应当加以区别。但其对立，是从世界辩证法的构造来的。所以须要求其互相媒介，互相统一，在对立区别的半面，却显示其有比论的相似；不容许将两者完全作为个别分离的东西去看待。为政者对两者虽欲以完全相反的方法去处理，然在事实上乃绝不可能者。不过在自然科学方面，其主观性系否定地被形式化了，所以在实际应用时，科学的认识主观，另从属于从外所加的人类的意志，技术制作的目的。知识对于这种意志目的，好像“无记”似的将其主观性抽象化，所以可为任何目的所利用，看来好像知识并不规定意志。这一事实，使人认自然科学的知识为无害，故为政者加以奖励而不感任何危险。至于人文科学，则认识的主体与意志的主体，完全不能分离，不能抽象。所以意志的主体，若不委自己于存在之中，在存在之内来否定自己，则客观的妥当的认识，决不能成立。不抛弃一切的成见，很谦虚地顺应于存在，即不能达成真实的知识。然而历史的现实，并非与实践的意志，分离而存在，当与后者是互相关联的。历史不是和自然那样，离开人类的意志，由永久循环的关系所成立的存在；而系通过人类的实践，以求所欲实现的，含有向未来方向的现实。历史所以不是单纯的“有”，而是“有”与“作”俱的原因，正在于此。仅有脱离私的主观性，以实现公的主体性的实践意志，对于否定的被媒介统一的认识主观，历史的现实始能成立。在此限度内，关于历史存在的科学的认识，系与向未来的实践意志，占有相当的关系；不能与实践的意志，全无关系的，以“无记”的态度而存在。至于有人能违反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其实践的意志，采取政治野心之形；为个人目的，而歪曲历史，捏造社会事实；其原因盖因知识与实践的这种内面的相当关系，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历史社会认识的特性。为政者因此对之起危惧之念，憎恶之心，以至欲抑止其普及与发达。但他们自身的政治设施，若全不受这种知识的指导，将终无成功之望。加之，在今日复杂困难情势之下，无专门学者的协力，即不能作适宜的处置，则知识的嫌恶，结果不外政治的破产。
只有对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加以尊敬服从，然后能加以利用，这是任何人所了解的。为人类所利用的自然力，同时也很容易毁灭人类。形成现代文明动力中心的电气，若一度忽视其法则，则成为极危险的破坏物，此童孺皆知者。至关于其存在的构造，与自然有比论的相似的历史社会法则，则以老朽自任的政治家中，辄加以抹煞蔑视，妄以为人类的恣意，可以遂行而无忌，这不能不谓为可惊之事。历史在其基体的社会侧面，有很近于自然的法则性，已如前述。忽视此种法则性，或违背此种法则性，而欲规定社会历史的进行，则像自然那样的破坏性，也将发现于社会。为避免此种破坏力的爆发，使社会能遂其正常的发展，则顺应历史的法则，正视社会的动向，甚为必要。然而在自然方面，童孺皆知的道理，在历史方面，则七十岁的老政治家也忘记了。由此看来，当面的急务，岂仅不是要矫正知育偏重之弊，而是相反的更要进一步作科学知识的开发。
忽视上面那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常说知育偏重的表面理由，因为是很重视所谓西欧科学文明的破产。然而现在继承西欧科学文明，实行国家建设的国家，都是现在有势力的国家。面对这一事实，则科学文明破产的标语，不过是一句空话。科学的精神，不会亡国而能兴国的实证甚多，对此不加以承认，只是一种偏见。所谓西欧的社会危机与国际纠纷，与其谓为科学精神发展的结果，无宁相反的，是科学精神抑压窒息的结果。歪曲抑压科学的知识，但科学对象的现实并不因而消灭。要伽利略否认地球是动的，但地球依然是在运动。排斥历史的知识，但历史并不因此而停止进行。既不能由知识的杜绝，而事实随之消灭；则以信仰代知识，以传说代科学，以感情代理性，仅以信仰、传说、感情，而欲真能改变现实，支配现实，乃无俟详说而即可知其为不可能之事。
但这决不是主张科学知识万能，仅凭科学即可以完成国家历史的使命。如前所述，历史现实的个别性，不仅是由科学法则的一般性所导出的。两者一面是各相对立，而又相俟相倚，始能综合地使现实的认识成立。历史的事实，与实践的意志，既系对立，而又系互相豫想；在超越的综合过去的历史，与将来的实践的，现在绝对的统一内，历史的事实始互相关连的成立。仅有这样统一的“动即是静”，历史的实践始有可能。所谓历史认识的个别性者，既系与这种实践意志的内容，互相关连之谓；所以这是以基体之一般，与主体之个别，两者互相否定的媒介为根据，乃极易明了之事。社会的一般的科学法则，是关于其基体的侧面的规定；国民或个人的特殊性，是属于主体的侧面的规定。若忽视后者的侧面，而仅重视前者的侧面，这是非历史的、抽象的合理主义。在排斥这种公式主义的合理主义的意义上，则不能不承认历史主义和国民主义的意义。明治以来的教育，随历史的必要，完全走西洋的合理主义的路，而忘掉了东洋思想的特色，乃不可否认之事，所以必然唤起今日国民主义、历史主义的反动。但这决不能作为单纯的反动，而加以排去；却对于具体知识的成立，为不可缺的契机。国家的信仰，民族的感情，乃国民实践的意志的活力。由此而科学的知识始能主体化。所以强调科学知识之重要者，并非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宣传为知识而知识之意。乃系阐明科学知识，对于历史的实践，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作为国防产业的必需手段而被奖励的自然科学，和视为有害国民思想之统一而濒于抑压命运的文化科学，皆系同一科学精神之所产。不培养此种根本精神，则自然科学亦无发达之望。若培养此种精神，则文化科学也不能不许其兴隆。觉得有贡献于国家的仅系前者而非后者，甚且以后者为有害，这不外对科学全无所知的结果。以这样的无知，来树立国策，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有害的东西，不是文化科学的真理。若对于历史的实践是有害的，则就在这一事实的本身，已经可证明其为理论的虚伪。恰似自然科学理论之不堪实验的检证者，即不能不认其为虚伪一样。这种虚伪，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有害的。根据虚伪理论的设计，以致舰艇覆没、飞机坠落、工场锅炉破裂等例也不算少，然并不因此而将自然科学视为危险有害的东西。历史文化科学之危险有害者，亦仅为其中的谬误的理论，虚伪的认识。不过后者较之前者，偏见、成见及利害的感情等，通过实践的意志，以掣肘知识，歪曲知识，于是虚伪抽象的东西容易潜入，且不易像前者一般的，能以人为的实验，直接加以检证，所以其虚伪性未发见以前，容易使人认为他是具体的真理，因此潜伏的危险为较多，这是事实。然而就是这点，也与历史的实践，有不可离的关系，对于国家政治的设施，有更深切的关联。视这为危险，恐怕还是不外于承认其密接关系的结果。若真正理解这种认识的性格，自觉其与实践的关联，则必应当努力克去一己的成心，虚怀深入，与之合为一体，主体地加以活的运用。政治家的达识，不是嫌忌科学，而是要能自由运用科学。一面以科学的知识为媒介，一面能脱却拘于科学的公式主义，及抽象的合理主义，不存任何成心，将科学知识完全活用于自己之上。我们能达到道理以上的道理，始能达到真的道理。但这不是无视道理，而系彻底地使道理为其媒介。仅倚靠由经验所养成的常识，毕竟不能发生处理历史转换期的力量。只有以科学的知识为媒介，养成自由活用的明识达眼，顺随科学所教的必然的法则，豫见将来历史的动向，在祸乱未显著以先，即能加以消弭，始堪当处理危局之任。为政者在这种时代所最必要者，为能站在时势的先头。这仅有以科学为媒介，而且不为其所拘限，以自由活用的达识，始有可能。数次遇着不豫测的突发事变，依然不能洞见活动于社会里面的底流，岂仅不能站在时势之先，并且不能追随时势，甚至以违反时势的政策，弥缝于一时；不论其主观的企图为何，实践上不能谓其忠于国家。所以为政者的无识，才是国家最大的危险。
多年来日本教育上，发生一种反知的倾向：在科学方面，仅求应用，不重理论；仅重自然科学，忽视人文科学。哲学家田边元特著文加以评判。对应用科学与科学精神之关联，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比似”及分际，多所阐发，故译出以供参考。其中仅与日本当时局部情势有关者则从略。
译者附志三十六年七月
一九四七年八月《学原》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