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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的老师中，最古怪的莫过于他的法语老师迪克罗先生了。这位先生是日内瓦公民，是个高个的老头，皮肤灰黄，脸颊凹陷；他的头发灰白、稀疏，但很长。他穿着破旧的黑衣服，外套的肘部满是破洞，裤子也磨损了，亚麻衬衣也很脏。菲利普从未见他领子干净过。他的话很少，但上课一丝不苟，可又缺乏激情，他踏着上课点来，也一分不差地准时离去。他收取的课时费非常低廉。他平时很少吭声，菲利普所了解到的他的情况都是从别人那儿打听到的。好像他曾经和加里波第
一起参加过反对教皇的斗争，但后来他清楚地发现，他为争取自由——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做的所有努力不过是换了一种枷锁而已，于是他愤然离开了意大利。后来又不知他在政治上犯了什么罪，被驱逐出了日内瓦。菲利普看着他时有一种既困惑又吃惊的心情，因为他看上去与他的“革命思想”大相径庭：他说话声音很低，特别彬彬有礼；要是没受到别人的邀请坐下来，他就一直站着；偶尔在街上碰到菲利普，他都会摘下帽子，用一种极优雅的姿势向菲利普致意；他从不大笑，甚至也很少微笑。倘若菲利普的想象力再丰富一些，他可能会想象当年的迪克罗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一八四八年他应该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而那时，欧洲的国王们一想到他们法国兄弟的下场，就会惶惶不安地四处奔走；也许那股向往自由的浪潮正席卷欧洲，横扫挡在前面的专制主义和暴政（那些专制主义和暴政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之后的反动逆流中正在死灰复燃），在人们心中燃起更炽热的火焰。人们还可以这样想象他那时的状况：对人类平等和人权的理论充满激情，在巴黎的街垒后面探讨、争论并战斗，在米兰的奥地利骑兵前纵马飞驰，一会儿在这个地方锒铛入狱，一会儿又在那儿遭到放逐，可他总是满怀希望，被那个神奇的字眼“自由”支撑着信念；直到最后，他被疾病、饥饿、衰老所击垮。他除了给几个穷学生上上课赚点钱外，再没有别的办法维持生计了。他发现自己置身这座整洁的小镇，但小镇也正处在个人暴政的蹂躏之下，遭受践踏的程度甚于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许在他的缄默之下隐藏着对人类的蔑视，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他年轻时的伟大梦想，现在正沉迷于懒散的舒适中；或者三十年来的革命生涯已经教会了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本就不配享有自由。他认为自己用毕生精力去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不值得的。或许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只是漠然地等待死亡带给他的解脱。
有一天，菲利普带着他这个年龄通常都有的冒失劲儿，问迪克罗先生，他曾经和加里波第一起并肩战斗过这事是否是真的。那位老人似乎觉得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用跟平常一样低沉的声调，非常平静地说道：
“是的，先生。”
“他们说您参加过巴黎公社？”
“他们这么说了？我们开始上课吧？”
他把书打开，菲利普心虚地开始翻译那段他早已准备好的课文。
一天，迪克罗先生似乎疼痛难忍，到菲利普房间的那几级楼梯爬得十分吃力，一进了菲利普的房间，就一屁股坐了下来，脸色蜡黄，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想缓缓劲儿。
“我想您是病了。”菲利普说。
“不碍事。”
但是菲利普看出他很痛苦，等上完课，菲利普问他是否要歇几天，直到身体好些了再上课。
“不用，”老人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身体还行，还可以继续教下去。”
菲利普在不得不提到有关钱的事时，就有一种病态的紧张，这会儿他的脸涨得通红。
“但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他说道，“我一样会付给您课酬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就提前把下周的钱给您。”
迪克罗先生每小时的课时费是十八便士。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十马克的硬币，很不好意思地放在了桌上。他无法把钱送到老人手里，那样显得老人像个乞丐似的。
“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还是等我身体好些了再来吧。”他拿起那枚硬币，然后还是同往常告辞时一样，向菲利普优雅地鞠了一躬，就走了出去。
“再见，先生。”
菲利普隐隐地感到有些失落。想到自己慷慨的举动，他以为迪克罗先生会感激涕零。他有点吃惊地发现这位老教师接受了这份礼物，就好像那是他应得的。他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受惠者知恩报答的心理，要比施惠者施恩图报的心理要淡薄得多。迪克罗先生五六天后又露面了，他步履蹒跚，看上去很虚弱，但是似乎已经从一场大病中慢慢恢复了过来。他还是那么沉默寡言，还是那么神秘、孤僻和邋遢。直到上完课，他才提到自己生的这场病。然后，就在他走到门边，把门打开，打算离开的时候，又停下了脚步。他犹豫着，好像有什么难以说出口的话。
“如果不是你给我的那点钱，我可能早就饿死了。我全靠那点钱挺过了这些天。”
他庄重而又有些讨好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出了门。菲利普觉得喉头有些哽咽。他似乎多少有点明白了，这位老人在无望的凄苦中挣扎着。当菲利普自己觉得生活无限美好时，生活对这位老人而言是多么艰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