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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想改变时，命运便随之改变。当思维习惯与欲求取得一致时，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样，可以去做我们愿去做的。
“决定最终命运的因素潜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自己才是那真正的决定者。”
早在亨利·欧文去世之前，医生就警告他不能再参演戏剧《马铃之声》，因为那样对他的心脏刺激太大。在许多年里对亨利的人生起重要作用的爱伦·特里在自传中提到他：
每次听到马铃声响，他心跳的速度几乎要让他丧命。有时即使铃没响，他的脸色也会变得惨白。这就是想象力在身体上发挥的作用。他在戏中扮演的马提亚（一个强健男人）之死，不同于他在其他所有戏剧中的死亡方式。他确实几乎死掉了——他想象着在这样恐怖紧张气氛中的死亡。他眼睛向上翻着，脸色灰白，四肢冰冷。
毫无疑问，亨利没有理睬伍尔弗汉普顿医生起初对他的告诫，在布拉福德演出了《马铃之声》后，他的心脏的确难以承受巨大的负荷。最终，在最后一次演出“马提亚之死”那天，亨利离开了人世。
去世当晚，医生认定他死于整场演出过程。巨大的工作热情和观众们的热烈支持给了他过多的鼓励和刺激，以致他最终死亡。
对于演员来说，他们都有着一种非常普遍的体验，那就是对演出的热情和来自观众的反应的刺激往往使他们忘却病痛，甚至使原有的疾病治愈。
据爱德华·H.萨森说，他一站上舞台就会感受到大脑活跃性的大幅度提升，并且这种感觉是与身体的兴奋同时产生的。萨森说：“甚至我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让人激动万分的。疲惫被抛在舞台之外。当我演出时我会忘记所有病痛，否则，我老早就在接受医治了。”著名演讲家、杰出的牧师和优秀的歌手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这种不论演员是否喜欢都可以激发他最大能量的“必须”足以战胜和克服一般的病痛。不知怎么的，当我们感到很多努力都不可能成功时，当危机出现、灾难降临时，当不得不做某事时，我们体内会有一种力量出来响应这些需求从而使我们获得拯救，使我们做成原先不可能做成的事。
很少见到歌手或演员自愿放弃演出，哪怕只是一个晚上。但当他们真的下班或休假时，就很容易生病或感到不适。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生不起病。一个演员说过：“我们之所以不生病是因为它实在太奢侈了，我们负担不起。对我们而言，不生病是一种‘必须’的情况。虽然一旦我回到家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也会很容易像别人那样感受身体不舒服，但我事实上从没有那样过，因为对我而言那是不必要的。说意志力是最好的补药的人绝不是信口开河，对此，从事戏剧工作的人都深信不疑。”
我认识一个长期受风湿症困扰的演员，即便是用手杖，让他走完从旅馆到剧院的仅仅两条街的路程都是异常困难的。然而，他一听到自己的演出信号，就会完全忘记身上先前的病痛、满怀激情且非常轻松地走上舞台。强大的表演欲使他在整个演出中彻底忽视了身上的疼痛。疼痛被另外的思想和激情所掩盖，但仅仅是暂时的。演出一结束，他又会回到原先的状态。
格兰特将军在托克斯时正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但当他得知对手升起了休战旗准备投降时，极度的兴奋竟然使他完全忘记了疼痛，尽管只是那么一小会儿。
旧金山大地震的消息刺激好了一个因患麻痹症而跛行了近十五年的人。还有很多人也在被一些突如其来的消息刺激后痊愈了。许多长期不能行动，甚至不能自理的人在危险来临、形势严峻时竟能够表现得如同特洛伊一般将孩子和生活用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除非尝试，否则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承受力有多强。许多感情脆弱的母亲认为如果孩子死了她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但当她埋葬了她的丈夫和家庭最后一个成员，当她知道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时，她依然有勇气承受这所有的一切，像从前一样生活。必要时，我们内心深处的力量会被激发出来。
胆小的女孩常常会在想到一些致命事件时被吓得发抖，但她却有胆量毫无怨言地在必要时穿越黑暗的深谷。我们需要用坚强的毅力来面对各种各样不可避免的危险。敏感脆弱的女人们会在深知手术可能置她于死地的情况下毅然怀着巨大的勇气走上手术台。但同样这些人也有可能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支持不住以致崩溃，因为她们不知道将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危机，危险始终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想象力容易受制于恐惧感从而最终使我们变得怯懦。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难以忍受针刺的痛苦，也很少能够在不用麻醉剂的情况下拔牙或动手术。然而，当他在远离文明世界的地方意外被砍伤时，他便能够忍受那种在家时无法忍受的痛苦，并非不再畏惧。
我见过许多在战火中牺牲的坚强的人们，他们面对死亡时没有流露过丝毫的恐惧。有一种内在于我们的力量，它使我们在灾难面前相互团结，使我们能战胜任何危险。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内在的神性。勇敢的消防员即使发现逃生工具毁坏也决不会退缩。最后的绳索已经烧毁，最后的梯子也化为灰烬，而他们依然坚守在燃烧着火焰的100米高的塔顶。即便是塔顶燃起熊熊大火，他们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退却和畏惧。
据说在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的枯木镇，在电话、铁路和电报通信还没有建立之前，人们不得不走上百里的路去看病。因此，看病的代价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于是那里的人们学会了自我依赖，除非遇到很大的危险，他们不会去看医生。有很多的大家庭竟然从没有请过医生。当我问他们有没有生过病时，他们说：“我们从不生病，因为我们必须健康。我们看不起病，并且即使赶那么远的路去看医生，生病的人也很有可能早就死在途中了。”
最为不幸的是，那种我们称之为“更高文明”的东西恰恰打击了我们对自身的疾病抵抗力的信心。大城市的居民为生病作了许多准备，对疾病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最后终于也得病了。只需走一两条街就可以去看病，街头就有药店。一切都很方便。他们习惯于得了一点点小毛病就要去看病吃药，这样一来，他们越来越依赖外在的帮助而日渐缺少自身对疾病的控制力。
在未开化的时代，村镇几乎没有医生，但居民非常强壮、健康且独立，他们的疾病抵抗力极强。
许多家庭让孩子养成了看病的习惯，毫无疑问，这极不利于孩子的生理健康。很多母亲不论孩子得了大病小病都要请医生去看一看。这样一来，孩子满脑子都是疾病、医生和药物的图像，这会影响他的一生。
一个把孩子和任何药物都划清界限的时代即将到来。只要孩子是在充满仁爱、真理和协调的思想中被培养出来，只要他们学会如何正确思考，医生和药物就都是多余的。
近十年来，数以千计的家庭没有再接受医生的治疗，没有再碰任何药物。毫无疑问的是，那种相信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信念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时代很快会到来。造物主不可能使人类的健康、幸福和福利仅仅受制于距离医生的远近程度。他不会将他最伟大的造物（人类）置于残酷的命运之中，不会期望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幸福都需要通过治愈疾病来实现，不会使得人类的福祉需要依赖于可能存在的治愈病症的药方。
最明智的做法是相信治愈疾病的良方存在于每个人自己的精神之中。那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不竭的生命动力。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那也是健康的不朽原则，它会成为治愈世上所有痛苦的良药。
在必须出席某一重要场合时生病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极少有女性（即便是身体虚弱者）会在被邀出席王室庆典或白宫活动时出现不适。
当慢性残疾人得到充分信任时，他们的毛病的确会得到治愈。由于亲人的离世、财富的流失以及其他一些灾难，他们被迫从隐居生活中走到公众面前，迫使他们无法再思考自身，无法再去沉湎于自身的困扰和病症。就是这样，病症消失了！
相比很多年前去世的人，今天有数以千计的女性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她们没有从对疾病的过多担心中摆脱出来。如果她们能够把足够的精力投入到为需要的人排忧解难方面，她们的健康状况会好很多。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要他们付得起药费就有理由病倒在床。但是养家糊口的压力迫使他们停不下来，不管他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坚持工作。
“必须”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我们深陷绝望，在所有外部援助被切断时，我们可以依靠它来唤起内在的潜力去摆脱厄运。
世界上许多杰出的成就都来自这种“必须”的推动。必要性是无价之宝，它促使人们去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每个人都会感到内在有种迫使他永远改善的推动力，不论他甘愿与否，这种力量将他与自身的使命紧密相连。
这就是一直说的“必须”，它监视着我们的进程，激励和促使我们前行，给予我们足够的意志力去克服困难、忍受不幸。并且，当我们甘于平庸、想偷懒时，它会迫使我们不得不辛勤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