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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当我从康奈尔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时，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规划。我开始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新成立的英特尔公司担任工程师。当时，微型计算机行业刚刚起步，而英特尔公司则是行业翘楚。我的工作是分析和解决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即单板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于英特尔公司发明了微处理器，从而使整台计算机可以放在一块电路板上。我印发了一份新闻简报，去了一些地方旅行，并拜访了一些客户。尽管那时我很年轻，很想念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工作的好友，但说实话日子过得不错。
几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阅读了新出版的《科学美国人》9月刊。那一期的内容全部与大脑有关，它重新点燃了我童年时对大脑的兴趣。这期杂志很吸引人，从中我了解到大脑的组织结构、发育情况和化学成分，视觉、运动和其他特殊功能的神经机制，以及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基础。我觉得这是《科学美国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期。与我交谈过的几位神经科学家告诉我，这期杂志对他们的职业选择起到的作用，就像它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样重要。
该期杂志中，最后一篇文章《思考大脑》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写的，他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当时他致力于研究大脑。克里克认为，尽管关于大脑的详细知识在不断积累，但大脑的工作原理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科学家通常不写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但克里克不在乎。他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男孩。根据克里克的说法，神经科学只有大量的数据，没有一种理论。他的原话是：“目前明显缺乏的是一个普适的思想框架。”对我来说，这位英国绅士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毫无头绪。在当时，情况的确如此；而到了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克里克的话对我来说有一种号召力。它唤醒了我渴望了解大脑和制造智能机器的毕生愿望。虽然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但我决定改变职业方向。我要研究大脑，不仅要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而且要以这些知识作为新技术的基础，制造智能机器。但是，要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1980年春天，我被调到英特尔公司的波士顿办事处，与我未来的妻子团聚，那时她刚刚开始读研。我当时的工作是教导客户和员工如何设计基于微处理器的系统。但一个不同的目标吸引了我：我想弄清楚如何设计基于大脑理论的系统。我心中的工程师角色意识到，只要了解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就可以制造它们，而制造人工大脑的自然方法是用硅芯片。而我当时就在一家发明了硅存储芯片和微处理器的公司工作，因此我想，说不定我可以劝说英特尔公司高层，让我能花部分时间思考智能以及如何设计类似大脑的存储芯片的问题。我给英特尔公司时任董事长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亲爱的摩尔博士：
我建议公司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这个小组可以先从一个人开始，那个人就是我。我相信我们能弄清楚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这将成为一门大生意。
杰夫·霍金斯
摩尔帮我与英特尔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特德·霍夫（Ted Hoff）取得了联系。我飞到加利福尼亚去见他，并提出了研究大脑的建议。霍夫因两件事而闻名：第一件事是他在设计第一个微处理器过程中的贡献，我知道这件事。第二件事是他在早期神经网络理论方面的成就，当时我还不知道。霍夫对人工神经元及其应用经验丰富。而彼时的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经验。听完我的建议后，他说他不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有可能弄清楚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因此对于英特尔公司来说，支持我没有意义。霍夫是正确的，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才刚开始在理解大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商业界，时机就是一切。不过，当时我还是很不服气。
我通常会选择一条最简单易行的路来实现我的目标。当时看来，在英特尔公司研究大脑是实现我的目标的最简单办法。在这个选项被排除后，我开始寻找下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决定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该学院的人工智能研究举世闻名，而且它就在这条路上，我去那里很方便。麻省理工学院似乎很适合我。我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接受过大量培训，我有一个制造智能机器的愿望，这些都没问题。我想先研究大脑，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呃，这是个问题。这最后一个目标，即想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学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着实有一种碰壁的感觉。麻省理工学院可谓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西点军校。就在我申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聪明人，他们对通过计算机编程产生智能行为的想法非常着迷。对这些科学家来说，视觉、语言、机器人和数学只是编程问题。大脑可以做到的事情，计算机都能做到，就算是大脑做不到的事情，计算机也能做到，所以为什么要被“自然界计算机”——大脑那与生俱来的混乱状况限制思维呢？研究大脑会限制思维。他们认为，最好是研究计算的极限，然后在数字计算机中完美地表达出来。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写出最初与人类能力相匹配，然后超越人类能力的计算机程序。他们采取了一种以目的证明手段的方法，却对真正的大脑如何工作不感兴趣，一些人甚至以忽视神经生物学为荣。
这让我很震惊，因为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错误。直觉告诉我，人工智能的方法不仅无法创造出能产生人类行为的程序，而且也无法使我们理解什么是智能。计算机和大脑秉承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一个是编程，一个是自学；一个必须性能完好才能工作，一个自然灵活且能兼容失误；计算机具备中央处理器（CPU），大脑则没有中央控制机制。个中差异不胜枚举。我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无论是上层的操作系统，还是底层的物理实现，这些知识让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即大脑和计算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就是知道这一点，就像一个人可以凭直觉知晓事物一样。
最终我推断：人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有用的产品，但无法制造真正的智能机器。
而我想研究大脑生理学和解剖学，了解真正的智能和感知，迎接克里克的挑战，为大脑如何工作提出一个普适的框架。我特意把目光投向了新皮质，即哺乳动物大脑进化过程中最晚出现的部分，也是智能的所在。只有了解了新皮质的工作原理，我们才可以制造智能机器，但在此之前没办法做到。
很可惜，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遇到的教授和学生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他们不相信需要研究真正的大脑才能了解智能和制造智能机器。1981年，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