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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讨厌开会。著名组织行为学学者康妮·格西克（Connie Gersick）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了搞明白会议的进程以及进程中工作与交流的变化模式，她进行了多次详细的定性研究。她对各种类型的会议均有研究——学生之间的会议、管理者之间的会议、为了在几种选择中做出权衡从而进行决策的会议与以头脑风暴形式设计产品推销方案的会议等。这些会议五花八门，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们又是异曲同工的： 所有会议一开始都是没有重点的，而讨论的内容也非常抽象，离题甚远 ——大家的谈话总是漫无边际，经常会脱离会议的主题，原本简单的要点总是要费尽周折才能说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没有人能给出解决方法；时间都花费在了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上。 [1]
在会议开到一半时，情况发生了转变。用格西克的话说就是，出现了“中途修正”。与会者开始意识到时间快不够了，于是变得认真起来。就像格西克所说的那样：“会议开到一半，当人们开始担心会议结束时间和会议进度时，就是‘进程大幅跃升’的起点。（此时）人们会开始变得齐心协力起来，完成工作的意愿和能量会突然增强。”就这样，不同意见纷纷被铲除，关键的细节问题成了焦点话题，其他一切靠边站。会议的后半段总是会出现很多实质性的进展。
中途修正反映了稀缺俘获大脑所引发的一种结果—— 一旦时间不够用的现实变得无法逃避，我们就会开始集中精力。
就算我们是独自一人做事，也会出现这种行事规律。试想你正在撰写一部著作，正在写作的章节需要在几周之内完成。于是，你坐下来准备埋头苦干。刚写了几句话之后，你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封邮件没回。打开收件箱之后，你又发现收到了其他几封需要回复的邮件。一眨眼的工夫，半个小时过去了，你还在回邮件。你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写作，于是又回头看了看刚才写出来的那几句平淡无奇的话。而就在你继续“写作”这一任务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脑子里想着的竟是以下这些事情——午餐要不要吃比萨？最近一次检查胆固醇指标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将自己的人寿保险更新到新地址？从一个想法神游到另一个基本不搭边的想法已经耗费多长时间了？所幸马上就到午餐时间了，于是你决定提早收工。你与许久不见的朋友共进午餐，然后又慢悠悠地品尝了一杯咖啡——反正还有几周时间可以用来完成这章内容呢。就这样，一天时间被一点一点地耗尽了，虽然你写出了一些东西，但远比所希望的要少得多。
现在，请再想象一下一个月之后的情形：还有几天时间就得完成这一章节的写作了，此时，你坐在办公桌旁准备干活时的心态就多了几分紧迫。当你想起同事发过来的邮件时，毅然决然地继续写作，没有半点儿分心；也有可能你太过专注于写作大业，根本没有想起来还有邮件这回事；你的思想没有漂移到午餐、胆固醇检查或人寿保险的条款上；与朋友共进午餐时（假设你没有将午餐推迟），你也没有为了喝杯咖啡而磨磨蹭蹭；就算身处餐厅，你满心想着的也是尚未完成的章节和步步紧逼的截稿日期。一天结束之时，专注为你带来了回报：你终于写出了一大段内容。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心理学家通过控制实验的方法，对设定截止日期的益处进行了研究。在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雇用了一组本科生来校对3篇文章，并给了他们很长时间——只要在3周内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学生们的收入以校对出的错误数量以及是否按时完成任务为依据。他们要在第3周结束之时上交所有文章。针对另一组实验对象，研究人员定下了更为严格的截止日期，从而创造出了更大的稀缺：总时间依然是3周，但这组学生需要每周上交一篇校对完成的文章。结果如何呢？就像之前预想的情形一样，截止日期更为紧迫的一组更有成效。虽然这组学生需要去应对的截止日期更多，但迟交的情况更少，找到的错误数量却更多，因此赚到的钱自然也更多。 [2]
截止日期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可以提高工作成效。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四的第二学期就是一个截止日期。能尽情地享受大学生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心理学家杰米·库尔茨（Jaime Kurtz）曾针对大四学生如何面对毕业这个“截止日期”的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从毕业前6周开始。6周时间，距离大学生活正式结束还不是那么紧迫，并不能引起学生们充分的重视；而6周时间也不算长，足够令他们意识到毕业之日即将来临。 [3]
库尔茨对其中一半学生强调毕业迫在眉睫（剩余时间以小时计），对另一半学生强调时间还很充裕（6周相当于一年时间中很可观的一部分）。对于稀缺的理解和意识产生的变化，也改变了学生们管理时间的方式：当他们感觉时间所剩无几时，会尽量充分地利用余下的每一天；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活动，沉浸在大学生活最后的一点点美好时光中。这样一来，他们觉得自己更加开心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要抓紧时间享受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
时间稀缺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中。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在一项大规模的营销实验中，实验人员为一批客户邮寄了一张写有截止日期的礼券，而为另一批客户邮寄了不会过期的礼券。虽然不会过期的礼券一直都有效，但其使用率很低。可见，如果没有时间稀缺的影响，礼券就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会被丢弃在一旁，被人渐渐遗忘。 [4] 在另一个领域中，组织研究者发现，在销售周期的最后几周（或几天）中，销售人员的工作努力程度达到了顶点。 [5] 而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距离发薪日越近，数据录入员工作得就会越卖力。 [6]
英国著名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曾在一本关于丘吉尔的著作中这样写道，“英国人头脑最好用的时候，就是快要来不及的时候”。 [7] 每个要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工作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像个英国人。截止日期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时间稀缺，可以让人集中精力去做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饥饿研究中，饥饿感令实验对象对食物念念不忘；同样，截止日期的存在，也令当下的工作在人们的大脑中挥之不去。无论是会议结束前的几分钟，还是大学毕业前的几周，截止日期都会被我们强化和放大。我们会为了完成工作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各种干扰因素也会变得没那么富有吸引力。文章的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就不会在午餐时磨磨蹭蹭；会议的结束时间临近时，我们就不会再纠结于偏离主题的讨论；毕业之日快要到来时，我们就会抓紧时间享受大学生活的美好。
专注红利（Focus Dividend）
稀缺会自动将干扰和诱惑等因素推至一旁，让我们做到凭一己之力很难做成的事情。
无论是有关工作还是娱乐，只要时间有限，我们都会尽量将其利用得淋漓尽致。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专注红利”，也就是稀缺俘获大脑时所产生的积极成果。
[1] Connie J. Gersick, “Time and Transition in Work Teams: Toward a New Model of Group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1, no.1 (1988): 9–41.在这一原创性研究中，格西克参加了8个群体的每一次集体会议。我们只是简要介绍了她参加的一次会议，其实她为了这项研究参加过好几次。另外可参考Ruth Wageman, Colin M. Fisher, and J. Richard Hackman, in“Leading Teams When the Time Is Right” (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38, no.3 [2009] 192–203)，这一文献探讨领导可以怎样去利用这些研究中的洞见。他们发现，在会议中途，整个群体都特别适合做出改变，这一点可以被领导所用。
[2] D. Ariely and K. Wertenbroch, “Procrastination, Deadlines, and Performance: Self-Control by Precommit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 no. 3 (2002): 219–24.更早有研究发现，比起距离截止日期还剩3周，大学生更有可能在距离截止日期只剩1周时交出最优的带薪工作表。可参考A. Tversky, and E. Shafir, “Choice under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Deferred Deci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no.6 (1992): 358–61。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截止日期的力量进行理论探索，利用不同框架进行研究，比如双曲线折现：我们总倾向于不成比例地衡量现在在未来的价值。可参考Shane Frederick, George Loewenstein, and Ted O'Donoghue, “Time Discounting: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按这种观点来看，设立中间期限的截止日期可以把未来的回报转化成更近期的回报，从而让人做事变得更有效率。
[3] J. L. Kurtz, “Looking to the Future to Appreciate the Present: The Benefits of Perceived Temporal Scarc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no.12 (2008):1238–41. doi:10.1111/j.1467-9280.2008.02231.x.
[4] J. J. Inman and L. McAlister,“Do Coupon Expiration Dates Affect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4): 423–28; A. Krishna and Z. J. Zhang, “Short or Long-Duration Coupons: The Effect of the Expiration Date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Coupon Promo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45 no.8 (1999): 1041–56.
[5] Paul Oyer, “Fiscal Year Ends and Nonlinear Incentive Contracts: The Effect on Business Season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3, no.1 (1998): 149–85.这份研究的诠释方法没有像我们的研究这样引入更多的心理学因素，而是聚焦于不同时期的替代效应。
[6] S. Kaur, M. Kremer, and S. Mullainathan,“Self-Contro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k Arrang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0).
[7] M. Hastings, Finest Years: Churchill as Warlord, 1940–45 (London: Harper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