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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改变的是我们做出决策的方式。比如，某天早上，你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健身房锻炼身体，而是将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项工作的截止日期没剩几天了，现在成了你的当务之急。这种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很可能是你在经过理性思考之后，才在事物之间做出了合理的权衡。你可能是算了一下最近去健身房的频率，在多去一次健身房能给你带来的收益以及完成工作的迫切需要之间，进行了比较，然后决定不去健身。对你来说，当天早上能多工作几个小时，比锻炼身体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境下，就算稀缺没有对你产生心理影响，你依然会认为不去健身是最佳选择。
相比之下，当我们有了管窥之见时，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截止日期会让我们产生短视。一觉醒来，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最为迫切的需要。你可能根本想不到要去健身，因为你那满满当当的脑子已经容不下任何其他想法了。于是，你不假思索地将健身弃于一旁。就算你想到了，此时的你也会用不同眼光去评价健身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得到的收益。管窥会放大其他事物的成本（在上面所花费的时间更少），缩小其他事物的收益（那些长期坚持锻炼才能看到的健康收益，现在也不那么迫切了）。无论健身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无论中立的成本收益权衡是否会让你得出同样的结论，你都会放弃健身。我们在面临截止日期时会更有工作效率，侵入大脑的分心之事会更少。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管窥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并指挥我们去想哪些事和不去想哪些事。
如果想要切身地感受一下这种作用，就请尝试一下下面这个小任务：尽量多地列出白色的东西。我们先给出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帮你开动脑筋。请花点时间想一想，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白色的东西：
雪、牛奶……
你能想出多少种白色的东西？这个小任务是否比你最初设想的要难一些？
研究显示，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将这项任务变得简单：不给你“雪”和“牛奶”这两个例子。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有了这些“小引子”的帮助，人们反而只能想到更少的相关事物，就算加上那些显而易见的例子也一样。 [1]
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结论，就是心理学家们常说的“抑制”（Inhibition）发挥作用的结果。 [2] 一旦你在脑海中建立起了“白色”与“牛奶”的链接，每次当你想到“白色的东西”时，这条被激活的链接就会将你直接带回到“牛奶”上，然后产生更为深化的激活。结果，所有其他白色的东西就都会受到抑制，让我们更不容易想到。就这样，你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连现在的我，也都想不到什么其他例子。“牛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色事物，一旦激活与“白色”之间的链接，就会将其他所有白色的事物排除在外。这也是大脑的一个基本特点： 对一项事物的专注会抑制竞争意识。 当你生某人的气时，抑制作用会令你忽略他的好处：专注于他那些让你反感的地方，就会抑制你记忆中他积极的一面。
大脑并不只针对词汇或记忆而发挥抑制作用。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一项研究要求实验对象写下一项个人目标——一个他们想要获得的具有某种品质的特征（比如“受欢迎”或“成功”）。研究人员要求其中一半实验对象写下一项重要的个人目标，要求另一半实验对象随便写下一些目标。完成这一步之后，就像上面提到的牛奶实验一样，研究人员会要求两组实验对象写下尽可能多的目标（无论重要与否）。结果显示，如果实验对象一开始就写下了重要目标，那么他们列出的目标总数就会减少30%。正如“牛奶”会在脑海中将其他白色物体排除在外一样，激活一项重要目标也会将其他竞争目标排除在外。专注于某项重要事物会令你不那么容易想到其他你所关注的事物。心理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目标抑制”（Goal Inhibition）。 [3]
目标抑制是在管窥现象背后动作的机制。稀缺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目标——应对紧迫的需要，而这一目标会抑制其他目标和想法。消防队员们心中有一个目标：迅速赶赴火灾现场。而这一目标成功抑制了其他想要进入大脑的想法。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思想此刻不会开小差，不会想到晚餐吃什么或是退休金拿多少钱，而是专心致志地准备应对前方的火灾。但同时，这种现象也可能变成坏事，因为他们想不到与直接目标不相关的事物（比如系安全带），就算想到了，更为迫切的关注点也会将其排除在外。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消防队员们会忽略安全带的存在和发生事故的原因了。
稀缺既能为人们带来收益（专注红利），也能让人们付出代价，而抑制机制就是这两者出现的根源。抑制作用限制了分心的想法，使得人能够专注于某一项事物。引述之前举过的例子，为什么截止日期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因为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分心。我们不会想到同事发来的邮件，就算想到了也会很快忘掉。而目标抑制机制就是我们不那么容易分心的原因所在。“完成本章内容”这个主要目标会俘获我们的大脑。目标抑制机制限制了所有会导致拖延的分心事物，比如电子邮件、视频游戏或者零食；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本该投以关注的其他事物，比如去健身或回复一通重要的电话。
我们专注、管窥、着手做事、疏忽其他事，都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存在于“管子”视野之外的事物被抑制了。 在面对工作的截止日期时，我们不去健身的决定有可能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只不过我们因为想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工作而决定不去健身时，并不会以这种方式进行足够的思考。我们会对“管子”之内的想法反复斟酌，而“管子”之外的想法或多或少都会被忽视。比如负责对飞机进行管制的空管员。如果一架大型客机报告发动机出了问题，那么空管员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解决这个问题之中。此时，空管员不仅想不起来要去吃午餐，而且也无暇顾及由他管制的其他几架飞机，这样一来飞机就有可能会飞到与其他飞机相冲突的航线上。
通过《愤怒的蓝莓》这一游戏，我们了解到了专注红利。在实验室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管窥所导致的负面后果。如果因稀缺导致的忽视对得失权衡不敏感，我们就可以认为，即使忽视会产生不利影响，但稀缺还是会造成忽视。为了对此进行测试，我们与阿努伊·沙阿一同进行了另一项研究。研究中，我们为实验对象布置了简单的记忆任务，每个任务包括4张图片（见图1-1）。
图1-1 任务中的4张图片
实验对象会先记下这些图片，之后再进行回忆。研究人员为实验对象提供了这4张图片中的一张，要求他们试着回忆起剩下的3张。比如，在实验对象看过上面这些图片之后，可能会这样提问：
请重建包括图1-2的场景。
图1-2 蜘蛛图案
如果想要跳到下一轮请点击此处查阅可供选择的图片 （见图1-3）。
图1-3 可供选择的图片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实验对象要通过记忆来判断其他几幅图片中的物体——食物、车辆、纪念碑，与给定的蜘蛛图片是如何排列的。如果回答正确，就能得分（判断所需的时长没有限制）。在这里，虽然不存在时间稀缺的问题，但是却有猜测稀缺（Guess Scarcity）的问题——实验对象只能进行固定次数的猜测。与之前的实验一样，我们设计了猜测次数较少的“贫穷”小组和次数较多的“富裕”小组。
为了对管窥的成本进行衡量，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细节。我们让实验对象两两并排而坐，进行两轮游戏。研究人员展示两组图片，请实验对象进行回忆和重建。在其中一轮游戏中，实验对象是贫穷的（猜测次数较少）；而在另一轮游戏中，实验对象则是富裕的（猜测次数较多）。这样，他们在尝试对一组图片进行重建时，就会体验到稀缺，而另一组图片的重建则不存在稀缺。所有实验对象的总收益取决于他们在两轮游戏中的表现，他们需要将获得的总分数最大化。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场游戏：实验对象有两项工作任务，一项的截止日期是第二天，另一项的截止日期是一周以后。如果实验对象出现了管窥心态，那么他们在一轮游戏中获得的分数就会被另一轮游戏所抵消。
与专注红利实验中的情况一样，人们在贫穷时反而能够做出更有成效的猜测。但同时他们也会出现管窥心态，从而忽略另一组图片。这种现象会使他们的做事效率变得更低。在被忽略的一组图片上，实验对象的表现差了许多，他们赚得的总分数在两轮游戏中都比较贫穷的实验对象要低。虽然他们的总猜测次数更多，但得分却更少。
在两轮游戏中都面临猜测次数稀缺的问题，意味着实验对象不能忽略任何一组图片；而在一轮游戏中拥有充分的猜测机会，则容易令人们忽略这组图片，将注意力投入猜测次数贫乏的那一轮游戏之中。于是，他们对这轮游戏产生了过度关注。
如果实验对象能够在对游戏投以关注时稍加思考，就不会表现得如此极端。很明显，他们没有对管窥心态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只是单纯地有了管窥心态，而在游戏所创建出来的环境中，管窥心态对实验对象造成了不利影响。
我们将这种负面后果称为“管窥负担”。关于管窥负担与专注红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若将游戏稍加改动，红利就会超过负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证明管窥的成本永远大于专注的收益，而是要证实我们产生管窥心态并非是由得失利弊的权衡来决定的，稀缺会自动俘获我们的大脑。 当稀缺将我们的大脑俘获时，我们不会通过对得失利弊的谨慎思考来进行权衡。可见，我们用管窥的方式来应对稀缺，既有利，又有弊。
管窥负担（Tunneling Tax）
因没有对管窥心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估而产生的心智负担与不利影响。
[1] N. J. Slamecka, “The Question of Associative Growth in the Learning of Categorized Material,”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1, no.3 (1972): 324–32.另一项研究要求被试列出美国的各个州名，研究发现，如果“帮助”被试，先告诉他们几个州名，反而减少了他们所能想到的州名数量，可参考Raymond Nickerson, “Retrieval Inhibition from Part-Set Cuing: A Persisting Enigma in Memory Research,” Memory and Cognition 12, no.6 (November 1984): 531–52。
[2] C. M. MacLeod, “The Concept of Inhibition in Cognition,”in Inhibition in Cognition , ed. David S. Gorfein and Colin M. Macleo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7), 3—23.
[3] J. Y. Shah, R. Friedman, and A. W. Kruglanski, “Forgetting All Else: On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Goal Shiel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no.6 (2002): 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