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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实践有三个基本的维度，己与己的关系，己与人的关系，己与世界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看，三者各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就己与人的关系说，人首先是与他人的共在，之后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说，人首先被抛入这个世界之中，“在世”才有“存在”。这两种基础性地位，皆立足于存在论的反思。而从成德实践的角度看，己与己关系的维度，乃是所有一切人类实践的基础。只有处理好己与己的关系，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行动者，为其他一切生存实践准备好主体方面的条件。
德行源于对自我的关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之所以可能是一个问题，以深切的自我反思为前提。人类诞生之初，或个体生命之始，人总是凭着内在的生命冲动向外驰逐、向外开拓。直至具有了反思的能力、自我的意识，己与己的关系才成为一个切身的问题。也唯有在这个时候，外在的善行才获得了内在的支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行与自我的关切是同源的。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就是直面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与局限。而对孔子来说，除了认识之外，还需要对自己下手，向自己提出德行的要求。以一个有准备的自己，面对与他人的共在，面对在世之中的存在。
己与己的关系，乃是一切道德实践的基础。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自此以后，儒者尤其是宋明儒者，亦莫不自称“为己之学”。其实，任何实践都是行为者的行为活动，故必包含作为个体的人的因素，关乎个体的人的能力与德行。对于孔子来说，“为己”不是局部领域的活动，而是任何道德实践都内在包含的、并以之为基础的一个维度，指向的是个体的德行成就。因而，为己与成德，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指向了一个相同的东西。两者相较，前者是学者的道路关切，后者是学者的目标关切。前者是工夫，后者是结果。为己与为人相对。孔子提倡为己之学，批判纯粹的为人之学。因为在他看来，学者自身的成德，是卓然自立的基础，也是一切其他人际实践、社会实践的前提。用《大学》的话说，为己之学是道德实践的“知本”之学。
为了使学者的眼光从向外驰求回归对自身的关注，孔子要求学者遇事“反求诸己”。“反”，反身向内；“求”，自我要求。反求诸己，是在实践的困顿中，反身向内寻找原因、给自己提要求，从而不断完善自己、成就自身的德行。用孔子的话说，即“求诸己”。求诸己，要求学者在修学的过程中，能切近理解、亲身实践所学的道理，使之化为自身的德行。用孟子的话说，即“有诸己”，也就是“自得”。孔子的成德之学，目的是为了学者的自得。
古代“德”字有一种写法是“悳”，即“直心为悳”。
以直心为德，或许暗示了德是一种全体通透光明的状态。
后世的修行者，无不强调直心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的通义。
儒家在这方面的传统，源自孔子。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志于成德的君子，应当努力做到身心内外的一体通透。首先是外在言、行的一致。但言行若缺乏规范性的反思，可能是盲目的，故必进一步求诸内在的心行。内在心行，人所不见，基于学者的自知。若有自知之明，便能如实照鉴内心的隐微，不受私心邪念的欺罔，实现心行与言行的彻底一致，身心内外的一体通明。为此，需要学者从身心内外下全面的克己工夫。身心通透，是“诚伪之辨”的所在，是君子成德的基础。七十子后学所谓“慎独”“诚意”，也是出于身心通透的要求。
“身心通透”为修行办道提供了道场，接下来，便要通过“立志”“存志”，以使道德自我在道场中安住下来。不是任何追求都可以称为志，在《论语》中，孔子只说“志于道”“志于学”“志于仁”。这三者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志于道”加以统摄。孔子的“道”，作为人世的根本规范，是“具体的普遍性”，或“有差异的同一”（黑格尔）。孔门弟子差异化的志趣，显示了“志于道”的具体性和实践性。大道，必在具体的、差异化的取道过程中才能呈现。志于道，是要在道的引领下，展开适合特殊个体的实践轨迹。这一理解，尤为切于当下的人生。有了志向，便要存主。对孔子来说，存志是通过念兹在兹的“思”，使志在内心扎根，以便在具体实践中，作为内在的主导力量，时时发挥规范的作用。存主工夫下得好，志或道的规范性，便会有内在生发的气象。颜子的“不违仁”，是这方面的境界表现。
孔子对“为己”的强调，奠定了儒者的基本精神气质。可惜，先贤之所重，适为今人之所轻。今天的人，习惯于顺着目光向外看，凭着知性或技术的力量，一往无前地探索外在的未知世界。很少有人能转而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但己与己的生存维度，不因人们的遗忘而消失。为了更好地展开生存实践，也为了获得一种完整的生命存在形态，我们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我们的内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