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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的学，主要是一种求知活动。古人的学，固然也有知识积累、艺能训练的方面，但根本上是一个教化成人、修习成德的过程。
孔子的学，不是具体生活实践之外的专门活动，而是生命本身的展开方式。或者说，学就是孔子的生活方式。
孔子的一生，是好学的一生。好学，是孔子不息不已的道德生命的活水源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孔子一生的进步与成就，从立身于礼到不惑于事，从天人之际的领会到身心的完全自由，皆从少年时代立志于学开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孔子否认自己生知，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在好古敏求的后天为学中得来的。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孔子说，自己的天资并非无人可及，十室的小村落就会有像他那样忠信的人。他之所以有所成就，全凭自己的好学。
孔子推却了仁、圣之名，唯独在“好学”上自许。可以说，“好学”是孔子之道德生命最为深切的表征。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7.19）
这段对话发生在鲁哀公六年，孔子时年六十有三。孔子的回答，“切实平近之至”。
许多注家认为，叶公之问或有贬损夫子之意，是以子路不对。
若是那样，孔子的话便是有所针对，不是真实的自道。
但深味孔子之言，辞气逊宛；孔子所以自道者，应是其真实自信之所在。
其实，子路的不对，不是不愿回答，而确实是不知怎么回答。换句话说，限于自身的造诣，及其对孔子生命的理解程度，子路还没有能力直揭孔子之德。对于圣贤的德行与境界的披揭，本就是一件大难事。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14.25）孔子向使者问蘧伯玉的近况，一般人或以为是一句寒暄，故以常用的客套话来搪塞；真诚一点的，则会以具体的实事来回答。这位使者却能直指蘧伯玉最近修为的用心。透过这一心迹，蘧伯玉老而好学、孜孜于德的生命状态，一下子鲜明了起来。孔子遂叹“使乎！使乎！”以赞美使者善言德行。蘧伯玉之贤，还有着意用功的地方，通过把这种用心提拎出来，就可以窥其用力之方，识其所造之境。然夫子之贤，过蘧伯玉远甚，已经没有特意据守、着意用功之处。其所成就，浑然天成，不着一边。故达巷党人叹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9.2）达巷党人叹孔子之大，是极尽称美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的成就，实在已经无法正面指呈，任何具体德目的称颂，都将失于片面。在此情况下，或许唯有通过语言的引导、形式的指示，我们才可以顺着这种指示，进窥其道德成就的整全状态。只有这样，孔子的道德成就，才能如其所是地保存为一个“浑无罅缝”
的整体。
孔子自道，自己一生所为，只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已。但这绝不应理解为孔子的自谦，它正是孔子好学不已的生命状态的真实表征，也是孔子真实自信之所在。孔子的自道，是对其道德生命之整体的指示，或曰对其道德生命之根本精神的指引。透过这种指引，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独特的生命气质。孔子所自道者，不在自身已成之德，而在其所以能有如是之德之故，与其所以能日进其德之方。孔子对这种生命状态，实有无限的确信。这种自信，乃是孔子道德生命之生机所在。
孔子的成德生命，用心于好学，致力于成德。从来不在已成的道德境界上自居，而总是在不息不已的生命状态上自求。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7.34）
当时，有人认为孔子已经是现实的仁者、圣人，孔子不愿承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孔子心目中，仁、圣的境界太高，他不会轻易许人，也不会以此自居。
但从根本上说，孔子之所以辞仁、圣而不居，正是其生命意识的真切流露。孔子虽然以仁、圣为目标，但他平日真实的用心，只是日有孳孳、不厌不倦地致力于学以成德的进程。至于自己已至之境地，并不是他关心的所在。孔子的“不居”，是孔子不已不住的生命精神的显现。
孔子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许，正如孔子以“好学”自许。为之、诲人，指教学实践。教与学，是孔子生活的基本内容。孔子从事于成德之学，也以成德之学为教。孔子的教学，是真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孔子实践“为仁”的基本方式。这方面的成就，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
但孔子真正的功力与境界，主要还是体现在“不厌、不倦”上。不厌、不倦，是孔子生命精神与人生境界的造极之处。故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认为不厌、不倦，乃是孔子之所以不可及处。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若孟子所引确有其事，那么子贡当时即已领悟，“学不厌、教不倦”，便是孔子之仁、之知的表征，是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之处。
对此，钱穆先生深有同感，他说：“此种心境（指7.34章），实即是孔子之所谓仁，此乃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
又说，
《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与天行之合一，即在此不厌不倦上，是即仁、知之极。四时行，百物生，此为天德。然行亦不已，生亦不已，行与生皆健而向前。故知圣与仁其名，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是其实。孔子辞其名，居其实，虽属谦辞，亦是教人最真实话。圣人心下所极谦者，同时即是其所最极自负者，此种最高心德，亦惟圣人始能之。
钱先生的发明，深中肯綮。他区分了仁、知之实与仁、知之名，指出，孔子所说的仁，说到底是“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这种健行向前的精神，也即天道的精神。孔子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如是孳孳，未尝或止，已臻天人合一之化境。孔子不以仁、圣之名自居，而以不厌不倦之实自道，这是圣人最高的心德，也是孔子之所以为仁圣之处。
这种不厌不倦的生命状态，也是孔子最希望保有的。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7.2）这是孔子的“自反”之辞。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7.3）这里的“忧”，即上章的“何有于我”。孔子之所忧、之所反，在教与学。不仅是具体的所教与所学，更是此一活动本身之不厌不倦。可以说，孔子之所忧，实是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反过来说，这种忧本身，即是孔子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的当下呈现。
孔子以“好学”自处，也独以之许与颜子。颜子的好学，实得孔子的真传。故孔子的生命精神，我们也可以在颜子的生命中看到。程子曰：“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
颜子的有迹，适为孔子生命精神的延续。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8.5）
“吾友”即颜子。据《孔子家语·六本》所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强于行义，弱于受谏”，即定州竹简《儒家者言》（1973）所谓“强于行，若于辞”，与此章“有若无，实若虚”相当。朱子曰：“颜子之心，唯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如此。”
对颜子来说，不是先认定自身之有、自身之实，再要求自己放下身段，“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若是那样，颜子的内心便不是通透的，颜子的生命便是有隔的。实际上，在颜子的心念中，本无所谓人我、多寡、能不能。曾子此处所言，不是颜子的存心，而是对颜子状态的一个描述。
颜子的存心，只是对义理或善的无间的通透。他所关切的，只是义理善恶之所在，只是自身所当行之道。唯有如是的存心，颜子方能“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方能“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稍有勉强，或有已得之念，便不是颜子。
颜子的存心，即是孔子“何有于我”的存心。颜子一生“在学”，唯见前路之漫漫，不见自身之已得与已成。已得已能，不有于心。故内心的自处，空空如也。表现在外，便是“有若无，实若虚”。及其临事，“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乃至“犯而不校”。这种健行向前的生命进程，展现了常人所不及的好学。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6.7）
求仁与行仁，若是一时的兴起并不难，难在长久的坚持。三月，“天道小变之节”。
颜子之胜于其他弟子，就在于他能长久不违于仁。
之所以能长久，不是因为他的意志特别坚定
，而是源于内在涌动不息的真生命，及其体现出来的生命精神。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2.9）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9.20）颜子平日的为学状态，莫不彰显和印证着不懈不怠的生命精神。“终日不违”“语之不惰”，这种好学无殆的心态背后，是颜子涵咏深造的成德境界。
孔门弟子之中，能与孔子心心相印者，大概只有颜子。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9.21）见其进而未见其止，正是颜子所得于孔子之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孔颜的相契，乃是人生境界与生命精神的相契。颜子没后，再没有能与孔子如此相契者，孔子乃有“莫我知也”之叹（14.35）。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孔子内心的悲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1.9）惜之深矣。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9.22）始生曰苗，成穗曰秀，成谷曰实，乃终始之义。颜子有日生之机，而命运非人所定，甚至非人所知。颜子之丧，纵是人间大憾，也只能“俟天命”而已。
孔颜的生命精神殆非常人所及，孔门贤哲也难以契入。即便下同一种工夫，其味道也有不同。如孔子的“反”与“忧”，弟子不无继承。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4）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9.5）这些都是各自从孔子处学得的自省工夫。从中固然可见其用心之纯粹、用功之绵密。但曾子反省的，是忠、信之德，及学业的传习；子夏反省的，是自身的所无与所能。他们都是以实践生命的具体内容为反省的对象，且有已得、未得之念；已不同于孔子直接以生命之生机所在，以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本身为忧，可见孔子道德生命之难及也！
虽然这种生命精神并非人人皆能契会，但有志于成德的学者仍当勉进于此。故孔子常以这种生命精神开示学者。“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13.1）子路勇于行，对他来说，“先之，劳之”或许不难，故而请益，孔子告之以“无倦”。孔子认为，为政与成德一样，所难不在一时的兴起，而在终身行之不辍。“无倦”二字，正是汇入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的契机，可谓入德之要。此外，《子罕》后半篇，多是劝学勉进之论。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9.19）譬如堆土成山，功在不舍；同样，为学成德，贵在积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有恒”之德。
且为学进程取决于自己，停下是自己停下，推进也是自己推进。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9.27）子路之所为，诚是难能可贵。然若自居于此、不求进步，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子曰：“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9.24）子路于思绎上有所缺憾，与日进不已的生命精神终有所隔，故孔子讥以进之。
从究极的意义上说，孔子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源于天道，源于与天道的契会、对天道的法效。此则涉及孔子天人之学，将在第五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