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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发生在300万年前，在人类进化之前。
1960年10月，当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才26岁，她在观察黑猩猩。她给自己一直观察的一只黑猩猩取名为“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有一天，她看到灰胡子大卫拿着一根长长的树枝，把枝上的树叶全部摘光，再把枝条摸索着伸进白蚁丘，然后抽出枝条，舔掉枝条上的白蚁。对灰胡子大卫来说，这不过是它为了找点零食吃的一个小举动，但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在当时，科学界对智人的定义标准是会使用工具，并视其为智人的独有特征。古道尔立即发了封电报，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回应：“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接受黑猩猩作为人类。”
人类学家要重新定义我们物种的特征，一通手忙脚乱之后，他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人类有能力用工具制造工具。灰胡子大卫可能会剥光树枝粘取白蚁，但只有古人类（hominins）（一个统称，指智人以及所有已灭绝的、从猿类分化出来的人类祖先）才有能力发明一种专用于剥光树枝的工具。我采访过的许多考古学家都相信，使用复杂设备规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定义了我们的物种，而且在少数情况下塑造了我们的物种。他们认为，人类的发明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进化历程的解释。至少，在少数案例中，最早的发明家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新的经济可能性（这是现代人对现代发明的态度），而且使人类得以进化。
不过，要论发明对人类的重要性，任何其他发明都无法与人类的第一项发明相媲美，而第一项发明早在智人进化之前，就由我们的远古祖先完成了。
谁是第一个发明家呢？
我打算叫她“妈妈”，因为她是个年轻的母亲。而像所有的发明家一样，她遇到了一个问题。
大约300万年前，“妈妈”出生了，她属于我们的一个远古祖先物种：南方古猿。她出生在非洲，也许是东非，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南方古猿化石，其中包括1974年发现的著名的“露西”。300万年前，刚好是一个中间的时间点，人类从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中分化出来，一直发展到现代，大约花费了600万年。所以毫不奇怪，在外观和行为上，“妈妈”代表了智人和黑猩猩之间的中间地带。
“妈妈”站立时，差不多有122厘米高，体重59斤左右，除了脸上无毛，她的身体其他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黑色毛发。“妈妈”吃的肉要比现在的黑猩猩吃的多，但她不是把动物杀死来吃，而是吃已死动物的尸体。除了吃肉，“妈妈”的补充食物有根茎类、块茎类植物，还有坚果和水果。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在许多层面上，她都会被误认成一只黑猩猩，一只身心健全、头脑清醒、会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唯独有一个事实证明她不是黑猩猩：她会以一种奇特的、富有创造力的方式，灵巧麻利地使用石块。为了从动物尸体上吃到肉，“妈妈”会把石头磨得很锋利，然后用它把尸骨切断，寻找骨髓，这样，她就可以吃其他食腐动物吃不到的肉。
没错，“妈妈”是一只聪明的猿，但在许多非洲“大猫”的眼里，她仍然是一顿午餐。因此，白天的时候，她直立行走，寻找食物，但到了晚上，她会爬回树窝，躲避夜间的捕食者。考古学家曾在洞穴中发现过南方古猿的股骨和臂骨，在其旁边，捕食者的骨架却完好无缺。这是一个清楚但严峻的信号，谁是捕食者，谁是食物，一目了然。
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对“妈妈”有兴趣。她没有火，于是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被一种食肉动物攻击，这位猎手类似现在的黑豹。事实上，“妈妈”在食物链里的地位非常低，甚至连老鹰都偶尔会捉南方古猿做食物。
她不会生火，也不会控制火，这一点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她生吃食物。
比起熟食，消化系统从生食中能获取的热量更少，并且生食咀嚼起来要困难得多，这就意味着“妈妈”要比现代智人花更多的时间在采集和进食上。看看现代黑猩猩，即使有着巨大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黑猩猩每天也要花多达6小时的时间咀嚼生食，而普通现代人的烹饪饮食，可以让人们在短短45分钟之内吃下一天的口粮。“妈妈”吃生食，这意味着她需要很长的时间采集食物，为此，她不得不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用上，一边找，一边吃，一边还得躲避老鹰和黑豹，她要在树上爬上爬下，在旷野里游走，寻找动物的尸体和水果。
本来她已经够辛苦了，但后来，所有这些事都变得尤为困难：“妈妈”10岁出头时，生下了一个婴儿——一个哭闹不止、不能自立、无法行动的婴儿。
在进化的层面，智人的婴儿是一种奇特的产物。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宝宝出生时，就已经具备了一些能力，他们要会走路、小跑，或者至少是能抱紧他们的母亲。原因显而易见：一个婴儿要是跟不上队伍，他耗费掉的每一天，都会带来生命威胁，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孩子。卷尾猴的宝宝几乎是一生下来就立刻可以抓住母亲的皮毛，而脑容量更大的黑猩猩，母亲则必须抱着新生儿，但也只用抱前两个月。然而，智人的婴儿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完全“无用”：不能行走，连爬都不会，甚至无法支撑自己的体重。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场进化灾难，但这一缺点的反面，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超大的大脑。相比其他动物，人类这种脆弱状态的持续时间更长，对此有一种解释：我们的大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生出数万亿个突触连接。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更大的大脑和更高的新生儿死亡率之间，都曾发生过进化上的权衡，且每个物种都达到了自己的平衡。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人类是如何达到这种变态程度的？
推测起来，当初古人类刚从黑猩猩种群中分化出来时，人类的新生儿可能很快就会抱紧他们的母亲。但在某个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改变。我曾就此问过西雅图太平洋大学（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的生物学家卡拉·沃尔-舍夫勒（Cara Wall-Schefler）。我问她，最早大概在什么时候，年轻的古人类母亲会因为无助的婴儿而备受折磨以至濒临崩溃？她的回答是，她认为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转折，会让母亲和新生儿处于危险的境地，这是大约300万年前的事了。
沃尔-舍夫勒的推理很简单：直立行走会使婴儿更难抱住母亲。此外，要直立行走臀部就需要比较窄小，如此一来，产道就缩小了，必然的结果是会出现头部更小的婴儿。所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人类的头部缩小，人类的婴儿变得更有能力。但是，截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头部变大了，而人类的婴儿变得更虚弱无能。直到今天，尽管直立行走，智人的头部与身体的比例在动物界仍是最大的之一。这种怪异现象，生物学家称之为“智慧两足动物悖论”（the smart biped paradox）。
进化论对这个悖论的解释是：像“妈妈”这样的古人类母亲，是在妊娠期未满时就诞下了婴儿。从本质上讲，“妈妈”的婴儿早产了两三个月，因为如果到足月，胎儿的头可能会长得太大而超出产道的范围。自“妈妈”以后，这种变化只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智人的胎儿要发育到与黑猩猩胎儿同等的阶段才诞生，那智人的孕期将需要持续20个月。那样的话，不仅会出现胎儿过大不适合产道的情况，而且孕妇承受的压力也会过大。最终结果是，人类婴儿出生后的前7个月，他们就像还处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无助，完全依赖于母亲——而婴儿的大脑则每分钟都会增加超过10亿个突触。
“妈妈”生下这个无助的婴儿，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最大的考验发生在她采集食物的时候。除了我们人类，没有其他现代灵长类动物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所以“妈妈”不太可能得到孩子父亲的帮助。此外，她甚至也不太可能把孩子放下来，哪怕稍微放那么一会儿，因为野生的灵长类动物从不会把幼崽单独放置，这样做太危险了。如果“妈妈”把宝宝放下去采集食物，那么，她宝宝的反应你能想象得到，他与现在的人类宝宝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没多少差别。而最后，当她采集食物回来时，她的孩子可能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孩子诞生后，“妈妈”不得不一直抱着他，至少在前六个月必须抱着，而与此同时，除了睡觉的时间，“妈妈”的其余时间基本都花在寻找食物上，如此一来，光是消耗的能量就可能危及生命。
沃尔-舍夫勒进行了一项人类工程学的研究，专门研究像“妈妈”这样的南方古猿母亲面临的必须抱着孩子的问题，她得出结论：这些母亲在抱着孩子的时候，要比平时多消耗25%的能量，喂养孩子的代价本来就很大了，这样抱着孩子，更是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沃尔-舍夫勒推断，抱孩子实在让人精疲力竭，直立行走的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沃尔-舍夫勒告诉我，“妈妈”的解决方案让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物种的想法，这个想法不只是发明了一样东西，而是发明了可以算是史上最重要的工具。
她发明了婴儿背带。
“妈妈”用来做婴儿背带的材料应该是最基础的，也许就是一根藤蔓，绕了一圈，然后打了个结。虽然有人会觉得，打结的技术对像“妈妈”这样的南方古猿来说，过于先进了，但事实上所有的类人猿都会打结，就像沃尔-舍夫勒告诉我的，这似乎“没有超出南方古猿会制作简单绳环的可能性范围”。
因此，“妈妈”的这个婴儿背带，并不是一项技术挑战，而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飞跃。使用一个工具来制造另一个工具，涉及心理学家所称的“工作记忆”，简单来说，它意味着你具有一种能力，能在头脑中储存信息，并能处理信息，然后应用信息。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用到工作记忆，例如，当你在商店购物时，你可能会想象你要做的菜是什么样子，这样你就可以买到必需的配料。或者，如果你正在努力完成一幅拼图，你会想象它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你就知道手里的残片该放在哪个位置。给定任务涉及的步骤越多，所需的工作记忆就越多。
显然，构造一个火箭零件，让它与数千个其他组件复杂地相互作用，比购买晚餐要消耗更多的脑力，但原理是相同的。“妈妈”不会制造火箭，但当她的孩子重重地压在她身上时，她就想出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这鲜明地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心理技巧的早期形式。
“妈妈”做的婴儿背带，对她来说，也许不过是让她的生活稍微轻松了一点，但在进化的层面上，这个婴儿背带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夸张。一个简单的婴儿背带，可以让人类婴儿在无助的状态下度过长得无边的时间。写了《会造东西的猿》（ The Artifcial Ape ）一书的考古学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说，这种做法不仅挑战了“智慧两足动物悖论”，而且还将其完全推翻。因为一旦母亲们拥有了婴儿背带，她们就能早早生下孩子，而不必等胎儿完全发育成熟。如此一来，悖论根本就不存在了。因此，婴儿背带不仅减轻了“妈妈”的负担，它还清除了进化对我们大脑能长多大的控制。就这样，婴儿背带改变了我们的进化历程。
听起来太夸张了，然而并不。没有婴儿背带，疲惫不堪的母亲只能把孩子从身上放下来，而这些脆弱无助的古人类婴儿，会被黑豹叼走。根据古道尔的说法，在黑猩猩中，新手妈妈们失去了一半数量的新生幼崽，因为他们没能挂在母亲身上。然而，黑猩猩的幼崽才只需要在母亲身上挂两个月。可以说，两足动物的大脑袋在进化上本来应该是死路一条，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得感谢婴儿背带，也得感谢“妈妈”。
当然，如果“妈妈”是当时唯一一个使用婴儿背带的人，如果其他南方古猿母亲对她的发明仅仅只感到疑惑甚至觉得滑稽，那么进化的结果将不存在。她只不过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了一点，别无其他。
然而，事情并没有变成那样。
“妈妈”的发明流传开来。据泰勒说，在“妈妈”之后不久，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一次大脑快速发育的爆发期。这种戏剧性的增长带来的结果是，母亲们可以更早生下孩子，也就是在胎儿发育全程的更早一些时候就可生产。而如果没有婴儿背带，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此外，如果“妈妈”的想法经历了传播，那么这表明南方古猿已经拥有了一项技能的早期形态，这也可能是智人的一项最伟大的技能：模仿。我们这个物种，具有不可思议的模仿能力。
人类学家称这种技能为“社会学习”。研究人员曾对人类新生儿和黑猩猩幼崽进行测试，在各种各样的智力测试中，社会学习是人类新生儿所表现出的最有天赋的技能。根据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约瑟夫·亨利希（Joseph Henrich）的说法，智人是一种习惯性模仿的生物。我们互相观察、互相学习、互相模仿。从本质上讲，我们这个物种，都是无耻的知识窃贼。但这是一个特征，不是一个缺陷。
我们谁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聪明，尤其是在生存方面。正如亨利希在其著作《我们成功的秘诀》（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中所指出的，历史上有很多关于人类探险家凄惨遭遇的记录，遇到海难、船只失事被困，或是被遗弃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又或是被抛弃在格陵兰岛的寒带苔原上。而无论哪种情况，迷失在新环境中的探险家要么接受当地人的帮助，要么因自己的无知而饿死。
亨利希认为，我们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人类的学习、模仿和整合微小创新的能力，使我们具有了不可思议的适应性。如果人类像类人猿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彼此的灵感时刻，那么此时的人类可能和类人猿一样，仍旧停在原来的生态位上。但是，多亏了我们在模仿方面的卓越表现，人类才变得和类人猿不同。每个个体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会被群体注意到，并被学习和采纳。在动物王国中，人类就是技术方面的棘轮机器。通过微小创新和集体模仿，我们不断进步。
“妈妈”发明婴儿背带的时候，人类似乎已经拥有了如此伟大的模仿能力，因为她的南方古猿同胞们并没有忽视或嘲笑她的奇特装置，相反，他们做了人类最擅长的事：他们仿制了“妈妈”的婴儿背带。
婴儿背带的广泛使用，不仅人为地缩短了妊娠期，还消除了大脑增长潜力的上限，不仅如此，它还加强了母亲与孩子的联系。背带把母亲和孩子绑在一起，他们的身体相互接触，还可以长时间地互相看着对方。虽然“妈妈”不会说完整的语言，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就像黑猩猩一样，她也能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跟同类交流。
古道尔记录了黑猩猩母亲和其幼崽之间的交流。当一个幼崽想爬到母亲身上时，或者当母亲想让幼崽们爬到自己身上时，他们发出的信号主要是“呼呼呼”的声音。虽然这和人类母亲与新生儿之间的咿咿呀呀完全不同，但母亲对新生儿发出的越来越多的“呼呼呼”声，极可能是某种更复杂事件的前兆。“妈妈语”（Motherese），是一种文化上的普遍现象，即母亲与婴儿说话时的旋律方式，也被称为“儿语”（baby talk），例如，“你真是个好女孩”
。所有的人类母亲，尽管说的语言各不相同，但她们对婴儿说话时，都会采用相同的“高—低—高”的节奏。在人类学家眼里，这种表现、这种交流方式是从人类遥远的往昔延伸而来的。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儿语是原始语言的回声，原始语言早在语言进化之前就形成了。因此，当“妈妈”系好第一个婴儿背带，整天整天地看着婴儿的眼睛时，她可能在无意中增强了自己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并且永远增强了人类母亲与孩子之间的重要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导致语言的产生、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导向更高的智力，以及更复杂的发明，但所有这些发展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妈妈”可能减轻了她的负担，提高了孩子存活的可能性，但没有证据表明“妈妈”或任何其他南方古猿发展了这些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尊敬或缅怀，即使是从自己的后人那里。因此，“妈妈”，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位发明家，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无人颂扬，甚至无人埋葬她的尸体。她的孩子可能仅仅只是把她的尸体搬到了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