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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大胆的人，第一个吃牡蛎的人。
——乔纳森·斯威夫特
1991年，在意大利东北部距奥地利边境4.6米之处，阿尔卑斯山脉间，海拔3200米的奥兹塔尔山（Ötztal）上，人们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世界上最耐人寻味的谋杀案的受害者。遇害的男子被称为奥兹（Ötzi），大约5300年前，他因被人从背后用箭射中而死，他的尸体被发现之后，成了人类历史上被研究得最为仔细的尸体。2017年秋天，我决定探访这起谋杀案的现场。尽管这是我第一次进行刑事侦查，但我认为，任何一名出色的凶杀案侦探都会以此入手侦查案件：追溯受害者生前的最后脚步。我也是这样开始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这桩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比大金字塔的建造时间还早近1000年，但上述的追溯做法是切实可行的。这多亏了科学家，他们从受害者的消化系统里鉴别出了多层花粉，并识别出了花粉的不同来源，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奥兹生前最后12小时的行踪，而且推测结果的精确性远远大于通过任何猎犬搜索得来的结果。
奥兹生前远行的地方，是现今意大利北部的一片区域。这片区域原属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割让给意大利。然而，我去到那里时，所见之景让我怀疑没有人告知过当地居民他们居住地所属的国家已经变更了。那里的建筑风格、饮食特色、文化氛围、主要特征，甚至问候方式都是奥地利式的，这吓得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地图，确保自己没有越过国境线。
远足那天，一大清早我就出发了。很快我就知道，奥兹在他去世的那天，身体状态一定很好。我习惯了内华达山脉缓缓升高的山丘，但奥兹塔尔山不同，这里的山极为陡峭，突兀地刺向河谷上空，因此，即使奥兹选择的路线已经非常平缓，但由于山的走向，这条路也依旧纵横交错，急弯连连，蜿蜒通向高处的雪盖和迷雾。
调查人员已经证实，奥兹登上山顶后，还悠闲地享用了一顿午餐，之后不久才遇害。这么看来，他是一位比我优秀得多的气象学家。因为，当我到达顶峰时，雪花飘飘，浓雾弥漫，一团白茫茫中，山路若隐若现。我不得不费心思考，如何走完前方凶险的路，抵达奥兹的安息地，结束这麻烦的行程。正当此时，我发现了几名登山者（这还是当天我第一次遇到登山者），他们的脚上都结结实实地绑着冰爪。我们彼此都不太听得懂对方的话，但是，在他们对着我的网球鞋一番连比带画之后，我们确实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我以这身装备继续往前走，那么，奥兹的安息之地也可能就是我的安息之地。此时，我离案发现场不到400米，离家9700公里，我决定，针对这起案件，采访下调查过现场的考古学家就足够了。
这次失败的谋杀案现场之旅是本项目的一部分，这个庞大的、长达三年的项目催生了这本书。最初，项目是为了探寻人类那些伟大的“第一次”，但很快，项目内容就扩大了，包括了对相关人物的特写。对史前发现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想了解这些发现背后的人物。然而，大多数对史前时代的重建都完全忽略了个体的存在，只会说“人们”，而不说“某人”。
因此，我着手从人类深远的历史中，去寻找杰出人物。我采访了一百多位专家，读了几十本书和几百篇研究论文；网购了黑曜石，试着用它刮脸；实地参观了人类第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用燧石和黄铁矿生火；用一个古代弓的复制品射箭；把稀粥搅烂酿啤酒，并且差点就和奥兹在他的安息地会合了。
最终，我确定了17个远古时期的人，他们大多生活在人类还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这17个人，是学者们确定真实存在的人，他们的非凡举动或改变命运的行为是现代生活的基础。然后，我问了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从考古学家到工程师，从遗传学家到律师，从占星家到酿酒大师，我挨个儿地问，这些我们未知其名的人可能是谁，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他们出生在哪里，他们说什么语言（如果他们会说话！），他们穿什么，信仰什么，住在哪里，怎么死的，他们如何完成了自己的发现，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为什么重要。
当以几千年之遥的眼光来看历史时，我们会觉得文化、技术和进化的变革似乎是沿着一条平滑的路线进行的：石器逐渐让位于金属，毛皮逐渐让位于纺织品，采集浆果逐渐让位于栽培作物。这种渐变的表象，让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在看似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中，或者在极其缓慢的人类进化速度中，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这种渐变其实只是我们的一种幻觉，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技术发展，甚至人类进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时断时续，以个人为核心。比如，滚动的原木不会必然地转变成马车，相反，是有一个人发明了轮子和车轴，这被许多学者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机械发明；比如，有人使用了第一把弓箭，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武器系统。由于文字历史不完善，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些人的名字，但一个名字即一个细节，而现代科学目前能提供更多细节，可以揭示这些史前的天才的故事。
“天才”和“史前”这两个词并不经常一起出现，这“归功”于动画片和早期讽刺漫画造成的刻板印象，以及将工具和技术等同于智力的错误诱导。尽管“史前”本应只指有文字记录之前，但字典里给该词列出的第一个同义词是“原始”，这是个极为明确的暗示：生活在“历史的黎明之前”的人，是文盲、野蛮人、白痴，是住在黑暗洞穴里的兽，稀里糊涂地大嚼着猛犸象肉汉堡包。
但正如大多数刻板印象一样，我们稍微推敲一下，上述印象就会支离破碎。所谓的穴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根本不住在洞穴里），他们需要的知识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大规模粮食生产和职业专业化时代的人要广泛得多，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环境的全面了解。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会做这些事情：寻找、采集、狩猎、捕杀，以及制造他们吃的、住的或用的几乎所有东西。他们必须知道，哪些植物会致命，哪些植物会救命，哪些植物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生长；他们也必须知道动物的季节性迁徙模式。我采访过的学者说，没有证据表明古代历史上的天才比今天更少见，然而确实有一些证明表明，那时的天才比现在更常见。
史前时期曾有天才存在，这一论断让人觉得有争议，甚至感觉是种臆测，其实大可不必。
史前的人们与我们一样，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傻瓜、小丑、笨蛋、叛徒、懦夫、无赖和邪恶的、复仇型心理变态者（有几个后面我会讨论），同时，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像达·芬奇和牛顿一样的人物。这不是凭空猜测，相反，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可被证明的、可经查实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据就刷在法国的洞穴墙壁上，刻写在中东的黏土板上，显现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也埋葬在俄罗斯的车轮上。如果牛顿因发明微积分而受到赞誉，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发明数学的人呢？如果哥伦布因误打误撞踏上美洲大陆而闻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个比哥伦布还早16000年且真正发现了美洲大陆的人呢？还有，我们该如何看待，在哥伦布（意外地）发现新大陆的500年前，那个执意寻找并最终发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群岛的人呢？
所以，“史前”只意味着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没有被记录下来，仅此而已。他们生平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那些后来者，相反，他们更为辉煌夺目，至少在少数事件中。
这种认识本应早就成为常识了。现代科学已然消除了一些疑惑。
然而，直至现在，对这些远古个体的记录仍旧少得可怜，部分原因是关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早期考古学家发现了骸骨和工具，但还不足以说明其主人的人性、个性和动机。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科学对人类远古历史的解释，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多亏了获取和分析DNA的技术，古老的骨头开始讲述令人惊讶不已的新奇故事，关于那些在世界尚处于宜居边缘时的幸存者，关于瘟疫的起源，甚至关于服饰的发明。古语言学家重建了古代语言，以追溯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甚至某些发明的地理位置——其中也许就包括发明轮子的地方。
过去二十多年来，传统考古学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考古发现的数量激增，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作者们无一例外地在请求读者谅解（这也是我的请求），因为在作品写完等待出版的时间里，总有揭示性的发现出现。如今，写史前的事就像玩打地鼠游戏，才写完一个，又冒出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总有新的考古发现，还因为新的工具会被应用在原有的发现上。
最近的人类学研究甚至揭示了这些远古人的心态。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的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等学者的研究显示，数百种人类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就像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原住民和曼哈顿街上的银行家。布朗和其他学者对这种相似性进行探索，列出了一个详细的表，其内容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人类普遍性”，即每种文化都会展现的某一组揭示性的特征。
13世纪，当马可·波罗结束航行回到欧洲，他讲述了在泰国和缅甸的见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巴东族人（Padaung）和加央族人（Kayan）将脖子拉长的做法，震惊了当时的欧洲。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拉长脖子和西方的领结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产物，但它们都源于人类对个性化和身体装饰的普遍渴望。而如果马可·波罗发现了一种人人都不装饰自己的文化，那反而太奇怪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类学家发现过这种文化。身体装饰就是布朗等人类学家确立的数百种人类普遍性之一，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普遍性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可以洞见那些考古遗迹未能保存下来的远古文化。它们虽然不描述个人，但它们有助于描述人类何以为人类。
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了非常厉害的工具，可以细致分析久远的过去，但仍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有一次，我咨询了两位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问他们智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讲完整语言（full language）并像现代人一样思考的，他们给出的答案相差10万余年。我们的过去就是如此顽固、如此神秘莫测。
然而，有了现代工具的帮助，现在的学者在进行推断时，会更有理有据，因此，对远古人类历史上的非凡人物、杰出时刻和伟大创举的推断，会达到更复杂、更精确的程度。
很久以前，我时不时地会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奇特的第一次。我想我不是一个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尝试某种新的，尤其是特别奇怪的东西时，应该都冒出过这个想法。但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是后来的事情了，契机是我读到了一位古埃及医生的笔记，在那篇辛酸的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一位病人，那人的乳房里面长了肿瘤。历史学者认为，这是第一例有文献记载的癌症病例。在对肿瘤扩散进行了很长而详细的描述之后，那位古埃及医生简单地补充了几个字：“没有治疗方法。”
这种具体性——这位古老的女性遭受着这种古老疾病的折磨，让我找到了一丝感动。具体性、个体性，是我觉得在对古代“人”的典型描述中极为缺乏的东西。于是，我打定主意，不仅要寻找人类的那原始的第一次，还要了解那些成功实现创举的个人。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讲述了这些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创举为何重要。
你，我，以及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真正理解极为漫长的时间。在我们的感知里，2万年和3万年或30万年之间仿佛并无差别，仅仅都只是“很久以前”。这些信息太过脱离实际、过于抽象，对我们的理解来说，最终毫无用处。这和天文学家在讨论宇宙的浩瀚或白矮星的质量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的头脑生来不是用于处理这种层级的抽象的问题，当面对这些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时，我的倾向是使用诸如“非常大”“非常远”“非常非常久以前”之类的词，然后迅速接着写下文。
当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用庞大的数字表示的年代虽然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些差别有着巨大的意义。例如，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智人与尼安德特人
的生活地域曾有重叠的部分。而人类所有的书面历史也就是这么长时间。人们普遍有个坚定的信念，是聪明的智人碾压了尼安德特人，将他们赶下了历史舞台。然而，正确地评估下1000年和5000年的差别，会使我们的这一信念动摇，让其变得相当复杂。反过来，这也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惯常做法，我们一直忽视了自己祖先的近亲的智力。
如果我们要了解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了解人类进化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感受这些庞大数字之间的差异。因此，我想了一些辅助办法。曾经，我考虑过把美元符号放在年份数字之前，例如，1000年变成1000美元，以此试图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实体化。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更为常见的方法：时钟倒计时（除了前两章，这两章发生在人类进化之前很久）。如果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进化以来的30万年历史视为1天的24小时，那么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于午夜前半小时。这样一来，剩余的23个半小时，就是“史前时代”，一个约15亿无名无姓的人的“家”。
针对大数字问题，在写作中，除了绝对必要的时候，我都避免引用大数字表明年份，我更愿意描述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但有些时候，讨论难以理解的大数字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情况下，时钟倒计时的方法可能会帮助你（就像它帮助我一样）思考金钱、时间线，甚至是小时，而不是年份。